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力更生进军设备建基地：1967至1977年的十年回顾

彩管业是复杂的工业，而中国彩管业则是中国第一个如此技术复杂和全面的产业，不但为千家万户所必需，且带动了上下游的轻工业，如摄影机、线路板、IC等。有了彩管才能生产彩电，有了彩电才会带动电视台进行彩色电视广播，有了电视台的彩色广播，政治、经济、文化才有宣传平台，观众才有娱乐，艺人才有工作。所以中国政府才会决定必须有自己的彩管工业，且不惜倾全国之力去实现这一民用项目。

中国彩管发展史的第一个十年，应从1966年底至1967年初四川成都773红光电子管厂造出了一支5英寸彩管开始算起。^[19]

在之前的前言中，我们看到彩管技术如何于50年代初在美国诞生，然后传到日本和西欧。至于中国，当年只能生产黑白显像管和少量黑白电视机。1957年，时任南京电照厂厂长兼总工程师吴祖垲受命前往苏联考察黑白显像管生产技术，并向苏联订购了关键模具和设备，回国后领头技术攻关，成功造出中国第一支黑白显像管，送到天津无线电厂，于1958年1月装配出第一台国产黑白电视机。这台电视机被送到北京，于1958年3月17日晚，成功在中国试播电视节目。

曾于1945年赴美学习并曾进RCA工作过三年的吴祖垲，1948年回国进入南京电照厂当副厂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国民党政府拟把包括南京电照厂等五家南京附近的重要工厂搬到台湾，吴祖垲用“拖字诀”成功护厂，并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把厂完好地交给人民政府，并继续领导该厂，并领头成功生产出黑白显像管。黑白显像管的大量生产，为日后彩管的试制，如玻壳模具的设计和制造、玻屏和玻锥的压制、电子枪零部件冲压及荧光粉的试制打下了基础。

1958年10月，吴祖垲被调到成都，筹建由苏联援建的773厂（即红光电子管厂），担任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1960年，苏联撤走全部专家，773厂人自力更生，先后成功试制35厘米黑白显像管及示波管、电达指示管、摄像管，并于1962年大量投产。^[20]

四川成都773红光电子管厂

1960年，为庆祝国庆，在北京电视台（即现时的中央电视台的前身），进行了一小段时间的彩色电视广播开路试验，作为广播接收器的彩色电视机，是进口的。^[21]早在1958年5月，电子工业主管部门便在北京召开了彩电攻关会议，并从RCA买了五支彩管，经香港运到内地，分给了五家工厂解剖仿制，红光得到了其中一支。吴祖垲调到红光后，便领导试制彩管，但当时正处于“大跃进”后的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红光1962年生产的黑白显像管售出了一万支，另一万支还在库房里，在这种现实情况下，彩管即使试制成功，也会无人问津。于是红光的彩管试制项目就下马了。^[22]

20世纪60年代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1964年10月16日首次原子弹试爆成功，“宁要核子，不要裤子”掀起了一股要自力更生的精神。彩电涉及民生和宣传问题，政府和老百姓都在希冀自己国家能生产这种产品，以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二是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下，引进彩管、彩电生产线的理由被描述为“更逼真地反映领导同志的光辉形象”。^[23]因为当时在中国的电影院里，已经放映彩色故事片和纪录片了，但电视节目还是黑白的，加快研发彩管、彩电成了政治任务。且彩管可用于民用电视机，亦可用于国防，例如雷达显示屏幕，如果能以彩色显示，一定胜于黑白。那时，彩管被称为“电真空器件的原子弹”。^[24]

1964年，四机部的王铮部长到红光厂视察，说：“彩管还是要试制的，因为洲际导弹返回的信号必须要彩色显示。”为此，红光厂又再埋首研发彩色显像管，终于在1965年至1966年，试制出5英寸点状荧光粉彩管雏形。四机部对此大感兴奋，遂于1969年发起“彩管研制大会战”，召集全国13家电子厂合力研制彩管。^[25]

