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具体服务行业的产业安全

关于服务业产业安全问题，国内外学者则主要对商贸物流、金融、文化信息传播等具体服务行业的产业安全问题进行研究。

2.3.2.1　对商贸物流业产业安全的研究

随着外资的涌入，零售业的产业安全问题受到各方的关注。国外针对零售业安全的相关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零售业竞争力安全研究：Ana Groznika（2009）提出实施自有品牌、加强供应链管理等策略以提高零售业竞争力安全；二是零售业控制安全研究：Alan Rugman（2003）研究认为跨国零售业呈现区域性扩张特征；三是零售业权益安全的研究：Bart Minten（2009）等人基于非洲的案例研究，认为跨国零售业将对发展中国家供应商的权益造成损害。我国零售业产业安全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杜丹清（2005）认为我国零售商业在全面开放的背景下，国外跨国零售大企业的纷纷进入与占领会带来国内产业安全危机隐患，因此，需要在市场力量的基础上，发挥政府产业政策的引导、支持和规制作用；王俊（2006）认为，跨国零售企业进入后，会对我国零售业的市场结构、产业控制力和产业竞争力等方面产生不利影响，从而给我国零售业的发展安全带来威胁，因此需要从优化市场结构、提高产业控制力和竞争力等方面来采取措施；王丽、王苏生等（2008）提出了基于产业生存力和发展力的评价模型，并用该模型对我国零售业的安全值进行了评估。

国外对物流业的研究侧重于物流与供应链的管理、物流服务外包以及物流服务业发展的情景模拟（Van Damme and Van Amstel，1996；Norek and Pohlen，2001；Ballou，2004；Grant et al，2006；Waters，2007；Gracht and Darkow，2010）。而物流产业安全问题是我国物流产业健康发展所不容忽视的重要主题之一。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界定物流产业安全的概念。李孟刚（2007）、蒋志敏（2008）等定义物流产业安全为物流产业的生存和发展不受威胁的状态，包括物流产业生产安全和物流产业发展安全。袁平红（2009）从物流产业的微观主体结构——企业层面出发，定义物流产业安全为开放经济条件下，以国有物流企业和民营物流企业为主体的物流企业，能与国际物流企业进行持久有效的竞争，并稳定持续地服务于整个国民经济。

第二，影响物流产业安全的因素。李孟刚（2007）指出影响物流产业安全的因素分为组织因素、结构因素、布局因素和政策因素。荆林波、吕萍（2008）指出物流产业安全不仅要从投资规模的角度来衡量，还要从产业竞争力、产业控制力以及国民产业权益等不同角度来衡量。袁平红（2009）则从物流市场需求、外商投资以及物流产业国际竞争力三个角度出发，分析了这三个因素对我国物流产业安全所产生的影响。蔡进（2008）从物流产业损害预警系统出发，研究了其对保障物流产业安全的影响。

第三，构建评价物流产业安全的指标体系。李孟刚（2007）参考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与世界经济论坛构建国际竞争力的多指标体系时采用的方法，建立了物流产业安全的评价模型。蒋志敏（2008）基于系统论，推出“压力—状态—响应”的行业安全评价方法，构建了评价物流产业安全的指标体系。袁平红、杨静（2010）从物流产业的特性出发，综合考虑政府管制、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控制力这五个方面，用价格管制、融资管制、进入和退出管制、财务预警等24个具体指标，构建了基于层次分析法的评价物流产业安全的指标体系，对各指标权重进行了计算。研究结果发现，在以物流产业安全指标体系作为总目标，以政府管制、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控制力作为子目标的指标体系中，维护物流产业安全最主要的因素是生存力、竞争力和发展力。何维达、梁智昊、张川（2013）应用数据包络（DEA）方法，对我国物流产业安全度进行了估算。结果表明，2001-2004年以及2009-2010年的物流产业安全度值都为1，此时物流产业呈现出安全状态，而2005-2008四年间的物流产业安全度值均小于1，其中2005年度的产业安全度值只有0.816。由此可见，这几年我国物流产业处于非安全状态。另外，在结构方面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需要关注。

