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对国内产业收入分配的影响

古典贸易理论认为，根据比较优势原则进行自由贸易可以使贸易双方均受益。^[6]但新古典贸易理论学者在论述国际贸易对国内产业贸易收入的分配性影响及贸易政策的偏好和政治行为时，认为要素的性质（是否特定/丰裕/流动）决定了不同要素所有者的贸易收入得失，进而决定了它们各自的贸易政策偏好。从国际贸易对国内产业收入的影响来看，根据斯托尔帕-萨缪尔森（S-S）模型，贸易对国内从事进出口贸易产业收入分配的影响是特定要素充裕的出口部门受益，与进口产品竞争的特定要素所有者受损；前者拥护自由贸易，后者要求贸易保护。^[7]同样，赫克歇尔-俄林（H-O）模型告诉我们，一国的充裕要素所有者会从国际贸易中获利，而稀缺要素所有者因贸易而受损；充裕要素所有者的贸易政策偏好是自由开放的，而稀缺要素所有者更倾向于保护主义。^[8]罗戈夫斯基从自己的研究中得出了与S-S模型和H-O模型类似的结论：拥有特定要素的产业拥护自由贸易，而要素稀缺的密集型产业则主张贸易保护主义，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国内政治联盟。^[9]希斯考克斯认为，要素流动程度具有贸易分配效益，导致在同一经济体中形成了不同贸易偏好的政治联盟，这些不同贸易偏好的政治联盟具有不同的政策导向。高流动性要素（如资本、高科技）的拥有者主张自由贸易，低流动性要素的所有者则寻求贸易保护。在要素流动程度高的环境中更易于形成广泛的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联盟，而在要素流动程度低的环境中更易于形成相对狭隘的以行业为基础的政治联盟。^[10]海伦·米尔纳也指出，一国经济的国际化（表现为国际贸易与资本流动）对国内生产者的利益产生不同的影响，进而塑造它们不同的政策偏好。与国家联系紧密，处于相对比较优势地位的生产者可能赞同促进更开放的政策；而处于劣势的生产者则可能反对。因此，国际化的“赢家”（winners）和“输家”（losers）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11]

根据上述新古典贸易理论（特定要素理论、要素禀赋理论、要素流动理论），从国际贸易中获益的美国产业是农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高科技产业。哈里·鲍恩（Harry Bowen）、爱德华·里默（Edward Learner）和刘·斯维考斯卡斯（Leo Sveikauskas）的联合研究表明，美国最充裕的要素是可耕种土地和农业工人，同时，资本要素也很充裕；虽然专业技术工人充足，但是其他类别的劳动力稀缺。因此，从整体上看，较之资本，劳动力在美国为稀缺要素。^[12](www.xing528.com)

因此，对美国产业而言，能成为国际化“赢家”的产业有两类：一是拥有充裕要素的产业，如美国农业。美国农业土地要素充裕，加之实行现代化、专业化生产，美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极高，在国际贸易中一直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二是资本、技术要素充裕的高科技产业（包括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经过20世纪后半期以来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美国在高科技（如航空航天、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等）领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拥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国际贸易给美国农业、高科技产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美国出口增长快速的产品既包括小麦、大豆、棉花等农产品，又包括计算机、飞机、机械、通信设备等高科技制造品，还包括增长迅速的服务贸易产品，尤其是私人服务项目，如教育、金融、商业服务、专业服务等。2007年，美国出口了850亿美元的汽车及零部件、卡车和拖拉机，460亿美元的集成电路，430多亿美元的飞机，将近210亿美元的办公设备零部件用品。^[13]1997—2007年，美国私人服务项目的出口增长了70%，远高于货物贸易出口增长率的50%。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服务贸易出口国。2007年，美国向世界出口价值497亿美元的服务贸易，几乎是第二大服务贸易出口国英国的2倍。商业、专业服务和技术服务出口增长了15%，达到了960亿美元，盈余达到了380亿美元。多年来，美国服务贸易保持着顺差的优势，2007年服务贸易顺差额达到1190亿美元。^[14]美国高科技产业也通过跨国投资获取了巨额贸易利润。按照美国《商务周刊》1999年3月1日的报道，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销售中获得的收入是美国在国内工厂生产出口收入的3倍。^[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