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之后，中国实施了更加开放、自由的经济政策。这一政策让中国的经济很快摆脱了不景气状态，开始可持续的增长。1993—1994年年均12%～13%的增长率刺激了美国商界对中国的投资和贸易，也加强了美国商界对中国市场重要性的感知。[43]1990年，当对华MFN问题首次出现时，美国对华贸易相当有限，主要集中在农业、高端制造（如飞机、电信）等少数产业。但到1994年，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增加了两倍多，年均为380亿美元。虽然对华出口不如对华进口，但对华出口自1990年以来也有了很大的增长。而且更多的双边合作前景及中国国内重大的基础设施改善使未来出现爆炸性的市场增长成为了可能。因此，像波音、克莱斯勒、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之类的大型公司都计划在中国市场扩展业务。然而，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为是否继续无条件给予中国MFN地位蒙上了阴影。得到人权、宗教、武器出口控制、少数受中美贸易冲击产业的利益集团支持的议员向克林顿政府施压，如果政府的政策不能令他们满意，他们将坚持利用年度审查MFN的机会来影响中国的行为。然而，最大的变数来自行政部门。克林顿在1992年总统竞选中批评布什总统对中国软弱，暗示他若上台，则将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克林顿于1993年6月延长给予中国MFN，但是他坚持将人权改善作为给予中国MFN的一个先决条件。克林顿说：“我正在签署行政命令……将给予中国的MFN延长12个月。然而，我是否明年再延长MFN，将取决于中国是否在改善其人权纪录方面取得重大进步……我打算集中全力支持中国的人权改善。”[44]
布什在任时期一再抵制民主党国会在给予中国的MFN上附加任何条件的行为，而克林顿的“挂钩”政策实际上与国会给MFN施加条件的做法没有多大差别，基本上属于可能造成对华贸易中断的强硬态度。府会在有条件给予中国MFN政策立场上的合流将商界在华利益置于危险境地，受到严重影响的主要产业或公司既有从中国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行业，如美国玩具制造商、服装进口商、鞋袜分销商等，又有向中国出口高技术、农业、航空和运输商品的行业，如全国小麦种植者协会、波音公司等。
最担心中国的MFN被取消的高科技制造业是以波音为代表的商用飞机制造业。如果MFN被取消，那么销售额占中国市场76%的美国飞机制造商将面临严重的损失。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像波音、麦道那样的公司努力迎合中国政府，力争将它们对中国国内客机的供应延续到下个世纪。到1993年，中国已经是波音仅次于日本的最大的海外市场，波音生产的每六架飞机中就有一架卖给了中国。两家公司担心撤销MFN及随后中国的抵制行为将会削弱它们的竞争力，迫使它们减少在华市场份额。
同样，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通用电气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通用汽车公司、摩托罗拉公司等代表的其他美国高科技制造业的公司将中国作为盈利的首要国际市场。像通用电气之类的公司相当看重其航空发动机、发电机设备、机车引擎、医药设备、塑料和电气照明设备等众多产品在华销售的前景。[45]美国这些高科技公司撤出中国比留在中国的损失更大，因而它们除了留在中国以外别无选择。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中国营业部总管威廉·沃维克（William Warwick）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电信市场。如果你不在中国，你将不能在世界其他地方，包括美国竞争，再也没有其他地方像中国一样。”到1993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已经在中国投资3千万美元至4千万美元，而且还在与中国谈判建立几个大型的长期合资项目以使中国的电信网络现代化。[46]
进口公司、零售商与农业同样担心“挂钩”政策给它们带来的危害。
