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美国贸易政策

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Policy，PET）主要通过理论与经验研究来描述和解释贸易政策制定的政治意图、决策过程、机制和影响。^[25]它试图解释在现实世界中，政府为何实行特定形式的贸易政策，能较为全面地揭示出影响贸易政策形成和变化的政治经济因素。在美国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文献中，多元主义（利益集团论）、制度主义（政治精英论）和整体主义（国际体系论）并驾齐驱，成为理解美国贸易政策的三大主流范式。^[26]体系范式的学者大体上按照国际经济如何引起国内政治联盟，进而影响政府贸易政策的研究思路开展国别研究或比较研究。古洛维奇的《国际贸易、国内联盟与自由：对1873—1896年危机回应的比较》一文对1873—1896年世界性经济萧条所带来的国内社会联盟构成进行了透彻的分析。^[27]但没有解决当面临国际化压力时，国内行为体究竟是以阶级为单位采取集体行动还是以行业/部门为单位采取集体行动的问题。而詹姆士·阿尔特（James Alt）和迈克尔·吉利根（Michael Gilligan）在1994年发表的《贸易国家的政治经济学：要素特定性、集体行动问题与国内制度》一文中则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种理论思路。^[28]在此基础上，迈克尔·J.希斯考克斯（Michael J.Hiscox）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在要素流动程度高的环境中更容易形成广泛的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联盟，而在要素流动程度低的环境中更容易形成相对狭隘的以行业为基础的政治联盟。^[29]希斯考克斯的上述成果激发了政治学家对要素流动程度问题持续的研究兴趣。杰弗里·雷德韦格（Jeffry Ladewig）在《国际组织》2006年冬季卷上发表了《国内因素对国际贸易政策的影响》一文，对美国1963—1992年的要素流动程度与贸易政治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30]美国学者罗纳德·罗戈夫斯基（Ronald Rogowski）在其《商业与联盟：贸易如何影响国内政治联盟》一书中则为进一步分析国际贸易如何影响国内政治结盟提供了一个简约的理论分析框架。^[31]上述学者提出的社会联盟理论“将世界经济与国内利益集团和政策联系起来。他们的理论框架不需要具体的背景知识，可以用于任何政治体制”。^[32]然而，社会联盟理论更多地揭示国际经济如何影响国内政治分化，但没有解释政治分化的政策结果。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三大范式中多元主义的利益集团政治似乎成为解释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主流视角。沙特施耐德（E.E.Schattschneider，1935）在《政治、压力和关税：在1929—1930修订关税的背景下的一项有关压力政治中的自由私营企业的调查》一书中探讨了美国国会不顾专家的警告，在国内保护主义利益集团的强大压力下通过大幅度提高进口关税的《史幕德-哈利法》（Smoot-Hawley Bill），^[33]由此开创了利益集团影响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研究视角。围绕利益集团与政府在贸易政策上的关系，西方学者设计出了各种解释政府和社会利益集团在贸易政策形成上的互动模型。比较有影响的模型有两种：（1）游说支出模型。Findlay和Wellisz（1982）^[34]提出了“游说支出”模型。该模型构建了利益集团或财团之间的关系模型：代表具有进口竞争优势产业的利益集团或财团影响政府以求得实现关税保护；而代表具有出口竞争优势产业的利益集团或财团游说相关政策制定者要求实现自由贸易政策或降低关税。两种利益集团或财团之间非合作博弈的结果就是政府制定的关税政策。^[35]（2）保护待售模型。该模型由鲍德温（Baldwin）在1985年提出，格罗斯曼（Gene M.Grossman）和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对其进行了完善。鲍德温的模型只有利益集团和政府两个要素。其“保护待售”的含义是利益集团的政治捐资活动可以对贸易立法过程产生影响，即利用政治捐资影响议员的投票行为，从而“购买”到对自身有利的贸易保护政策。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的“保护待售”模型包含了政府、利益集团和消费者三个要素。贸易政策是通过各个利益集团参加拍卖报价，然后政府根据自身的目标函数最大化而得出来的，因此整个贸易政策的形成过程就是政府对于贸易政策的“保护”的“待售”。^[36]“保护待售”模型相比之前的其他的内生贸易政策模型，如直接民主模型、关税形成函数、政治支持函数和政治竞争模型等，更加全面。

在经验研究层面，鲍德温与马吉（Magee）在2000年用B-M联立方程模型检验了发生在1993年到1994年之间的三个贸易议案的投票结果：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签署乌拉圭回合协议和1993年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他们的结论是，国会议员对贸易自由化议案的投票结果受到利益集团政治捐资的较大影响；议员获得的政治捐资与相应的利益集团给议员的打分正相关，与议员是否在重要的委员会任职正相关；商业集团的捐资还与议员的任期正相关。支持贸易自由化议案的可能性与商业捐资和出口行业人数正相关，与劳工捐资、工会人口比例负相关。B-M联立方程模型验证了政府和利益集团的相互作用对美国贸易政策形成的重要影响，从而表明在一定的社会和历史条件下，贸易政策是“用于出售的”。^[37]鲍德温等学者的研究为本书探讨美国产业利益集团游说美国国会进而影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提供了政治经济学分析视角。但因其研究的重点在于运用贸易数据建立理论模型和用模型检验案例，因而其简洁的理论模型省略了诸如国际经济环境、产业经济地理等因素对美国贸易政策的影响。

