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纺织品配额上的结盟游说：20世纪80年代的情况

中美纺织品贸易从20世纪70年代初两国关系解冻开始。1972—1978年，由于享受不到最惠国待遇，中国对美国纺织品出口增长缓慢。1979年，中美签署双边贸易关系协定，中国输美纺织品开始享有最惠国待遇，关税的降低使中美纺织品贸易进入了快速增长期。1979年，中国向美国出口纺织品服装5.5亿美元。1980年达到10.4亿美元，1981年为18.3亿美元，1982年为22.2亿美元。1981年比1980年增长了73%，在1982年中国成为美国第四大纺织品进口来源国。^[4]中国纺织品对美国出口大增使分布在美国东南部的纺织业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在纺织业的游说下，来自纺织业基地的南卡罗来纳州、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斯特罗姆·瑟蒙德（Strom Thurmond）与杰西·赫尔姆斯等人强烈要求美国政府对中国纺织品进入美国市场加以严格限制。^[5]1983年年初，美国政府单方面对中国纺织品实行限额，中国政府则通过停止批准从美国进口农产品进行报复，这导致来自美国中西部农业州的议员的不满，他们反过来对美国政府施压。中美经过多轮谈判于1983年7月就中国纺织品对美进口限额达成了新的协议，但美国纺织业仍然不满，来自纺织业选区的议员分别于1985年、1988年、1990年三次向国会提出了减少纺织品进口配额的议案。

1985年，参议员瑟蒙德和霍林斯在提案过程中，为了争取到参议院至少60张支持票，纺织业先与分布在东北部人口众多、劳工势力强大的服装业结盟，对国会进行游说。两者的政治结合使其在参、众两院特别是在众议院获得了来自东北部的纽约、新泽西、马里兰、康涅狄格等老工业基地（服装州）的大量支持票。^[6]当时，反保护主义联盟的一方主要是零售业和出口产业。对出口的依赖使农业成了零售业天然的盟友。通过与支持自由贸易的农业州（盛产小麦、大豆和玉米的州）结盟，零售业获得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盟友。^[7]但是，这两个产业的成员分散，在地理上跨越众多的选区和州，缺乏像纺织业那样的地区集中特色，因此它们不得不寻求更多的政治支持。巧合的是，当时两院分管外贸的委员会、小组委员会主席的职位都是由主张自由贸易的议员担任的，这增加了零售业与农业联盟在国会的政治力量。在参议院，来自波音公司总部所在地华盛顿州的参议员埃文斯（Dan Evans）和来自耐克公司总部所在地俄勒冈州的参议员帕克伍德（Packwood）成了反保护主义联盟的旗手。在众议院，筹款委员会贸易小组委员会主席丹·罗森考斯基（Dan Rostenkowski）与筹款委员会主席萨姆·吉本斯（Sam Gibbons）也来自主张自由贸易的选区，他们成了反贸易保护主义联盟强有力的支持者。面对自由贸易联盟的阻击，纺织业不断扩大产业结盟对象，在确保纺织—服装同盟轴心的前提下，继续寻求国内生产鞋袜的小企业和铜矿业的加盟。后者将缅因、密苏里、新墨西哥、尤他和亚利桑那州的议员带入贸易保护的行列。通过一番讨价还价，主张贸易自由的一些农业州最终作出了让步，纺织业终于赢得了国会两院对其贸易保护议案的多数支持。众议院以262票赞成、159票反对通过了纺织品配额的修正案，但是没有一个来自爱达荷、艾奥瓦、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北达科他、俄克拉何马和南达科他农业州的议员赞成。在其他农业州，如明尼苏达、印第安纳、伊利诺伊和蒙大拿，仅有36%的议员投赞成票。随后，参议院以60票赞成、40票反对通过了1985年纺织品议案。东南部纺织州、东北部和大湖区的绝大部分制造业州投了赞成票，西部和中西部的大多数农业州投了反对票。见图5-2：

图5-2　1985年参议院对纺织品配额议案的投票地理分布（按州）(www.xing528.com)

资料来源：Wendy J.Schiller，“Trade Politics in the American Congress：A Study of the Interaction of Political Geography and Interest Group Behavior”，Political Geography，Vol.18，1999，p.782.

然而戏剧性的是：尽管议案在两院通过，但却遭到里根总统的否决，反保护主义联盟在众议院争取到超过1/3的支持票使总统否决生效。

上述案例表明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纺织业在对华贸易政策游说上的一些特点：第一，纺织团体的游说呈间歇性，以纺织业为主的贸易保护联盟与反贸易保护联盟主要围绕1985年、1988年和1990年的三个纺织品配额议案在国会展开游说大战。第二，分布在东南部的南卡罗来纳和北卡罗来纳两州的纺织业充当了贸易保护的主力，并显示了其基于地理集中而在参议院享有的巨大政治力量。不仅如此，纺织业与东北部和中西部五大湖区的服装、制鞋、铜矿等产业的结盟，使其贸易保护的政策偏好获得了参、众两院大多数议员的支持。第三，除波音、耐克等少数跨国公司外，这一时期大多数跨国公司并没有卷入纺织品配额议案的游说大战中，这主要是因为美国来华直接投资的跨国公司比较少，且议题仅限于纺织品领域。随着20世纪90年代代表美国高科技产业的跨国公司游说高潮的到来，美国纺织业游说一度陷入低谷。^[8]然而，21世纪初，随着纺织品配额的取消，美国纺织业又掀起了新一波的游说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