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知识产权问题，其他一切都是可以协商的。
——美国前商务部部长古铁雷斯
知识密集型产业在美国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美国经济的支柱产业，是美国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也是美国经济中增长最快的部门之一。美国电影协会主席瓦伦蒂（Jack Valenti）曾说：“知识产权是美国最有价值的出口物，也是全世界最需要的美国产品。”[1]2006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指出，知识财产占美国企业全部价值的1/3以上，知识产业占美国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0%，容纳就业人数高达1800万。[2](www.xing528.com)
知识产权无疑是中国加入WTO承诺履行中最受美国批评的一个议题，不仅美国国会、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而且连基本肯定中国改革开放的美国商界，也把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列为中国落实WTO承诺最大的不足。绝大多数美国在华企业把知识产权保护作为中国履行加入WTO承诺的最大关切。知识产权也是历次中美商贸联委会讨论的核心议题。[3]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一直沿着“双轨”演进。美国除了借口“公平贸易”对国内进口竞争型产业进行保护外，还打着“自由贸易”旗号推动中国市场对美国知识产权产业开放或进一步开放。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在知识产权与市场准入问题上对中国紧盯不放，施压不断。知识产权保护及与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市场准入问题成为长期以来干扰中美贸易发展的问题。迄今为止，学界对美国对华知识产权问题的研究大多是从政府层面探究美国对华知识产权政策，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华“特别301条款”调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华启动“337条款”调查。也有少数学者从利益集团政治的角度探讨美国对华知识产权政策的国内动因，[4]但缺少从产业地理政治学的角度考察美国对华知识产权政策。如同美国对华贸易保护政策是国内相关产业基于其经济地理对政治结构施压的产物一样，美国在知识产权、市场准入问题上对华贸易政策的根本动力是美国国内相关产业的产业地理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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