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产业地理政治对华贸易政策的未来趋势分析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始于民间产业“深水潭里的激荡”。美国的代议民主制又决定了国会议员必然关注其所在州、选区的产业利益，并推动国会采取立法或非立法行动维护产业利益。国会又通过宪法赋予的分享与制衡权来敦促总统为首的行政部门积极回应产业的贸易政策诉求。因此，在对华贸易政策制定上，一切按照美国从民间产业到国会再到行政部门的国内政治逻辑行事。例如人民币自金融危机爆发到2015年年底一直都在升值，而且升值的幅度较大，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认为人民币估值趋于合理。但美国钢铁产业利益集团及其国会代言人却罔顾这一客观事实，仍旧指责中国政府“有意压低人民币汇率”，为中国出口商谋取相对他国的竞争优势，要求政府对华施压。2016年年初，中国资本市场出现罕见动荡，大量资金从中国流入美国资本市场，一度引发人民币兑美元大跌。我国积极采取措施稳定金融市场，以安抚市场对人民币继续下跌的恐慌情绪。美国钢铁业及其政治代言人却无视这一事实，竟然指责中国政府是在“有意压低人民币汇率以促进过剩产能的出口”。

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制造业与中国制造业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矛盾，表现为昔日的制造业霸主“护霸”与制造业崛起者“挑战”之间的矛盾。面对中国制造业的崛起，美国制造业利益集团一方面敦促政府实施“再工业化”战略重振颓势，另一方面通过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对冲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为达到阻止或减少中国制造品进入美国市场的目的，美国制造业（主要是以钢铁为主的传统制造业）利益集团及其政治代言人近乎不择手段。除了对议员和官员进行名目繁多的直接或间接、单独或结盟游说外，他们还利用中美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上的差异攻击中国的经济政策和发展模式。例如，他们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政府采取各种形式“补贴”国内企业和鼓励出口“倾销”的政策，包括扶持钢铁、汽车、新能源等行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对人民币汇率实施有效管理的汇率政策，以税收减免等方式奖励出口的贸易政策，等等。他们还认为中国实际上采取的是一种“政策向国企倾斜”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和“奖出限入”的“新重商主义”经营模式。中国的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对美国制造业造成了“不公平的竞争”环境，美国“完全有理由”对中国向美“倾销”受到“补贴”的产品实施“双反”调查。此外，美国制造业利益集团还利用中国目前所处“非市场经济”地位、人民币汇率近期波动较大及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等困难或弱点向中国制造业发难。表现为依照中国所处的“非市场经济”地位对中国输美产品征收“反补贴税”、近乎随意地选择“第三国”作为判断中国产品是否构成倾销的比照国、将中国制造业在转型时期出现的“过剩产能”问题作为中国对外“倾销”的口实、以人民币汇率尚未完全自由浮动为原因指责中国政府“有意操控人民币汇率”、借口中国“尚未完全履行当初的入世承诺”拒不在过渡期结束后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等。上述美国制造业利益集团对中国制度、政策或发展模式的意识形态偏见与歧视成了美国对华贸易保护主义的制度与文化根源，并必然导致其夸大事实、罔顾现实、扭曲真相甚至对中国蛮横无理的现象。

当前美国经济正处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最好的时期。在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除印度外）都陷入低迷或增长放缓的背景下，美国经济开始显现出比较明朗的复苏势头，表现为失业率大幅下降，资本市场资金充裕。但这依然难掩美国各地区、产业间的经济发展及收入分配的不平衡。美国东北部老工业区（铁锈带）的经济依然没有实质性的改善，南部与西部新兴产业也面临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激烈竞争。更兼2016年是美国大选年，为了获得东北部人口稠密地区众多蓝领工人及企业主的选票，两党候选人和两院议员竞相在贸易问题上攻击中国。

不仅如此，自奥巴马政府实施“重返亚太”战略以来，美国战略精英层将对华经贸纳入美国遏制中国快速崛起的战略，经济问题政治化、安全化的态势越来越明显，表现为奥巴马上台后大力推进将中国排除在外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对中企收购美国公司的投资频频发起安全审查，等等。

在此背景下，未来美国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将呈现三大趋势：

一是升级、蔓延的趋势。升级是指贸易保护从产业链低端向中、高端升级，即从传统制造业（如纺织、钢铁等）向高科技产业（如光伏、电信等）升级。美国对华贸易壁垒将越来越隐蔽，借助汇率制度、知识产权保护等形式向新兴产业和高端制造领域升级。蔓延是指对华贸易保护从东北部“铁锈带”向南部“阳光带”和西部高科技产业带延伸。