美泰玩具公司（Mattel）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吉尔·巴拉德（Jill Barad）认为，制裁将使像Mattel之类的众多企业的进口关税上升至70%的限制性水平。她进一步断言，撤销MFN不仅让玩具制造商遭受损害，而且会波及制鞋企业和纺织品进口商，制鞋企业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占其进口总额的60%。而纺织品进口商几乎每年从中国进口价值达40亿美元的纺织品和服装。[47]此外，像“R”Us玩具公司和J.C.Penney零售商也认为贸易限制将会伤害到美国消费者，因为那样会使从中国进口的商品的成本大大增加。在这种情形下，低收入者尤其将承受不成比例的负担。[48]
鞋袜分销商也回应了玩具制造商的担忧。他们指出，中国是美国进口鞋袜最大的供应商，1990年占美国市场所销售鞋袜的38%，也占所有低价鞋袜的63%。[49]20世纪90年代早期，中国鞋袜在美国市场的占有量进一步增加，到1994年达到每两双鞋中有一双是中国产的。[50]“美国鞋袜批发与零售”组织认为，如果中国不能获得MFN的话，那么由于难以找到中国之外的廉价鞋袜进口替代品，美国消费者特别是那些依赖中国产品的美国中低收入消费者将是实际上的输家（losers）。[51]由于其1/3的鞋进口自中国，因此，像耐克这样的运动鞋袜制造公司也持同样的观点。
农业利益集团一如既往地反对任何在给予中国的MFN上附加条件的政策。1993年5月，全国小麦种植者协会联合全美340家公司和组织致信总统克林顿，指出取消对华最惠国待遇，只会使美国企业的竞争对手从中得利，同时强调美国在华的投资“已经使民主的力量得到加强”[52]，要求总统无条件地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
在布什总统时期，由于总统行使否决权，差不多仅依靠农业州参议员的联合反对即可阻止参议院反否决成功，也就是说，无需开展大规模产业间结盟游说就可使布什总统的否决获得成功。然而，由于克林顿在给予中国MFN上持强硬立场，这使仅靠单个产业所在州的反对即可延续对华MFN变得不可能。克林顿总统的贸易政策立场使从对华贸易中受益的进出口产业不得不将游说重点放在总统和众议院上，游说难度骤然增加。高科技产业与农业、零售业不得不结成联盟，对克林顿总统和众议院展开大规模的游说，以迫使克林顿放弃脱钩政策。
对府会结盟游说的工商界利益集团包括众多商业协会组织和大型跨国公司，代表了美国在中国有着重大进出口和投资利益的制造业、农业和服务业。
牵头游说的产业协会组织大多是代表美国高科技产业的行业协会组织，如美中商会、美中贸易委员会、美国贸易紧急委员会、企业家圆桌会议、全国制造商联盟，当然还有一些代表其他公司、农场和政治团体的小型游说团体。这些团体每周聚会，经常策划游说战略和分享信息。它们采取的游说策略包括发表声明、面见行政官员、联名致信总统、出席国会听证会、提供政治捐款、开展草根游说、影响公众舆论等。
（1）发表声明以表达立场。“全国制造商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NAM）是一个代表1250家美国制造商、占美国工业总产出约90%的行业协会组织。该组织认为克林顿的“挂钩”决定对美国公司、工人和产业竞争有着“深远影响”。NAM发表了一份声明，称MFN是“美中两国间有意义的经济交往的最低需求”。“既然MFN是美中商业关系的必要条件，那么就不能将它用作向对方施压的筹码。”[53]NAM极力反对利用MFN制裁中国的态度明显不同于其在美日贸易争端中对日本的态度。针对日本在超级计算机和卫星问题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威胁，美国在对后者实施“超级301条款”时，NAM是支持政府对日制裁的最起劲的倡导者之一。
（2）面见行政官员表达诉求。行业协会领导和公司经理寻求通过与行政官员会面来向其表达行业或公司对“挂钩”政策的不满，让行政官员感受到工商界的压力。美中贸易商业联盟（Business Coalition for U.S.-China Trade）领导人科恩注意到，将注意力集中在行政部门时，“最有效的方式是与总统及其行政团队中的大多数高官谈话”。该联盟于是开始与当选总统及其助手接触。[54]1994年3月13日，美国众多商业团体与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不断见面，并在15日由外交事务协会举办的研讨会上严厉批评政府将人权与贸易问题挂钩的政策。[55]
