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资本银行：从支持民族工业到国有化改造

民族资本银行在抗日战争前，也还有支持民族工业的资力与愿望，对纺织、面粉、煤矿、航运、化工等业的贷款与投资为数不少。突出的如金城银行，1937年它的工矿放款占放款总额的25．12%，铁路放款占17．08%，两者合计占42．2%。总的说来，银行业给予工业的资金支持为数有限，利率亦甚高；但是近代中国的民族工业又几乎无一不依赖银行的贷款才得以维持或有所发展，银行提供的借贷资本在中国工业的营运资本中占有重要地位。抗日战争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受官僚资本银行的排挤和钳制，活动受到限制；一方面通货膨胀，币值不断低落，存款和放款的实值少得可怜，运用社会货币资本的作用大为削弱。同时，银行不仅在外汇、黄金、证券等金融性物品上进行投机，而且还囤积货物和直接从事商业经营。有一批银行本身就是在投机狂潮中设立的。

民族资本银行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两重作用，积极的一面是运用信贷，支持和资助民族工业，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消极的一面是它们先天软弱，带有比一般工商业较多的买办性与封建性，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前期热衷于大量购买公债和房地产，在长期通货膨胀过程中又增大了投机性。

设在中国的帝国主义银行凭借特权，任意发行纸币，吸收存款，影响民族资本银行的业务，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但在国际汇兑、保险业务、金银进出口的经营方面，民族资本银行又要依赖于帝国主义银行，特别是它们的商业放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直接间接为推销外国商品和贩运出口原料服务的。民族资本金融业曾经是经济上支持国民党上台的主力，但是国民党政府建立后的方针并不是扶植民族资本主义，而是发展官僚资本主义。随着官僚资本银行势力的扩张，民族资本金融业逐渐受到抑制。这种财经政策在抗日战争时期和抗战胜利后变本加厉，到1948年8月发行“金圆券”，强迫民族资本银行交出外汇资产，使矛盾进一步激化。(www.xing528.com)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对官僚资本银行实行没收、接管；对民族资本银行，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道路，采用赎买办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2年12月，除自行停业清理和因违法被勒令停业者外，其余34家银行连同一部分钱庄组成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实现了金融业全行业公私合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