1969年，台湾地区宣布试行彩色电视广播，^[26]大概这令北京对彩管产业化的推动更加迫切，于是彩管大会战加大了力度，到1970年1月更上一层楼，把全国分划成北京、上海、天津和四川“四大战区”，协作进行研发，由国家计划委员会、解放军通信兵部、中央第四机械工业部和邮电总局的领导组成广播电视协作指导小组统一指挥，办公室设在中央广播事业局内，决定仿制索尼的单枪三束管彩管，进口了几十支索尼的19英寸彩管，进行解剖、分析、测绘，然后再按自己的条件重新设计。

红光终于在1970年5月1日试制出19英寸的单枪三束彩管。南京741厂、上海电珠一厂和上海电子管二厂，石家庄等地都试制成功了彩管样品，但由于红光首先在涂屏曝光台用上了校正透镜，荧光屏发光的色纯最好，所以当时公认是773厂在全国试制成功的中国第一支19英寸彩管，这结论亦是电子工业部确认的。据吴祖垲后来分析，红光之所以能试制出中国第一支性能较好的彩管，是因为技术队伍完整，试制条件较好，有荧光粉试验室、彩管试验室，还有玻璃试验生产线，有27吨和5吨气压机。^[27]

有了自己生产的彩管后，百分百国产的第一代彩电也生产成功，毛泽东试看后，称赞说：“很好，什么时候人民群众也能看到？”^[28]

这真是把专家们问住了。由于国产电视机散热不好，用的元器件、玻壳和彩管的寿命只有几百小时，还达不到工业批量生产的程度。

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解冻。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应中国邀请到中国访问，在他访华前，派了基辛格博士到北京会见周恩来总理，基辛格首先问中国有没有彩电和原子能发电站。^[29]这引起了中央领导对彩管更为重视。1972年5月，国务院在北京和平宾馆召开“全国第三次彩色电视广播工作会议”，时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的华国锋和时任国家计委主任的余秋里等领导来听汇报后，明白到中国一时之间无法自力更生造彩管，于是接受了与会的四机部代表孙秉光的建议，引进外国生产线。会后孙秉光立即打了报告给余秋里。^[30]其后，国务院便批准四机部以1000万美元引进一条装配彩色显像管的生产线。

尼克松访华，会见了毛泽东，在上海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就此打开。中美关系正常化后，西方国家亦纷纷欲与中国建交，当中行动最快的是日本。1972年9月25至30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和外务大臣大平正芳访华，于29日在北京签订了《中日联合声明》，宣布即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于是，正寻求向外引入彩管生产线的四机部，将目光转到彩电工业比较发达的日本。11月，四机部、外贸部、广播局和国家计委调集了全国彩管和彩电的顶尖专家12人，到日本考察，先后访问了27个公司，100多个工厂、研究所和电视台，考察彩管制造技术。跑遍了日本所有的电视机厂家，索尼、松下、东芝、日立、三菱、夏普等。^[31]1973年2月考察团回国，由孙秉光负责组织总结，并修改最终引进方案。

考察团先后向国家计委柴树藩副主任、外贸部李强部长等汇报，力陈：要想生产彩色电视机，先得要生产彩色显像管；生产彩色显像管光有组装线不行，还必须配套上玻壳、荧光粉、荫罩板、电子枪、偏转线圈等几条生产线，因此还需要增加8000万美元的引进费用，并建议从彩电工业比较发达的日本引进。^[32]

国家计委批复：一方面同意引进两条彩管生产线，年产量为一百万支左右；另一方面同意引进配套的玻壳、荫罩、荧光粉、电子枪零件和装配、偏转线圈生产线及动力系统，预算总共8000万美元，要求四机部以部党组的名义报党中央。至此，完成了彩管项目引进谈判各项准备工作。

1973年春节后，日本东芝、日立、松下、索尼、NEC、三菱、旭硝子、NEG、大日本涂料、大日本印刷、大日本网板等公司先后应邀来华，与中方进行技术交流合作引进方案的初步讨论。到了5月，外贸部技术进口总公司再向日本各大公司发出邀请，请他们再到中国谈判彩管引进项目，但先后发出了三次邀请，日方各公司均回复说：“仍未完成有关技术准备，抱歉见谅。”