（3）出席国会听证会作证。工商界的代表还通过出席国会听证会来向国会施压，进而通过国会向行政部门传递压力。在1994年2月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公司代表一个接一个地警告如果撤销给予中国MFN，将会造成“毁灭性后果”（devastating consequences）。美国美泰玩具公司副总裁费尔明·库扎（Fermin Cuza）是发出这种警告的代表人物。他说更高额的进口关税将给美国进口商带来“严重影响”。他们中的一些公司“将会很快破产”。他补充说，高关税“将至少抬高零售价格的25%，也将使美国玩具产业丧失大约32000个工作岗位”。[56]同样，代表了约200家在华投资的美国公司的美中商会主席唐纳德·安德森（Donald Anderson）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听证会上作证时指出：“撤销或有条件地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地位将对美国工人、消费者和企业主带来灾难。”[57]
（4）联名致信总统。利益集团不能对政府决策产生直接影响，单个利益集团的游说更难引起总统的关注。只有找准时机（如利用选举）发起声势浩大的运动（如广泛的联名致信）才能让总统感受到压力。例如，加利福尼亚州是美国拥有众议院议席和总统选举票最多的州，一直是民主、共和两党竞争众院多数党地位的关键州。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超过400家的美中贸易委员会中的加利福尼亚州会员公司联名向克林顿致信，提醒他取消MFN将使加利福尼亚州损失17亿美元的对华出口和3500个由对华贸易产生的工作岗位。同年，近800家大小企业、行业协会和消费者组织联名致信克林顿，提醒他不延续对华最惠国待遇将“危及18万高收入的工作”，要求他将贸易和人权分开。[58]
（5）发动草根游说。草根游说是利益集团通过发动选民向所在选区议员写信、打电话、要求见面等方式来影响国会立法的游说方式，是利益集团影响国会最直接、最有效的游说方式。工商界利用为大公司供货的小企业开展支持给予中国MFN的草根游说，这些小企业被大公司组织起来逐个州地对选区议员进行游说。(www.xing528.com)
（6）聘请专业说客游说。工商界聘请了华盛顿和纽约一些著名公关公司的说客为自己游说。如福尔斯姆（R.D.Folsom）为美国零售商游说；米歇尔·丹尼尔斯（Michael Daniels）、马克·麦克康奈尔（Mark McConnell）和沃伦·马如亚玛（Warren Maruyama）为“美国贸易紧急委员会”中的24名成员公司游说。“美国贸易紧急委员会”是一个由60名美国出口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和CEO组成的商会组织。1994年冬，工商界聘请的专业说客开始了“游说闪电战”（lobbying blitz）行动。游说人员向华盛顿蜂拥而去。他们在国会山召开简短的会议，然后将公司经理带到国会山和私人游说律师那里。他们发动写信运动，发布取消给予中国的MFN地位会给美国经济造成高昂代价的研究报告。[59]
（7）提供政治捐款。根据Philadelphia Inquirer 1997年5月19日的文章披露，美中商会一年提供的政治捐款达到了2千万。[60]波音公司的子公司Loral（罗拉尔）总裁伯纳德·舒沃兹（Bernard Schwartz）个人向两党候选人的捐款超过了100万美元。
中国日益广阔的市场前景和MFN面临被终止的真实威胁除了激发行业协会的游说热情外，还刺激了从事高科技制造的单个公司更加积极的游说活动。那些新近活跃的公司不仅包括财富500强，而且包括数百家中小企业。后者中的许多企业是“美国商会草根行动信息网络”（GAIN）的成员，GAIN提供背景研究，敦促会员与国会沟通。这些个体企业卷入游说成了使关于MFN对美影响的讨论从宏观数据转向单个企业关注，从广泛的利益集团接触国会议员转向个体选民游说选区议员的关键。[61]
美在华商会主席约翰·哈特说：“如果你仔细查看一下投资中国的财富500公司的名单，你会发现它们中的每一个公司都较过去更加积极地争取无条件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62]企业界领袖、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驻中国的首席代表威廉·沃里克对国务卿克里斯多弗说：“如果我们不在中国市场上确立主导地位，那么我们就不再是全球市场的参与者。”[63]“财富500强”总裁声称大约有157000名工人在生产出口到中国的产品。[64]工商界的代表波音公司和摩托罗拉集团也极力向政府说明对华贸易对于美国制造业的重要性。
