主要创新与局限分析

理论上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从马克思关于人的实践理论、劳动异化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社会机体整体联系和生命发育发展原理的抽象概括）三个层次的有机统一来把握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当作生命有机体，对它的发生机理和发育发展原理分三个层次把握。一是基于实践人本主义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实质上是对生产力生成的最本质把握，也是对人和社会的生成发育的最本质把握。当然，人类社会作为有机体，整个机体的各个主要环节都是处于相互决定的关系之中，生产力的生成虽然具有最根本的意义，同时也是受到多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的。人类社会作为生命机体，是潜在地具有类本质的全体个人的集合，个人是机体的细胞，人类的理性进步和个性发展是机体发育的内在要求。机体的发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人依赖人的阶段、人与人关系表现为物物关系阶段、人的个性自由全面发展阶段。这种三阶段论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原理和一般趋势。人作为个人与社会的统一，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通过劳动实践自我创造出来的，到生产力高度发展、人们充分占有自己的本质力量，人才符合类本质，才与人的定义相符。在此之前，就社会关系应该符合人的类本质而言，人始终处于自然状态或异化状态，始终处于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原始时期人的自然状态仅仅是形式上合乎人的类本质，因为人类还几乎没有显示并占有自身的本质力量。因此，对于人类社会的整个“史前时期”，人的异化是历史进步的内在要求，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看，异化和异化的消除都是通过知识进步和生产力发展来实现的。二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这是基于劳动异化理论来分析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解剖了英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典型对象，深度分析了劳动的异化与消除，这是劳动异化理论的科学化。三是人类社会作为具体整体的内在关系。它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个环节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但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居于支配地位。它需要结合第一、第二层次来说明，不能把这种“唯物史观”抽象化教条化。在第二、第三层次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通过历史分析和借鉴资本主义的“人体解剖”，提出了五阶段发展理论。五阶段论以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为主线，将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具体化。这种具体化是从英国等西欧国家的特定历史出发，必须联系具体对象来考察其历史发展，不能把它教条化或一般化，必须结合第一层次把握各国的具体的历史进程和特征。这是因为，这种“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不能当作“一般历史哲学”，不能把各个阶段看作一种一般的历史必然性。^[4]依照三个层次相统一的理论逻辑，中国确立无产阶级政权之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阶段是不能取消也不能跳过的；资本居于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则是可以跳过的。

其二，依照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根据基本原理与方法论思想相统一的原则，从三个层次的统一来把握马克思的思想方法。依照我们的理解，在马克思思想方法中，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唯物辩证法）除了恩格斯及传统教科书所强调的历史发展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外，还包含基于实践人本主义的一般分析方法和剖析特定典型对象的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前者要求以客观存在为前提、对象和材料，从实践的现实的人出发，通过考察人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实践活动来把握人类的认识进程和实践进程。不是存在决定思维，也不是思维决定存在，而是主客体的矛盾运动决定认识和实践的动力与水平，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对人和社会的生成起决定作用。后者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化、实证化和科学化，也是劳动异化理论的科学化。它要求把特定对象看成生命有机体，要求基于“概念即对象”的原则摈弃僵化的抽象概念；要求在从具体到抽象的认识的基础上，用抽象力设置具体的理论分析条件，依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原则剖析特定对象的内在生命机理或结构，使一般、本质和现象展开为多层次多环节的有机联系的特定知识体系。在这三个层次中，历史发展辩证法主要运用于现象层面的分析，或运用于从具体到抽象的思维行程，或运用于将基本原理落实为不同历史条件的具体分析。基于实践人本主义的一般分析方法，则是作为原则渗透在其他两个层面。而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可以说是把握典型的最基本的方法，它在《资本论》中可用下图表示：