苦等未果，四机部所属的中技公司遂于当年6月把注意力转向了美国的RCA（美国无线电公司），因为他们的各种技术一应俱全。对方在询价后，很快便于9月报价1.3亿美元。^[33]

9月16日，周恩来、李先念、叶剑英、华国锋等国家领导批准了报告。李先念副总理在报告上批示：“因为靠自己攻关时间太长，满足不了当前需要，进口这套设备促进我们自力更生更快一些，拟同意四机部的报告。”^[34]江青等“四人帮”，最初也同意此报告。^[35]

有鉴于此，中国旋即邀请美方来京商谈。与日方的拖宕不同的是，RCA在不久的11月，便派遣一个五人高级代表团到中国来谈彩管引进的事。

四机部对此颇感意外。原来RCA得知中国曾与日本洽购彩管生产线事，而RCA知道他们给日本公司的彩管技术专利限售期虽仍未届满，但很快届满，RCA怕错失时机，于是急忙派人到中国推销。双方磋谈顺利，美方很快便修订计划，承诺以总价为8300万美元，替中方提供一条年产20英寸50万彩管的生产线，双方签约后便可于三十个月后投产，中方则只负责建厂房和选拔技术人员。(www.xing528.com)

翌日，RCA还主动演示了他们带来的两台20英寸的电视机。晚上，国家计委、四机部和外贸部的首长听取孙秉光汇报，孙秉光说：“由于我方对美方的技术状况没有考察过，难以决断，希望可以派人赴美国考察。”翌日孙秉光向美方提出了考察建议，美方略加考虑后即表示欢迎，代表团团长可能忧虑中方仍属意日本的技术，故作拖延，以时间换空间，于是除了主动提出再降价300万美元外，又告诉中方人员：彩管技术专利属于RCA，全世界任何国家的彩管企业，未经RCA同意，均无权向中国出售彩管成套技术。此时，中方人员才明白为何日本各大公司拒绝再到中国来交流谈判，原来日本各公司既因彩管技术专利的限售期未届满，亦未能取得RCA的同意，所以无法转售，那即使来了，不也是白搭吗？

1973年12月6日，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四机部等组团到美国RCA和提供玻壳的康宁公司考察，团长为原741厂（即四川长虹）厂长王治东，副团长为773厂（即成都红光）总工程师吴祖垲。他们先去了RCA在宾夕法尼亚州兰卡斯特市（Lancaster）的彩管开发中心参观，之后到普林斯顿（Princeton）参观RCA的戴维·萨诺夫研究中心，然后到斯克兰顿（Scranton）和马瑞安（Marion）的RCA彩管厂及康宁在塞克维尔（Circleville）的玻壳厂考察。

接待中国考察团的RCA代表中有位年轻人，名为赖维尔（John Neville），后来成为汤姆逊集团的高级执行副总裁，主导和参与了1992年RCA　21英寸彩管技术引进佛山、汤姆逊控股佛山国营彩厂项目，亦是2004年TCLThomson全球彩管彩电业务合并、汤姆逊佛山并购东莞国营彩管和佛山厂，最终打造成TGDC这两个项目的“教父”。

说回中国考察团在美国的考察，他们在访问康宁公司时，获十分热情友好的招待，更令人意外的是，所到之处，都特意悬挂五星红旗。而且考察期间中方代表团的食宿交通等费用一概由康宁负责。

吴祖垲（右三）一行访问美国RCA（1973年）

前排左三为团长王治东，是四川长虹（780厂）第四任厂长，长虹是彩管时代的彩电大王；前排左一为副团长吴祖垲，是四川红光（773厂）总工程师，20世纪40年代曾在美RCA公司工作，人称中国彩管之父；后排左二为孙秉光，为机电部第一任彩管办主任，除助建咸阳彩虹外，还奉命到深圳组建了赛格日立，深圳现代（后三星）及中康玻璃（后赛格三星）；后排左六为陈遥驺，是佛山国营彩管厂第一任总工程师。