许多美国跨国公司反对在给予中国MFN上附加任何条件，它们在1994年较往年更加努力地争取无条件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在通过游说影响克林顿政府政策的单个公司中，波音差不多是最积极的一个。它多年来向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的候选人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的政治捐款。波音是罗拉尔或休斯（Loral/Hughes）公司的母公司。1993年，罗拉尔公司谋求获得替中国生产卫星设备的订单。[65]波音在1994年合并麦道公司后与中国签订了在北京设立零部件工厂的协议。从1993年到1995年，波音向外销售的飞机几乎70%为中国所购买。[66]
休斯电子公司是通用汽车公司（GM）的子公司，也与罗拉尔公司合伙开发卫星系统。该公司与中国存在着业务上的往来，它一直在为维持对华MFN而努力。休斯电子公司总裁米歇尔·史密斯（Michael Smith）是美国航空工业协会的副主席，他长期以来支持给予中国MFN地位。
因害怕失去中国这个现有和未来的庞大出口市场，波音、通用电气、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可口可乐、卡特彼勒和IBM等大型公司除了参加所属行业协会组织的联名致信外，还分别致信克林顿总统。1993年5月17日，上述6家大型跨国公司领导人分别给克林顿总统写信，要求与他见面，并在信中力陈维持对华MFN将会给美国出口与就业带来的巨大好处。[67]
与布什总统时期的游说相比，1994年的产业游说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以高科技产业为代表的工商业取代农业成了游说的主角。在1990—1992年布什执政时期，美国工商界极力主张和公开呼吁给予中国无条件MFN的游说活动受到限制，它们将主要精力放在游说参议员以确保布什总统对国会通过的附条件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议案否决有效上。而克林顿政府的行政命令使给予中国的MFN面临被取消的可能，它们除了更加积极主动地游说以影响政府对华政策外别无选择。二是利用国会中期选举向总统和议员施压。随着民主党人克林顿上台并宣布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状况挂钩，工商界将游说的重点放在1994年国会中期选举上。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美中贸易委员会发起400多家加州会员公司联名致信克林顿总统运动，旨在提醒他若不改变“挂钩”政策，其所属的民主党在加州的议席将受到影响，甚至会影响到总统在1996年连任竞选中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选票。三是以克林顿和众议院为游说的重点对象。早在1992年总统竞选接近尾声时，眼看对华政策强硬的克林顿似乎要获胜，工商界改变了游说策略，将布什执政时期的游说重点对象由国会参议院转为克林顿总统和国会众议院。四是注重商业论据。1994年商业游说不同于以往的一个主要方式就是商界组织或公司通过更多地聚焦于商业证据来说服克林顿和国会议员。在前几年的游说中，商业组织将重点放在“贸易将导致自由化”这样有争议的论据上。现在，当他们游说克林顿和其他反对给予中国MFN的政府高官和国会议员时，他们强调：“帮助经济和就业……成了首要的证据。”[68]在游说活动中，商业团体和公司经常运用下列论据支撑自己的立场，即终止给予中国MFN将损害美国企业、消费者和中国的改革者，同时也引起作为一个关键地区大国——中国的愤怒。让总统和议员感受到撤销对华MFN对美国广大民众的生计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五是通过发动单个企业向选区议员施压，让选区议员在国会山的辩论和投票中替自己代言。在1994年的产业游说中，商业团体和公司将游说对象从参议员转移到众议员上。以前，游说活动往往以阻止国会推翻布什在中国最惠国待遇上的否决权为中心。因此，他们的游说对象是参议员，因为这样可以更直接地获得一些投票以阻止国会推翻总统否决。而在1994年，他们的游说对象则转到了众议员上。[69]
产业界的游说努力也得到了由学术界和前外交官组成的中国问题专家的支持。虽然这些专家经常呼应商业团体关于中美双边贸易重要性的观点，但他们也试图将注意力集中到更广泛的关于中国地区影响、中国渐进式改革模式等更宏观的战略关系上。他们的著述在那些为其政策偏好寻找智力支持的政府官员内部广泛流传。他们的观点也在由外交事务协会主办的公共论坛上展示。在整个论坛研讨会中，来自共和和民主两党的发言者一个接一个地批评克林顿总统的行政命令，支持拓展与中国的联系和将MFN与人权问题脱钩。
