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十年中最重要的是前五年，重要是因为彩虹公司于1977年成立，是由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定点咸阳。中国彩管彩电业有三阳——陕西咸阳的“显像管之王”彩虹、中国最大的彩玻基地——河南的安阳玻壳厂（1984成立）和90年代中国彩管彩电大王——四川绵阳的长虹彩电厂（1958年建厂）[43]。目。[44]他批示：“彩色电视对工业、国防和民用都很重要。”[45]华国锋、叶剑英等9位政治局委员一致圈阅同意。[46]
1977年4月，引进彩管报告由副总理李先念批准，列为国家重点引进项
决定引进外国彩管技术，并起动“咸阳显像管工程”后，1977年8月，日本日立、松下、旭硝子、电气硝子、网板、涂料及印刷公司等来华参加技术座谈和议价、报价工作。[47]四机部于1978年1月组织考察团到日本考察，[48]因日本公司与RCA的专利转售限期已届满，[49]而且当时中日关系友好，日本政府给中国提供软贷款等许多优惠。最先接触技术最好的索尼，但索尼拒绝转让，东芝的技术自行改良后，除管径（22.5mm）外，与RCA的原技术并无太大差别，也跟日立及松下交流过。回国后，中日双方继续交流，谈了一百多天，这段时间日元不断升值，价格下不来，谈判进展报告送到李先念面前，他果断地说：“你们越谈越贵，赶快签约吧。”
最后终在1978年6月与日立达成协议，彩管合同由技术与RCA最贴近且管径一致（29.1mm）的日立公司承包，并与日本旭硝子（Asahi，硝子在古日本意为玻璃。日本有两大电子玻璃制造商，旭硝子外，另一家更大规模的便是NEG。两者的技术皆来自美国康宁公司，但它们经技术改良后，已超越了康宁）公司签订了玻壳技术进口合同，与日本网版公司签订了荫罩技术进口合同，与日本涂料公司签订了荧光粉进口合同。合同总金额约1亿5000多万美元，[50]比1972年RCA要价的7300万美元，多出了近8000万美元，都是拜“四人帮”所赐，如果当时没有发生“蜗牛事件”，与RCA签了约，1976年便可投产，不但可省回这巨额的宝贵外汇，中国还可早5年时间圆彩管梦。
1978年4月，咸阳彩虹彩管厂奠基。1979年1月，中国广播电视工业总局正式成立。同年7月，彩虹厂破土动工。[51]
彩虹彩管厂为何选址咸阳？有多种说法。
第一说：历史意义——因咸阳乃秦始皇吞并六国、中国首次出现大一统后所定都之处，其后至汉才迁都至旁边的长安（今之西安），故咸阳对中国人来说别具历史地位。但咸阳和西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却是个经济落后的地方，唯一的优势处就是它的教育，西安有很多好的大学如西北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而咸阳市过去是个消费小城。1949年仅有一个打包厂、一个油厂和一个倒闭了的酒精厂，以及为数不多的工厂手工业和个体手工业，工业总产值仅992.5万元。[52]故咸阳被界定为工业城市，实和国家的规划有关。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在改造私人小手工业的基础上，投资5580万元发展纺织工业。由于建国初期的城市建设，主要是围绕城市工业区进行综合配套的建设，从而同步建设起完备的生产、生活和文教等设施，因而城市工业新区的建成，几乎就等于一座新城的建立。这一时期，国家重点建设的城市都是在原有城市建成区之外，另外规划新区进行工业建设，故而重点建设的工业城市所建设的一个或多个大型新工业区，必然导致城市建成区规模的扩大。[53]在这样的理念之下，国家从1958年到1978年，国家和集体总计投资3亿元，主要用于纺织系列配套和技术改造，同时电力、建材、橡胶、机械、陶瓷、造纸等行业也有一定的发展。1979年以后，在纺织业向其他行业深度进军的同时，着重发展了新兴的电子工业，特别是彩电业。[54]
第二说：战略位置——为何不选在当时工业力量最强的上海设厂？有说是鉴于美苏长期处于冷战局面，故“文革”前后中国上下都有一种悬念——会否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基于这个担忧，所以重要工业都选择建在二三线城市或山区及西部，而不会建在沿海，以免在战时会成为轰炸目标。而陕西的咸阳正是个三线城市（正如四川的绵阳和河南的安阳）。