结果，考察团在美国的考察和洽商十分顺利。最后，中方便与RCA公司以7300万美元的价格，达成了初步引进协定。^[36]另外，考察结束时，正值圣诞前夕，康宁公司竟派专机送考察团回华盛顿，更赠送每位团员一只玻璃蜗牛及康宁的一本《1973—1974年圣诞节礼品目录》，玻璃蜗牛也列在目录中，标明价钱为54.4美元。

考察团回国完成了报告后，原以为彩管生产线的进口应很快可落实了。但谁也没想到一场大风波正悄悄在酝酿中。事缘考察团成员、四机部第一设计院的李湘，把带回的礼品和资料向全院展示，包括那只玻璃蜗牛。谁知第二天，四机部大院便出现一张大字报，贴大字报的是第十设计院政治处宣传科某干事，大字报说“美国人送蜗牛是讽刺中国人跟在美国后面爬行，考察团没有政治头脑，接受了这只蜗牛，等于自认爬行主义，受到侮辱还扬扬得意”云云。见大字报在四机部内没有回响，第三天，该干事便写信给江青，“告发”考察团接受蜗牛礼品的事。^[37]

“四人帮”当时正欲借“批林批孔”运动，想把周恩来总理搞下马，故江青得到告状信后如获至宝，想以此证明周总理的外交政策是“叩头主义”，于是立即驱车到四机部，铁青着脸怒问：“蜗牛放在哪里？拿来！我们要向美国驻京联络处提抗议！要把蜗牛退回去！这条彩管生产线我们不要了！”

由于那天是星期天，四机部长王铮不用上班，但当然早已有人向他报告了江青到来拿走蜗牛的事。王铮心知不妙，当即在晚上召开党组织扩大会议，那个给江青写信的干事竟然在王铮旁边，与他平起平坐，扬扬自得。余秋里和李先念也先后来到，会议开了个通宵，会上许多人都顺着江青的调子，猛烈批判考察团和那只蜗牛，说是“洋奴哲学”“投降主义”“卖国主义”。之后，风波扩大到全国，都在谴责那只玻璃蜗牛。江青还指示，全国都要调查一下，那几年各部委、各省市、各单位都收到的外国礼品中，有没有污蔑中国人的东西。于是全国各地掀起黑风恶浪，都排查、举报、批判……结果，一机部赴日考察团因接受了一个插在乌龟背上的温度计，便被批为“爬行主义”，煤炭部赴德国的考察团，接受了一个象征煤铲的小工具，便被批判为持着“洋拐棍”。

而批判蜗牛和赴美考察团的大字报也在各单位铺天盖地出现，更有人荒唐地说：“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是赴德国考察团为突破口开始的，今次将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考察团副团长、又是彩管专家的吴祖垲，当然清楚美国方面的真实态度，他指出，蜗牛是圣诞节礼品，明写在康宁的礼品目录上，他们同样会送蜗牛给其他国家的代表团，甚至国家元首。考察团全程受到最高礼仪接待，康宁在能源危机时期还派专机接送考察团，而且只消用常理分析，亦知道美方既然想跟中国做成生意，讨好准主顾都来不及，怎么可能以礼品来侮辱中国？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周恩来总理决定先澄清真相，致电纽约询问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黄华，蜗牛在美国的代表意义是什么？黄华回复：“蜗牛在美国是象征幸福的意思，客人临别，主人送蜗牛，含意为请客人慢行，并祝一路平安。”

外交部也查阅了资料，认为蜗牛形状的工艺品，在美国是代表吉祥顺利，是友好的表示，常作为礼品及摆设，美国还有歌颂蜗牛的诗。2月21日，外交部把调查结论写成《关于美国人送“蜗牛”礼品等事的报告》，呈交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总理看过后，批示同意，并呈交毛泽东。毛泽东阅毕，在报告上圈示同意，并说这并不是侮辱，不能向美方提出交涉。之后，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据说会上对事件的争论仍很激烈，最后还是毛泽东出来说：“这事不要再提了。”最终政治局作出结论：江青在四机部的讲话是错误的，不印发不下达，已印发的立即收回。