这里的研究对象即实验对象是19世纪中期英国的典型资本主义生产。价值规律是那时英国生产的特殊规律的一般形式，纯粹的价值规律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理想化的抽象人本主义理解。“普遍化的简单商品生产”是揭示纯粹价值规律所必要的实验条件。这种实验条件首先是对发达资本主义生产的科学抽象，它把市场主体抽象为自然人，把自然人看成市场主体的符号，这样就暂时舍象掉了市场主体内部的生产关系和市场主体之间的生产条件差异，将价值规律限于简单流通领域加以阐明。价值规律依照辩证法转化为剩余价值规律和生产价格规律，这种转化不是抽象的逻辑展开，而是随着实验条件的转变而转变，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生命机理由一般、本质而现象的多层次说明，是发达资本主义生产在精神上再现出来的系统知识。依照其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资本论》一方面继承了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人本主义说明，另一方面批判了将基于价值规律的“市民社会”理想化、永恒化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和与此相关的空想社会主义。

其三，发掘了马克思的“过渡时期”的思想，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最重要的经典理论依据。马克思基于其思想方法，通过对发达资本主义生产的解剖，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和未来社会生活的一般原则。《哥达纲领批判》除了论述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分配原则外，还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思想。这种思想在1844年《手稿》《共产党宣言》等文献中也有体现。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指出：“共产主义是扬弃了的私有财产的积极表现，起先它是作为普遍的私有财产出现的”“共产主义是从私有财产的普遍性来看私有财产关系，因而共产主义在它的最初的形式中不过是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和完成。”^[5]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正像现实生活是人的不再以私有财产的扬弃即共产主义为中介的积极的现实一样。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说来是必然的环节。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但是，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式。”^[6]这里作为“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的“共产主义”正是就单纯的财产“公有”而言的。在马克思看来，即便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条件下，单纯的生产资料的“公有”还不是严格意义的理想社会，因为这还不是人的“积极的现实”或“实际实现”。这与《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过渡时期”思想相一致。《共产党宣言》指出：建立国家工厂、国家银行等措施“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和没有效率的”，它只是“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手段”，而真正的社会主义“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7]这里也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跟共产主义社会区别开来。

这种“过渡时期”思想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息息相通的，它们具有某种内在的逻辑联系，这是因为，它明确表明“苏联模式”只是导向社会主义的手段。在马克思看来，“过渡时期”实行的生产资料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和集体主义劳动原则，这仅仅是导向严格意义的社会主义的手段，它作为“普遍私有制”还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尽管它们对于打碎旧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甚至明确认为，不以生产力足够发达和某种程度上的个人自由发展为前提的公有制，作为普遍私有制，它体现的是粗陋的共产主义即原始共产主义。他在有些场合还认为，即便是按劳分配，也还不体现社会主义性质，而是具有资本主义的法权色彩。尽管如此，这些在“过渡时期”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又是必要的过渡性制度安排。可见，苏联模式下的体制机制跟社会主义性质没有直接关系。除了这种“过渡时期”思想，马克思关于如何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资本论》第一版“序言”等，都可以看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经典依据。结合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的基本原理和经典著作的论述，通过对“二战”后资本主义非典型化发展的考察，这里论证了落后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提出，后发国家无产阶级稳固政权后，有必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在一定限度内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但要对资本进行节制，防止它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统治力量。

主要局限是，由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及其思想方法的内容极为丰富，而本书重在运用它们对中国道路、中国实践进行理论的论证，因而无法对马克思这方面思想充分展开来阐述。因此，必然存在堆积材料之嫌。除了注明的文献出处外，事实上第二章的不少内容大段引用马克思原著的地方很多，只是在逻辑上进行了必要的梳理，并简单进行了通俗化处理。至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思想方法与中国道路、中国实践的关系，是一次初步的理论探索，更多地期待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有些论证需要进一步深入。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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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61.

[2]在马克思看来，企业股份化、股份社会化，便意味着这种社会已经不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扬弃阶段，也就是资本主义向未来社会的过渡阶段。一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处于最初级的阶段，另一方面，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又是处于向未来社会的过渡阶段，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两者的区别存在不少模糊之处。

[3]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2）.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268－269，430－452.

[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78－79.

[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93.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490－4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