第三说：地理优势——是因彩虹是一个纵向整合的彩管厂，自行生产所有制造彩管所需的关键部件如玻壳和荫罩等。一支显像管，玻壳便占了成本三分之一，造玻壳需要玻璃沙，而咸阳附近有造玻璃所需的优良沙矿，所制造出来的玻璃，能达到玻壳所要求的那种透光度高、反光度低的质量。彩虹甚至自铺一条铁路直达沙矿，直接把沙从沙矿场运送到彩虹厂内。所以彩虹厂造玻壳便占了地利，如果在别处建厂，沙要从很远的地方运去的话，成本便大大增加了。此外咸阳城有渭河流经，足够供生产彩管之用水。
故孙秉光则说，当时的中央领导，考虑选址问题时，更多是政治和军事的因素。
彩虹厂番号4400，是世界少有的包括彩管厂、玻壳厂、荫罩厂、荧光粉厂的综合性工厂。[55]日立派出了一批日本工程师驻彩虹厂数年，协助建厂并进行技术转移，培养中国的技术人员。建厂期间，中日专家每周都举行一次碰头会，以便及时解决建厂中碰到的问题，大大促进了建厂的进度。[56]
电子部召集专家组集体商定，认为彩虹厂要引进两条彩管生产线——14英寸和22英寸一大一小两个品种。[57]可是日立没搞过22英寸彩管，而中方却颇坚持要有。好个日立，马上集中全公司的人才，专门给彩虹厂设计了一条22英寸彩管生产线，可见日立技术储备多么雄厚。
从1979年到1980年，彩虹分批送出技术和管理骨干到日立公司在日本的工厂学习和接受培训，前后共数百人，包括一些计划为彩虹工程做配套的国内原材料厂家。如被国家计委指定、为彩管特殊钢国产化配套单位的武汉钢铁公司，派了技术人员赴日立受训。[58]
1982年12月，花了五年兴建的彩虹厂竣工，经国家顺利验收，正式投产，所有玻璃和荧光粉原材料全部国产化，是引进、消化、吸收、国产化的典型代表，既节约了外汇又降低了成本，还带动了一大批相关行业的技术进步和发展。彩虹厂是国家投资建成的第一个大型彩管生产企业，具国际先进设计、生产、测试、计量设备，并集中了国内具一流技术水平的彩管研发科技人员，使中国彩管技术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大大缩小，并为国产彩电技术水平和质量的提高作出了突出贡献。[59](www.xing528.com)
这五年对中国彩管业的发展至关重要，现在中国终于可以自行生产彩管，不再是只能靠进口了，中国的彩管梦实现了，填补了中国工业版图上的其中一块空白，而且为北京、南京、上海、长沙、深圳等地先后建设彩管厂铺平了成功的道路。
彩虹厂1983年产优质彩管58万多支，获利3000多万元，做到了当年投产，当年盈利，得到国家及陕西省的嘉奖。[60]其实彩虹厂在兴建期间，不少国内的人士都认为，鉴于RCA在波兰建的彩管厂营运失败，日立在芬兰建彩管厂也不成功，中国要建这样复杂的综合性彩管厂，失败的可能性很大，即使成功了，也会成为电子部的大包袱。连日立的一位专家亦曾对吴祖垲说：“一个公司在海外建厂，未知数太多，如芬兰就有严寒回题，新加坡有湿度太大问题，还有各地的情况与政策问题。”[61]言下之意，似亦对彩虹厂能否成功兴建抱有疑虑。结果彩虹厂不但成功兴建了，亦成功投产了，而且当年便盈利了。彩虹的年产量逐年攀升，直至2012年停产前，彩虹一直是中国及世界彩管史上最大的单一彩管生产基地，年产彩管1500万支以上，所产彩管品种也从最初的两种增加至12种，就彩管企业生产规模而言，居业界第三，在国内则称冠。[62]
据吴祖垲忆述，彩虹投产之时，日本的放送协会电视台（NHK）向全世界广播说：“中国咸阳综合性彩管厂建厂成功，是中日双方合作的产物，像那样复杂的工程，按国际惯例，应由一个大公司来承包，现在由中国人自己总抓，而且成功地全面投产，那是很不容易的事。”RCA还专门派人就彩虹厂成功投产一事采访了建厂初期任日方总代表的横井昭夫，横井深情地说：“因为我们的合作方是内行，是专家。”[63]
有了自己的彩管，中国亦能生产出自己品牌的彩电了。有了彩电，中国的彩色电视广播亦从此日益蓬勃发展，带动了改革开放后的商业活动，令市场消费更加活跃，也丰富了中国老百姓的文娱生活。
