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地理政治与美国贸易政策的关系研究

从文献检索的情况来看，国内外缺乏关于美国产业地理政治如何影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专题研究。在以往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考察中，国内外学者注意到了总统、国会、利益集团甚至跨国公司在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中的作用，对美国给予中国MFN、PNTR的决策及美国对华轮胎“特保”、对人民币汇率施压、对华光伏产品“双反”等的研究说明了这一点，但大多忽视了美国不同产业或利益集团的地理因素在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中的作用。

在国内，王勇在研究美国国会MFN决策时，谈到了国会议员所在州的产业利益如何影响其在MFN上的立场（王勇，1998、2004）。周敦仁在研究国会PNTR决策时，也提到美国大公司、工会等利益集团进行的结盟和选区草根游说活动（周敦仁，2000）。冼国明、张岸元（2004）指出，公司所在的州、选区参议员、众议员对华基本态度是影响跨国公司游说的基本因素。孙哲、李巍等（2008）也在自己的相关研究中涉及美国产业或利益集团国会游说中的选区因素。而孙哲、刘建华（2007）则在国内首先运用美国产业地理政治理论探讨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许德友、梁琦（2011）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综述了对外贸易与国内产业地理的相关研究，着重从理论渊源、城市经济、地区差距等角度分析一国贸易开放后国内制造业分布的空间变化，但其主要评述内容是关于中国的对外贸易与中国东中西部产业空间结构。赵忠秀、王颖（2012）利用美国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议员的投票数据和贸易态度的微观数据，证明美国产业地理因素影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制定的五种产业地理政治模式。总的来讲，国内学者在考察美国产业或利益集团的游说活动时，虽然触及了产业或利益集团游说的地理因素，但并没有将它作为一个重要的变量明确提出，并分析其在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中的作用，更缺少对美国产业地理政治的理论探究。

在国外，研究内源性保护的学者围绕产业区位和关税保护之间的关系展开了持久的争论。争论围绕两种相互竞争的假说：第一种假设是地理集中的产业更可能在游说中采取集体行动以获得保护，这使它们在贸易政治中发声更大；第二种假说则认为地理分散的产业更可能拥有广泛的政治代表，这给予它们在贸易政治中更大的发言权。争论双方对产业经济地理的政治影响的研究始于奥尔森（Olson）对集体行动中“免费搭车”现象的理论解释。奥尔森认为，由于关税政策使某一产业的所有企业受益，因此无论企业是否单独游说，所有企业都有强烈的享受其他企业努力游说成果的动机，其结果是整个产业政治活动的一个次优水平（奥尔森，1971，35、44-45）。在持第一种假设的学者中，平卡斯（Pincus，1975）、拉维尼（Lavergne，1983）、汉森（Hansen，1990）、特雷夫莱（Trefler，1993）认为物理上的近距离使组织和监督有效游说的成本降低，从而减少了企业“搭便车”的动机。例如，舍恩哈特-贝利（Schonhardt-Bailey，1991，38）认为，对于集中分布在某一地区的产业来讲，交流和运输成本的相对较低能使所属产业的公司建立起更密切的联系，因而能更好地监视投票表决。虽然交流和运输成本在“信息时代”确实有所下降，但这些商业组织（公司）间接触的频度在地区规模上仍然是最高的。事实上，由于这些处于同一地区的公司与其供应商和客户的关系更和谐，因而与分散的行业相比，它们能更好地表达自己的关税诉求（Porter，1990，154-159）。汉森（Hansen，1990，36）通过研究发现，在1974年到1985年之间，在美国少数几个州经营的产业（如纺织业）更可能获得国际贸易委员会作出的有利于他们的例外条款、反倾销和反补贴申请的裁决。米尔纳（Milner，1997，99）的研究同样揭示了相对于那些地理上集中的产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中贸易壁垒的下降幅度要少些。同样，穆尔（Moore，1996，23-24、30-31）认为，20世纪90年代美国钢铁行业政治影响力的下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该产业的地理分散性变强。最后，在关于公司政治行动委员会的研究中，格里尔、芒格和罗伯茨（Grier，Munger，and Roberts，1994，918）研究发现，地理上集中的产业在1978—1986年之间的竞选捐献中花费非常少，这可能是因为它们在地理上的接近作为一个整体去投票，能更有效地影响官员的当选。

在持第二种假设的学者中，平卡斯（Pincus，1975）、凯夫斯（Caves，1976）、艾斯缇和凯夫斯（Esty and Caves，1983）认为，由于地理上分散的产业拥有广泛的政治代表，他们的保护要求更可能得到满足。平卡斯在对1824年美国的关税法案的开创性研究中发现：地理集中和关税保护之间存在很强的负相关关系。同样，雷（Ray，1981，56-57）的研究显示：地理分散性的产业在1970年获得的非关税壁垒保护显著增加。洛佩兹和帕古拉托斯（Lopez and Pagoulatos，1996，244）发现，地理上分散的44家美国食品和烟草制造业在1987年获得的非关税壁垒保护明显增加。英国学者舍恩哈特-贝利（Schonhardt-Bailey，1991）在关于19世纪英国自由贸易游说的研究报告中指出，地理上分散的出口行业给予了赞成自由化的一方在贸易政治中很大的声援。然而，她也发现赞成自由化的一方成功的关键是它在棉纺织品工业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该产业是国家的“核心”出口产业，相比之下，该产业在地理区位上高度集中。