自知理亏的江青，得知政治局的结论后，只好悄悄把玻璃蜗牛退回给四机部，喧嚣一时的“蜗牛事件”终渐渐平息，中国避过了一场外交笑话。若中国外交部真的为此向美国发出抗议，并把蜗牛退回，中国除了会在国际间大出洋相外，刚改善的中美关系也会被扼杀在摇篮中。此蜗牛的照片现被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说明这被看作是国家发展路上的一件大事。后来“四人帮”倒台，江青于1980年被公审时，四机部考察团成员之一的孙顺兴，还作为控词的宣读人，在法庭上讲述了这桩荒唐案。^[38]

据吴祖垲忆述，他们当时抵达美国华盛顿时，中国驻美联络处一位秘书便要他去密室看一份刚从国内发去的档案，档案要求“此次彩管考察团只能考察，决不能有什么承诺”。回国后，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的负责人对他说：“你们刚离京去美国那天，外贸部的一个部长便来电话，问考察团走了没有。如果没有，就不必去美国了。”他认为从这两件事，可看出“四人帮”自始至终都是反对引进彩管技术的。而当时“四人帮”仍十分猖獗，所以即使“蜗牛事件”风波已平息，但向RCA购买彩管生产线的项目依然被搁置，中国的彩管梦陷入了不明朗的境地。

1972年还有决定彩色电视广播制式的问题需要解决。中国耗时近一年研制出40多种制式方案，但受制于当时的条件，都存在缺陷。于是，1972年10月，中国派出考察团赴欧洲考察彩电制式，详细比较了欧洲使用中的PAL和SECAM两种制式的优劣，最后确定采用德国的PAL制式（是全球最好的制式，西欧各国多采用此制式。美国用的是NTSC制式，不是最佳的制式，易产生偏色，只有美国本土和日本采用。西欧中只有法国不是用PAL制式，而是它自己开发的SECAM制式，俄罗斯和东欧各国亦均采用此制式）。1973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现中央电视台）开始（采用PAL-D制式）试播彩色节目，并于同年的10月1日正式播出。^[39]因此，由消费市场的供求关系来说，彩电工业的加速发展之迫切性，并没有因为部分政治集团的一时阻挠而抑制下来。

1976年“文革”结束。在1977年的中央联欢会上，总理华国锋对原四机部部长王铮及副部长刘寅说：“‘四人帮’已倒台，‘蜗牛事件’已澄清，为了发展我国的彩电事业，彩管引进可以提到日程上来。”^[40]有了1972年前的外访探寻经验，四机部不久便给国务院打了报告，由国家计委牵头，召集了国家建委、四机部、化工部、冶金工业部等相关人员，就彩管引进项目有关的厂址选择、生产规模、彩件零部件及原材料国产化等问题进行积极研究和讨论。

1977年4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便亲自重新批准引进彩管成套技术，定名为“咸阳显像管工程”。咸阳彩虹显像管公司也在不久之后成立，由中央直接管理。“咸阳显像管工程”计划于1979年4月在陕西咸阳动工兴建彩虹彩管厂，1981年6月投产。

在此过程中，由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代表方，频繁地邀请美国RCA和日本各大彩管有关企业到中国进行技术介绍和交流。RCA虽也应邀出席，但因“蜗牛事件”的不愉快记忆，不愿意报价和承包。所以交流过后，四机部决定于1978年1月再组成彩管考察团，但这次不是去美国，而是去日本。^[41]其后又于同年的2月，先后在北京与天津与日本各公司谈判洽商。最终在1978年7月，四机部决定陕西咸阳彩色显像管厂的彩管合同与日立公司签订。彩管玻壳合同与日本旭硝子公司签订，荫罩合同与大日本网板公司签订，荧光粉合同与大日本涂料公司签订。有了外国技术的引入，加上政治因素的排除，中国彩管的研制和生产摒弃了“闭门造车”的草创时期，自此进入了新时代。

陕西彩色显像管总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