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产业地理政治变化是金融危机后美国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的深层次原因。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经济触底反弹后高速增长，而去杠杆化的美国经济则呈现投资减少、失业率高企、复苏乏力的态势，从而使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不仅美国东北部、东南部、中西部五大湖区的传统制造业受到中美贸易的冲击，西部先进的制造业（如俄勒冈州的太阳能制造）、中西部的农业（如玉米、水果种植业）也感受到来自中国的进口激增的威胁。除服务业外，几乎所有产业都认为中国的“不公平贸易实践”是导致美中贸易不平衡扩大的重要原因，由此导致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情绪由危机前的美国东部、中西部五大湖区扩散到西部和南部。危机前，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重镇位于美国东部的一些制造州，如东南部的南卡罗来纳和北罗来纳卡州及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密歇根、印第安纳等州。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情绪扩散到美国南部和西部。如在轮胎“特保”案中，来自美国东部、南部和中西部的15个轮胎生产州的两院议员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和行政部门施压，要求后者同意“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提出的“贸易救济请求”。这15个州遍及美国东部（7个州）、南部（3个州）和中西部（6个州）。[13]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长期支持对华自由贸易的西部俄勒冈州也加入了反人民币汇率政策的行列。该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罗恩·怀登责问盖特纳，什么时候“停止慢步舞”而采取对华更有力的行动。[14]从要求贸易保护的产业范围来看，不仅传统制造业要求贸易保护，而且一些农业和服务业的利益集团也加入要求对华贸易保护的行列。如加入“公平汇率联盟”的除了像“美国模具协会”、“全国纺织团体协会”、“全国制造业协会”之类的制造业利益集团外，“美国玉米种植者协会”、“美国棉商协会”、“美国通信职工联合会”等农业和服务业的利益集团也加入反人民币汇率的行列。这使中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几乎遭到来自美国三大产业的共同压力。
其二，从经济增长带来的后果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期的经济增长并未给所有美国人带来实惠，公司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断提高，而雇员所得的比重却在萎缩，收入差距扩大和社会不平等现象日益显著，[15]这使得对贸易自由化政策的支持基础有所削弱，公众开始质疑贸易自由化的有利性和正当性。近3/4的美国人认为，“自由贸易协定”已给他们的家庭带来负面影响。多数选民反对自由贸易协定。支持共和党的选民中有超过一半赞同“对外贸易没有给美国经济带来好处”。[16]由劳工、环保、人权、制造商等利益集团组成的“公民贸易运动”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美国公众对自由贸易的反对。正是普通民众对经济全球化的幻灭才产生了美国对华贸易保护主义。
其三，从危机发生后的政治氛围来看，上述美国公众对贸易现状的不满必然反应到政治选举和对华贸易政策制定上。2008年的选举反映出美国公众对贸易改革的强烈需求。在2008年选举中，总统及国会两院候选人在竞选中响应民粹主义情绪，均对“失败的现状”表示不满，并表示竞选成功后寻求新的贸易政策。通过此次选举，新当选的42名参议员和众议员承诺挑战过去的贸易模式。他们加入20多位在2006年国会中期选举中获胜、主张公平贸易的议员的队伍，从而使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和中国贸易政策的议员的人数达到72位。[17]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贸易政策取向始终具有鲜明的党派性，不同政党对政府或国会的控制权直接影响美国贸易政策的性质和具体措施。[18]2008年选举后，以劳工为群众基础、在意识形态上倾向贸易保护、打着“变革”旗号上台的民主党人利用自己重新执掌国会的有利条件，在国会推进满足劳工和制造商利益的贸易政策议程，要求奥巴马政府改变小布什政府在对华贸易政策上的软弱立场。如在111届国会第二会期内，民主党议员在人民币汇率、中国进口产品安全、振兴美国制造业等方面提出了约30项直接或间接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的议案。[19]在对华轮胎“特保”案中，多名民主党议员通过出席听证会、发表声明、写联名信等方式表达对USW的支持，敦促ITC和总统依据美国贸易法的“特保”条款限制中国轮胎进口。[20](www.xing528.com)
其四，从知识界精英对外贸政策的态度来看，金融危机后美国知识界多数精英对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涌动保持沉默，少数精英则鼓动政府对华强硬，从而在美对华贸易保护主义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自二战以来，自由贸易精神一直主导着美国外贸政策的基本方向。虽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不时涌现贸易保护的浪潮，但始终改变不了美国对外奉行自由贸易政策的总体方向，原因之一在于知识界精英对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冲动的抵制。例如，2007年8月2日，就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通过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议案后，1028名美国经济学家联名致信美国国会，强烈要求美国国会议员遵循自由贸易精神，抵制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倾向。[21]然而，金融危机爆发后，大多数经济学家对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汹汹之势选择沉默，少数著名经济学家如克鲁格曼、博格斯滕等则加入美国对华贸易保护的阵营。在攻击人民币汇率的美国学者中，最出名的有两人。一个是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滕。伯格斯滕宣称，人民币兑美元币值被低估了40%，因此，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制裁政策不能被认为是保护主义措施，而是“反保护主义”措施。[22]另一个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克鲁格曼。克鲁格曼就人民币汇率发表过三篇评论文章，指责中国的汇率制度是“掠夺性的减少美国工作机会”，将全球经济危机归罪于中国，支持政府开展贸易战。[23]他曾公开宣称，外国“有意”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就是因为中国拒绝人民币升值，如果中国不更改相关政策，更多保护主义措施也是“理所应当”的。这些知名学者的观点和主张为美国制造商、工会和议员大肆攻击人民币汇率政策提供了“正当”的理论基础。
其五，金融危机成为此轮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的导火线。在美国人眼中，制造业一直都是国家经济和安全的基础。制造业在美国创造的工作岗位是其他行业的4倍，并且其工作收入和福利远远超过服务业和其他部门的工人。[24]然而，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使美国以金融、房地产为代表的虚拟经济遭受重创，而且也拖累了在全球化时代产业结构调整中本已衰落的汽车、钢铁等代表实体经济的制造业。例如，金融危机导致全球钢铁需求量下降，美国钢铁企业的经营状况日益恶化，钢材销售的价格不断走低，进入破产保护的钢铁企业日益增多。[25]持续低迷的经济、居高不下的失业率触发了美国限制国外产品进入本国市场的贸易保护主义冲动。在这种背景下，对美贸易存在大量顺差的中国成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靶标。在全球化进程中本已式微的美国制造业被重新重视。而美国要重振制造业，少不了要与“世界工厂”的中国展开竞争，于是，对华贸易保护成了美国夺回或重新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
最后，危机发生前，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已导致美国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疑虑，而金融危机则进一步缩小了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实力差距，这势必导致美国采取一切手段加强对中国的战略牵制与防范。如利用中国的中美贸易不平衡等经贸问题对中国施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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