当然，也有一些研究并不支持上述两种假设。例如，凯夫斯关于加拿大关税政策的文章以及特雷夫莱对于美国非关税壁垒的研究发现，地理位置集中与贸易保护存在正相关但不显著的关系。相反，萨拉蒙、齐格弗里德以及埃斯蒂、凯夫斯认为，地理位置集中和产业政治影响的几个衡量指标之间存在负相关但并非微不足道的关系。但上述学者并没有对地理集中与贸易保护关系的两种假设展开理论上的质疑。(www.xing528.com)

马克·L.布施和恩里克·莱因哈特（Marc L.Busch and Eric Reinhardt，1999）从理论上质疑了上述争论双方的假设，认为他们的假设存在三个问题：一是混淆了地理上集中与政治上集中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区别，将地理上集中广泛地用作政治上集中（亦即产业所跨的政治地区范围）的代名词，实际上这两个变量在概念上和经验上都明显不同。他们认为，在特定地区集中分布的某一产业可能在政治上是分散的（即分散在多个选区）；同样，在地理上分散的产业可能在政治上是集中的。地理上集中的产业可能在政治上是分散的例子，如“螺栓、螺母、垫圈、铆钉”产业（SIC3452）在地理上就集中分布在中西部地区。然而，因为它位于人口密集的小选区内，结果该行业相对均匀地分散在100个美国众议院选区。地理上分散的行业可能在政治上集中的例子，如船舶建造和修理产业（SIC3731）在地理位置上沿大西洋、墨西哥湾和太平洋分布，但该产业80%的就业人口集中在25个众议院选区内。这些例子表明，地理上集中并不代表政治上的集中，反之亦然。二是现有的对地理集中的衡量忽视了行政单位（县或州）之间的空间差别。例如，1987年，超过75%的全美宽幅棉布纺织厂（SIC2211）的就业人口（54500人）位于以南卡罗来纳州克莱姆森市（Clemson）为中心的200英里半径范围内。然而不到50%的“电子测量仪器”（SIC3825）员工（41846人）分布在以宾夕法尼亚州森特勒利亚（Centralia）为中心的1200英里半径范围内，该行业其他就业人员大致均匀分散在沿海地区。然而引人注意的是，在这两个行业中，只有宽幅棉布纺织厂受到保护。^[43]三是在少数直接探讨政治上集中的研究中，政治上集中对进口壁垒发生率的非单调影响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很少被检验。两位学者的研究解决了上述三个问题。他们的研究结论是，那些地理上集中但政治上分散的产业更有可能获得进口壁垒救济，尽管少数规模非常大的产业也得益于政治上的集中。^[44]

在美国，研究产业地理分布特征与贸易政策相关性的理论渐趋成熟。更多的学者从产业的经济地理特征与国会制度相关联的角度来探讨产业影响贸易政策的战略选择。怀特（Wight，1996）、埃文斯（Evans，1996）和贝里（Berry，1997）认为：一个产业或利益集团所在的地理位置影响它在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潜在力量。上述三位学者触及了产业地理分布对其政治战略选择（如结盟游说）的影响，但没有分析何种分布形态的产业地理位置影响产业政治动员。布施、莱茵哈德（Busch and Reinhard，1999）与麦吉利夫雷（McGillivray，1996）通过研究地理与产业政治之间的联系发现：那些地理分布集中、对外贸敏感的产业（如纺织业）在获得贸易保护方面的确比空间分散的产业做得更成功。但麦吉利夫雷在1997年的研究（McGillivray，1997）中发现，地理上分散的行业更容易得到保护，理由是它们在国会有更广泛的政治代表。接着，布施与莱茵哈德在他们的后续研究（2000）中进一步探讨了地理集中性如何影响对贸易敏感的产业的政治动员机制，但缺乏对国会制度如何影响产业基于地理分布的政治动员的研究。美国学者温蒂·J.席勒（Wendy J.Schiller，2000）在产业地理政治研究中引入国会制度变量，分析国会结构和规则如何影响产业基于地理分布的政治影响力，从而将产业的地理因素与国会的制度因素结合起来，考察它们的相互作用及其对产业政治行为的影响，这标志着美国产业地理政治理论基本成形。但作者主要运用这一理论考察美国国内公共政策制定，缺乏对美国产业地理政治如何影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专门考察。

综上，国内学者在运用利益集团政治视角研究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时都不同程度地涉及产业地理政治因素，但大多比较分散和浅显，缺少对美国产业地理分布及其与国会政治关系的研究。国外学者（主要是美国学者）虽然有比较成熟的产业地理政治理论，但他们理论研究或实证分析的对象是美国公共政策，当然也会触及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但缺少对美国产业地理政治在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作用的专门研究，这为本书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开展专题研究留下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