二是分化的趋势，指美国不同地区在对华贸易上主张对华自由贸易与主张对华贸易保护的声音都在增加，导致同一个地区、州在对华贸易政策态度上出现分化的趋势。随着美国各州对华出口越来越多，美国各地区、州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度增加以及中企向美国投资的扩大，美国主张维持中美贸易平稳发展的州、选区也在增多，这种趋势与美国对华贸易保护增加的趋势并行不悖，从而使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分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表现在同一州、地区内不同产业既有支持对华贸易的，又有主张对华贸易保护的。虽然东北部总体上仍然是对华贸易保护的重镇或大本营，但随着中国逐渐减少对该地区的出口、该地区对华出口增加，以及中国在该地区的投资增加，该地区浓厚的对华贸易保护情绪可能会逐渐减淡。再如美国西部、南部地区目前虽然在对华贸易上大体持自由贸易的态度，但正如2012年美国太阳能世界制造公司诉中国光伏产品“倾销”和“补贴”案（西部的俄勒冈、加利福尼亚两州成为该案起诉方的主要公司所在地）、2016年美国钢铁公司诉中国钢企“窃取知识产权”案所显示的那样（亚拉巴马、得克萨斯两州众多议员支持该案），这些地区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情绪将随着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攀升而增加。(www.xing528.com)

三是流动的趋势，指美国不同州、选区的产业对华贸易政策态度将与时俱变。以前赞成对华自由贸易的州可能会转向对华贸易保护，反之亦然。世界经济及国际贸易制度的变化、中美贸易态势的改变、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持续进行等因素，将推动美国地区、州对华贸易政策偏好的变化。例如北卡罗来纳州，随着世界纺织品配额的落幕及纺织业的转型，中国近几年连续成为该州的第一大出口市场，中企对当地的投资增加，北卡罗来纳州对华贸易的态度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上述三种趋势相互交织，将使美国产业地理政治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影响呈现出更加复杂的态势。未来美国各产业在涉及自己切身利益的贸易政策议题上，依然会采取结盟游说来拓展地理支持范围，大力推动有利于己的对华贸易政策议程，而对其他贸易政策议题则漠不关心，除非影响到自己的既得利益。

具体来讲，分布在地广人稀的中西部农业在对华贸易上一直具有比较优势，其利益集团将利用农业对参议院和农业部的巨大影响力，继续游说国会和政府在扩大对华农产品出口议题上对中国施压。与此同时，面对中国农产品对美出口逐渐增加的趋势，农业利益集团将继续游说政府充分利用技术标准、评定程序、产品检疫制度、包装和标签要求等名目繁多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来阻止我国水产品、畜产品、禽产品等动物源性农产品及茶叶、蔬菜、水果等植物性和加工产品进入美国市场，达到限制进口、保护本国农业市场的目的。

分布在美国东部的制造业（以东北部为主要基地）随着美国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其对华比较优势自中国入世后不复存在。但制造业利益集团不愿承受产业转型带来的痛苦，千方百计地利用自己地理分布集中、劳工人数多（选票多）、行业间基于相同命运的团结等优势来影响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除纺织、服装等少数“夕阳产业”基本完成转型外，钢铁、汽车零部件、造纸等传统制造业将继续紧盯中美贸易不平衡、人民币汇率、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等问题，相互结盟，共同游说国会和政府对中国输美制造品采取“特保”、“双反”、“337条款调查”等“贸易救济”措施，以保护美国市场。

主要分布在美国东北部和西部的出版、电影、录音、软件、半导体等知识密集型产业一直关注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准入问题。它们将继续利用自己地理分布既集中又广泛的产业地理政治优势，通过跨行业结盟的利益集团IIPA和美国商会对府会游说，促使中国政府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力度，进一步开放中国市场。

分布在西部、东部和南部的计算机软件、飞机制造、电信设备、生物制药等高科技产业虽然地理位置分散，但其产业经营地跨越十多个州，又代表美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优势，因而对参议院和政府的政治影响力较大。未来高科技产业除了一如既往地关注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外，还将越来越关注中国的反垄断执法、政府采购、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等议题。它们将继续游说美国政府通过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商贸联委会等机制向中国表达其重大关切，加强对中国履行WTO承诺的监督，推进中美双边投资协定早日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