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制造业产业利益集团和国会议员的施压之下，小布什政府针对中国输美产品频繁采取“特保”、反倾销、337条款调查、逼迫人民币升值等贸易保护政策。自中国入世以来，美国反倾销立案指控的中国产品涉及的范围广，包括纺织布料、办公设备、家用电器、食品、农产品、文具、小五金等近百种产品，在已经结案的产品种类中有80%左右被美国加征反倾销税，这个数字在美国对其他国家征反倾销税的数目和比例中排名第一。据统计，从2000年到2007年这8年间，中国成为被美国发起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美国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案高达59件，平均每年7件。2000—2004年，案件数目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平均每年有8件之多，到2005年，案件数目有所回落，后经过两年的时间，到2007年又猛增到13件。[30]这表明中国产品成为美国反倾销的头号目标（参见表4-7）。
表4-7 2002—2007年美国对华反倾销调查案件
资料来源：王孝松：《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决策机制和形成因素》，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2001—2007年，美国还对中国进口产品频繁发起“337条款”调查。[31]2007年，美国在全球发起的35起“337条款”调查中，中国占了19起，[32]中国成了美国该项调查的头号目标国。
此外，2002年到2008年，美国总共7次使用“特保措施”对中国产品进行调查。尽管ITC四次确认了中国出口产品对美国产业造成损害或损害威胁，并建议总统采取贸易救济措施来保护美国国内产业，但总统最终都拒绝了ITC提出的给予贸易救济的建议，没有对相关的中国产品给予任何贸易壁垒。[33](www.xing528.com)
总的来看，这段时期美国制造业的产业地理政治对美国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影响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在多个领域向中国发难。在给予中国PNTR后，受到大量中国廉价进口产品冲击的传统制造业围绕中美贸易不平衡、人民币汇率、中国产品质量安全、中国出口补贴和倾销等问题对国会施压，向ITC申诉，要求裁决机构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以制止所谓“中国不遵守市场规则”的“欺骗性贸易行为”。
（2）美国东部地区成为对华贸易保护主义的堡垒。自中国入世以来，分布在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以及东南部的钢铁、纺织、家具、造纸等制造业利益集团对政府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行业游说。美国东部地区不仅州的数量多，而且稠密的人口导致众议院选区密集。这使分布在这一地区的制造业有望在国会山获得众多两院议员的支持。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前，分布在上述地区的制造业利益集团（如全国纺织协会、美国家具协会、全国制造商联盟等）将矛头对准中国，通过政治捐款、发表行业报告、媒体造势、草根游说、出席国会听证会、雇说客等手段鼓动政府对华实施贸易保护政策。
（3）通过结盟游说增加施压力度。为了最大限度地对国会和裁决机构施压，美国制造业采取了多种形式的结盟游说手段：其一，制造业中单一行业内数个利益集团之间基于共同的对华贸易政策立场而采取的政治联合行动。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前，代表美国钢铁业制造商利益的“钢铁制造商协会”（SMA）、“美国钢铁学会”（AISI）、“管道进口委员会”（CPTI）、“北美特种钢铁工业协会”（SSINA）四个团体，共同请卫理律师事务所的国际贸易顾问阿兰H.普里斯（Alan H.Price）、斯科特·兰西（D.Scott Nance）等人撰写《中国综合症：补贴和政府干预是如何打造世界最大的钢铁工业》的行业报告，建议美国政府依据国内法对中国进口钢铁征收反补贴、反倾销税。[34]2008年11月19日，上述四个团体与主要代表钢铁产业工人利益的“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USW）共同敦促美国政府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做法”采取强硬措施。[35]其二，制造业内不同行业间的结盟。2003年以来，包括美国纺织、家具、钢铁、造纸、汽车零部件、弹簧等行业的业主和工人联合起来，共同向政府游说。制造业内不同行业的结盟活动主要是通过“全国制造商协会”（NAM）、“美国制造业联盟”（AAM）、“美国制造商贸易行动联盟”（AMTAC）等跨行业的协会组织对国会和政府开展统一游说。如AMTAC在2005年2月出席“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听证会作证，要求美国政府对中国输美纺织品实施“特保”。其三，制造业与其他产业和非产业间的结盟。除产业内的结盟游说外，制造业的各个行业的游说团体还围绕人民币汇率、振兴美国制造、重新评估美国签署的外贸协定等议题与其他产业和非产业性的利益集团开展结盟游说。如，“公民贸易运动”（CTC）不仅有制造业利益集团参加，还有诸如“地球之友”、“劳工人权”等的环保和人权组织参加。[36]
（4）纺织业成为制造业对华贸易的急先锋。金融危机发生前，美国纺织业充当了对华贸易保护的主打产业。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纺织业一直反对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MFN）。在中国加入WTO和《全球纺织品与服装协定》生效后，美国纺织业利益集团的对华贸易保护游说活动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力度增加。如，“全国纺织团体协会”（NCTO）在“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上大肆渲染“中国正在通过其低价倾销政策获得在全球纺织品和服装市场上的垄断地位，这种垄断地位将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相关行业造成严重威胁，并建议政府应联合欧盟、加拿大采取特保措施以防止中国的垄断地位的形成”。[37]美国纺织业的游说在2005年达到了高潮，其标志是这一年美国商务部宣布对原产于中国的三种纺织品单方面设限，导致中美两国通过七轮谈判才得以解决，解决结果当然有利于美国纺织业。
（5）反制贸易保护的力量减弱。在国会批准给予中国PNTR后，美国制造业内部分裂成支持对华贸易的大企业和反对对华贸易的小企业。前者在海外（包括中国市场）进行大量生产和投资，认为PNTR投票通过使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因而缺少了像在20世纪90年代MFN和PNTR上积极游说反对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动力。后者的生产地主要在美国国内，在20世纪90年代大多支持给予中国MFN，但进入后PNTR时代，由于其受到了中国大量廉价进口产品的冲击，使得不同制造行业的生产商之间及劳资双方之间结成限制对华贸易的联盟，它们在游说动力、组织规模上均超过了大企业。例如，2006年6月，全国制造商协会（NAM）内部的国内小型制造商与在全球特别是在中国生产的大型跨国公司之间在对华贸易政策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大。前者强烈支持加利福尼亚共和党众议员邓肯·亨特（Duncan Hunter）和俄亥俄州民主党议员蒂姆·瑞安（Tim Ryan）提出的H.R.1498议案。后者则强烈反对。然而，NAM围绕是否支持亨特-瑞安决议案的最终投票结果是75票赞成、46票反对、5票弃权，国内小型制造商获胜。大多数投反对票的是大型跨国公司。[38]制造业内部的分裂及跨国公司游说力度的减弱使美国传统制造业的贸易保护主义诉求多次得到国会和政府的关注和支持，从而使零售商的反制性游说显得软弱无力。例如，当2003年美国家具制造商协会向ITC针对中国家具提起申诉时，美国的另一个利益集团——美国家具零售商联合会（FRA）也开始进行反诉讼。代表生产者的美国制造商协会和代表零售商的FRA都极力说服ITC作出对其有利的裁定，但FRA毕竟是一个成立不久的组织，所以在这场斗争中，制造商协会占了上风。2004年1月，ITC作出了中国家具厂商的行为已经构成倾销的初步裁定。[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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