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后，战区工厂内迁，连同大后方新设工厂，比较偏僻的西南地区逐渐成为民族资本工业的阵地，重庆成了后方工业中心。其他如四川的成都、万县、泸州、宜宾，云南的昆明，贵州的贵阳，广西的桂林、柳州，湖南的衡阳、祁阳、芷江、沅陵，陕西的西安、宝鸡，甘肃的兰州等城市都陆续发展成为后方的新工业区。就资本状况看，当时以四川和云南的私营工厂规模较大，而湖南、广西的工厂规模较小，总的说来都较战前为弱。但由于国民党政府推行错误政策，使一度兴起的后方工业，到1943年便陷于停工关厂的困难境地，其后几年中艰难竭蹶的情景更见严重。
抗日战争时期，表现在中国经济上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官僚资本的形成和膨胀。国民党统治集团凭借国家政权，巧取豪夺，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利用战时经济统制，借用“公营”名义，控制工业企业。1942年后方共有工厂3758家，官营工厂在数量上虽只占17．4%，但所拥资本额占总资本额69．5%，所拥动力设备占全部动力的42．2%，官营工厂平均每厂动力有100匹马力，而民营厂只有26．7匹马力。其后数年，官、私工厂在这些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及至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没收日伪财产和德、意的法西斯投资。其中接收日伪工厂便有2411家，作价标卖的不过10%，其他绝大部分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官营工业。1948年，官僚资本占有全国产业资本的80%，控制了全国钢产量的90%，煤产量的33%，电力的67%，石油和有色金属的100%，水泥的45%，纱锭的38%，织布机的60%，棉布的73%，棉纱的39%，毛织品的50%，食糖的65%，纸张的30%。在这种情况下，民营工业处于受压制和被排挤的地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官僚资本主义是一种腐朽的生产关系，它投靠帝国主义，严重地压制国内生产力的发展。中国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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