关于美国贸易政策形成的制度主义范式的代表性文献是美国布朗大学Nitsan Chorev教授在《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上发表的《一种动态划分：美国贸易政策形成过程中的国内和国际因素》。作者在文中首先分析了多元主义论、国家主义论、国际体系论等理论在解释美国贸易政策形成上的不足，即它们未能解释竞争性的国际、国内压力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如何解决的，以及为什么压力的均衡会随时间发生变化。接着，作者提出了制度主义分析框架，将国际、国内压力因素纳入制度框架中来考察不同时期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形成。然后用1934—1974年、1974—1994年、1994—2004年三个时期美国贸易政策的案例进行验证，并得出结论：在1934—1974年，制度使国会凌驾于政府和软弱的国际组织之上。这使压力集团（国内因素）凌驾于对外政策考虑（国际因素）之上，从而使单边保护主义措施盛行。而在1974—1994年，1974年贸易修正案确立的新制度加强了政府对国会的权威。虽不乏大量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税调查，但相较于前一时期，例外条款和不公平贸易法的结果都包含了更多的自由贸易原则。最后，1994年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改进，使得国际因素（国际法）与国内因素之间的平衡向有利于前者的方向发生倾斜，同时，国会和政府的决策也更倾向于自由贸易实践。^[38]制度主义视角虽然动态地解释了美国不同时期的国际与国内因素在美国贸易政策形成中的影响均衡问题，但对于制度变化的动因缺少有力的解释。

上述政治经济学三大范式文献虽然都对美国贸易政策形成提出了各自的理论分析框架，但基本上属于先构建理论模型，然后用大样本数据或案例加以实证的分析模式，缺少对美国贸易政策演变进行历时的、动态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美国学者戴斯勒（I.M.Destler）在其《美国贸易政治》一书中考察了美国贸易政策的演变史，揭示了在不同历史时期国际国内经济背景下，美国公众、利益集团、国会、政府、政治领导人如何塑造、影响美国贸易政策的政治逻辑。^[39]该著关于不同时期美国重大贸易立法或政治决策过程的精彩分析为本书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但遗憾的是，戴斯勒的研究（第四版）只写到了小布什政府的第二任期，缺少对金融危机后美国贸易政治的论述。(www.xing528.com)

在国内，一些学者借鉴西方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模型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展开了实证分析。李坤望、王孝松在运用B-M模型分析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方面作出了较为突出的学术贡献。两位学者在2009年运用B-M模型对2000年美国众议院就是否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hip in PNTR）地位的投票进行定量检验，发现议员支持PNTR议案的可能性同商业集团的捐资呈正相关，同劳工集团的捐资呈负相关，而与意识形态组织的捐资没有显著关系。^[40]梁碧波（2005）用一个线性多元回归方程模型来表示主要的利益集团对美国对华贸易决策的影响效应，并得出结论：政府组织的影响权重系数最高，商业性利益集团的影响权重系数居中，非商业性利益集团的影响最小。^[41]

除上述理论模型分析外，更多的国内学者是从经验层面研究美国利益集团在纺织品争端、最惠国待遇、PNTR、人民币汇率、中美光伏争端、知识产权纠纷等领域如何影响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的制定。王勇（1998），袁征（2000），顾美红（2005），马述忠、李淑玲（2007）等论述了20世纪90年代不同类型的利益集团在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上的游说、博弈及其对国会决策的影响。张宇燕、张静春（2005），何兴强（2006），周叶菁（2009），邓彪、赵维焘（2010），曾雄军（2013），李俊久、姜默竹（2014），王孝松、谢申祥、翟光宇（2014）等分析了利益集团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施压的动因、路径与结果。张丽娟、路靖（2013），宏结、黄什（2014）等学者对中美光伏争端进行了政治经济学分析。吴郁秋、刘海云（2008）认为在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差异所引起的贸易摩擦过程中，利益集团起了重要的作用等。

除运用利益集团视角考察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外，一些国内学者运用包含利益集团在内的综合视角来考察美国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王勇（2007）明确地提出了“国家—市场—社会三维度、多角色互动”的框架，以此揭示全球化时代中美经贸纷争的政治逻辑。李淑俊（2008）构建了公众—国会—政府的分析框架来研究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政治基础。王志（2013）从体系（世界经济状况、多边贸易规则）、国家（总统与国会权力变迁）、社会视角（政党与利益集团政治）考察了奥巴马政府的对华贸易保护政策，认为体系、国家、社会分别为奥巴马政府对华贸易保护政策提供了背景因素、制度保证和社会根基，并得出美国贸易政策演变的特点是“美国贸易保护是常态，自由贸易是例外”的结论。^[42]

上述国内学者不管是运用西方理论模型，还是运用利益集团政治理论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中美经贸摩擦所进行的考察，都涉及产业利益集团如何影响美国政府贸易决策的内容，因而对本书的研究视角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并为本书提供了相关资料。但他们毕竟只是对此零星涉及，缺少对产业地理政治如何塑造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系统的、深度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