以高科技产业为首的美国工商界的游说也得到了中国领导人或替中国游说者的支持。中国领导人和替中国游说者将MFN地位作为首要的议程和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70]例如，江泽民在1993年来西雅图参加APEC峰会时，江泽民对波音公司生产车间和工人家庭的访问被媒体进行了特别报道。随后，代表选区数千名波音公司员工的众议员吉姆·麦克多蒙特向克林顿递交了一封106名众议院同事的联名信。[71]
在《中国新游说》一文中，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和罗斯·芒罗（Ross Munro）注意到中国的支持者包括政治顾问、学术专家、外交官和从中国获益的其他人士。[72]他们聘请了资深立法者和行政官员代表他们的利益。
工商界主导的游说也促使国会转变了观点：由于布什不再在白宫否决新的附加条件，MFN不再是给予人权象征性支持的“自由投票”，议员对中国的关注重心逐渐从人权议题转向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给所在选区带来的商机。越来越多的议员也想去中国亲身感受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1993—1994年，约有100名议员访问中国，以评估中国的改革对他们家乡州的影响。许多议员带着与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约翰·克里（John Kerry）类似的观点回到华盛顿。克里先前支持对给予中国的MFN附加人权条件，访问回国后转向支持两者“脱钩”。当“脱钩”的支持者调查国会议员时，他们发现国会中反对无条件给予中国MFN的能量较1993年发生了改变，现在“众议院中的大多数议员”支持“脱钩”。
与此同时，在克林顿政府内部，不仅以国家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鲁宾、财政部部长本特森、商务部部长布朗为首的对华“接触派”对克林顿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且国务院内一些支持“挂钩”政策的官员也在先前的立场上后退。例如，洛德是政府内部倡导有条件给予中国MFN的首要官员。[73]后来，他也警告美国亚太政策“令人不安”。支持无条件延续给予中国MFN的“商界立场”成了政府、国会中大多数人和每位中国问题专家的立场。
1994年5月26日，克林顿总统宣布“过去的一年，挂钩政策是有建设性的，但是……我们已经达到了这一政策的目的”。尽管中国事实上并没有满足其行政命令中的所有条件，克林顿还是继续给予中国MFN，并将人权与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脱钩，仅仅保留了不许从中国进口军需品的禁令。
至此，1994年围绕MFN的游说大战以工商界的胜利而告终。工商界所偏好的对华贸易政策几乎被完全采纳，而以人权团体为首的反对派阵营则收获甚少。[74]显然，美国大多数产业的商业团体和公司的大规模结盟游说影响了克林顿的“脱钩”决定。当然，工商界的胜出离不开下列三个因素：第一是快速发展的双边贸易使商界和政府官员对未来中国市场的增长潜力进行了新的评估，起到了刺激美国经济增长和增加新的就业机会的作用。第二，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商机和国力提升带来的地区影响力增加，使美国所有利益集团和政府官员在辩论对华MFN政策时不得不重新评估他们在追求人权目标时愿意付出多少经济和安全利益上的代价。第三，国会舆论的转向和总统对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和地区大国重要性的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导致克林顿从其先前支持有条件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立场上后退，并得出“脱钩”将服务于他的国内政治目的和长远的国家利益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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