像彩虹这样的纵向整合彩管厂，比较著名的还有一家在波兰。同是纵向整合，同是引进外国技术，但彩虹是成功的，波兰却是失败的。那是因为彩虹引进的是日本技术，日本人转移得很好，中国人也吸收得很好，所以成功。波兰是直接引进美国RCA的技术，结果证明美国的技术转移得不成功，波兰人的吸收能力也不够好，所以失败了，后来由法国国营的汤姆逊集团在20世纪90年代初向波兰政府收购了这家工厂，成功转型，再后来于2005年连同汤姆逊的全球彩管业务一起卖予印度威德昆集团。
彩虹厂1982年投产后，翌年12月即开发出新产品，成功试制18英寸彩管，并通过了鉴定，受到好评。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到彩虹厂视察后，也表示赞赏，说他从未见过一个新厂在投产不久就能试制新产品。[64]
吴祖垲总结彩虹厂成功的因素时指出，因全国彩管技术人员，自全国彩管研制大会战展开后，在不断地试制和改革过程中摸索出了一整套彩管的技术和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而他们中的精英由四机部统一调入彩虹厂，形成了一支完整的彩管技术队伍，对试制中遇到的困难非常清楚，这支队伍对彩管技术的引进和实现投产功不可没。
彩虹投产之时，正值国家落实“六五”计划之际，全国各地引进了百多条彩电生产线，年装机能力达1000多万台，那就是说一年的彩管需求量最少要1000多万支。但那时全国只有彩虹一家彩管厂，1984年的年产量亦仅96万支，彩管产业成了国家的急需，鉴于国家和企业资金的短缺，引进外资遂成必需的考虑。
于是，1984年，全中国便掀起一股大搞彩管项目的热潮，从南到北十多个省市都要求建彩管厂，并各自向外国公司接洽，[65]一时间禾雀乱飞，外国公司见到中国地方政府对彩管如饥似渴，于是也狮子开大口，胡乱要价，令报价愈推愈高。在此情况下，电子工业部决定成立全国彩管项目领导小组，由常务副部长张学东任组长，孙秉光兼彩管办公室主任。国务院还于1985年4月22日下达报告，要严格控制引进彩电和彩管生产线，规定必须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进行建设，国家已确定厂点的，由电子工业部、经贸部组织统一对外，未列入彩管定点规划的地区，不得自行上彩管项目。[66]由是外国公司的要价大幅回落，甚至回落一半的都有。要不是国家及时管控，不知会有多少省市当了冤大头。
1986年，电子工业部根据11个省市的汇报，就技术力量、资金来源、引进对象、运输能力、配套条件、能源供应、利用外资比例及地区协作能力等进行评估筛选，最后决定由上海、北京及南京建三个新彩管厂及彩虹扩建二期彩管厂。孙秉光建议“四统一”方针，即统一对外、统一谈判、统一技术标准、统一引进。国家根据技术、价格、优惠条件和合作态度四方面考虑，最后决定四厂都引进东芝的技术，[67]电子部已与东芝签了意向书，但北京市表面同意电子部的意见，实际上已选择了日本松下公司为技术设备提供方，由于有邓小平与松下幸之助的合作“约定”，故电子部也没有干预。
至于南京市，与荷兰飞利浦早已谈了数年，故也提出希望国家允许他们与飞利浦合资，并找到吴祖垲帮忙当“说客”。吴祖垲以电子专家和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给中央领导写信进言，指出如果全国只引进日本一家的技术，对中国的彩管业后续发展没有好处，应作多元化技术引进。中央领导接纳了吴祖垲的意见，同意南京与飞利浦合作。[68]
在深圳，孙秉光早于1983年便电子工业部委派，到这个当时百废待举的特区发展电子工业。孙秉光很快组建了中国深圳彩电总公司，是电子工业部和深圳市政府共同投资的，当时是各中央部委在深圳的13家重点企业之一，并一手筹建了现代电子（深圳）实业有限公司（MAC，或称麦克）、赛格日立两家彩管厂和中康玻壳厂。后来（2002年）这三家公司由深圳市政府下属公司全权经营。[69]
第二个十年另一件重要的事，就是1987年北京松下彩管公司（简称北松）的成立。1978年邓小平访日，期间与日本松下公司总裁松下幸之助见面，希望松下支持中国的电子工业，遂有了后来的北松。[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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