2.3.2.2　对金融业产业安全的研究

国外关于金融业产业安全的研究更多关注于金融产业安全理论、金融贸易自由化的影响和金融危机的研究。Hyman P.Minsky（1982）提出“金融脆弱性假说”，认为金融业的本性是其内在脆弱性，这是由其高负债经营的行业特点所决定。Kaminsky、Lizondo和Reinhart（1997）提出了KLR信号分析法，他们认为当一个指标与均值的偏离程度超过阈值时，会发出信号。在一个时期内指标能预警危机的这个时期被称为信号水平时期，设定为24个月。信号发出后24个月内如果发生了金融危机，称为好信号；信号发出后24个月内如果未发生金融危机，称为坏信号或噪音。Hardy、Pazarbasioglu（1999）对35个国家20年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若干经济变量和金融变量可作为银行体系困境和危机的先行指标。Goldberg等（2000），Peek和Rosegren（1999）指出外资银行在金融危机爆发时可能会给东道国带来益处，究其原因，在危机期间，东道国能为外资银行提供避风港从而减少资本外逃，并且在此期间，外资银行对有问题的银行继续贷款以补充资金。此外，这些学者指出，外资银行给东道国所带来的威胁主要是内资银行的竞争力减弱，东道国当局对银行业的宏观影响力下降，来自国外的不利冲击通过外资银行传入东道国。Frankel Rose（1996）以100个发展中国家在1971-1972年这段时间内发生的金融危机为研究对象，以各个国家的年度数据为样本，建立了可以估计金融危机发生可能性的FR概率模型。研究结论是：经济增长的幅度越低，则国内信贷增长的幅度越高，国际市场利率越高，外商直接投资与外债比越低；外汇储备越少以及实际汇率越被高估，则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越大。Demirgue-Kunt和Detragiaehe（1997）对银行危机进行研究，采用多元Logit模型分析了1980至1994年间发展中国家的样本数据。结果表明，当宏观经济状况不理想时，经济增长较低，而通货膨胀较高时，危机比较容易爆发。Kaminsky（1998）认为亚洲金融危机并非新型危机，与发生于其他区域的历史事件一样，亚洲金融危机是经济处于困境时产生的，因此经济的脆弱程度是预测未来危机的一个有益指标，并给出了单一指标的四种合成方法和评价指标预测精度的三种方法，还设计了新的金融危机预警模型。Goldstein（1998）通过了解新兴市场国家金融脆弱性特征的信号，选择了一批预警指标来研究应该如何防范和控制金融危机。Malz（2000）的研究表明，资产价格的隐含波动率蕴含了未来巨大收益的相关信息，该信息是其他风险度量指标所没有包含的。在资产价格大幅波动之前往往会出现隐含波动率的显著增加，由此可利用隐含波动率作为危机的预警指标。

国内关于金融产业安全的研究主要围绕金融风险、利用外资、全球化和金融安全因素四个方面来研究：(www.xing528.com)

第一，关于金融风险与金融产业安全。王硕平（2000）较早地用系统的思想和方法对金融风险进行研究，运用因子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建立了我国金融风险系统结构，确定了风险指标权重和综合评价风险。章和杰（2002）通过研究金融风险的内在机理，指出我国的基本金融制度存在严重缺陷是导致金融风险的主要因素，并强调亟须构建金融风险预警模型以探讨我国金融制度的改革路径。方先丽（2003）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重点阐明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金融风险具有的新特征，并且首次提出了中国应防范和监管金融创新产生的金融风险。巴曙松（2003）指出金融监管应当尊重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实行激励相容的监管和鼓励金融创新的监管理念。向文华（2005）对金融自由化与发展中国家金融风险的相关性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在此基础上对金融自由化进程中金融风险向金融危机转化的条件、原因和后果作出了开创性研究。戎生灵（2007）根据对金融风险理论的总结以及国内外金融风险现状的比较分析，提出了建立现代金融风险防范的金融监管体制。余斌（2008）从微观角度分析了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的对立关系，建议慎用金融创新。

第二，关于利用外资与金融产业安全。陆磊（2006）研究外资入股中资商业银行得出：首先，利用外资产生的直接制度效应是其治理结构的本质改善；其次，反垄断将会是外资参股后银行业整体治理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再次，国家金融安全随着利用外资呈现新变化，要关注的根本问题是对外转移体制性风险和流入传染性风险；最后，出于盈利性和安全性的考虑，外资参股引进有可能造成地区间、产业间金融资源配置失衡，至少在短期内，必须保留某种形式的国有独资银行来平衡金融资源配置，并同时平衡货币、信贷和外汇市场。

第三，关于全球化与金融产业安全。王元龙（1998）以亚洲金融危机为鉴，就我国对外开放与金融安全的关系、影响我国金融安全的主要因素和维护我国金融安全的政策措施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欧阳勇、严卫东（2002）分析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相对落后，一方面使其必须有效利用经济全球化的契机，加快自身金融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使得其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处于更易被冲击的地位，风险和危机的可能性极大增强。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安全问题也就更加显著。陈跃雪、吴先忠（2002）认为入世意味着我们必须遵守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的协议，并分析了在这一进程中对我国金融安全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我们今后应改进的对策。

第四，关于金融安全要素与金融产业。周道许（2001）指出金融安全要具备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安全，保护存款人与投资者的利益以及保持货币稳定，从而避免发生通货膨胀，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唐庆国（2002）认为国家金融安全主要包括国家的金融竞争力，抵御国内外的各种侵袭、干扰、破坏、冲击的能力以及得以存在并不断发展的国内外环境。符莉（2002）强调一国的金融安全应该包括金融发展的安全、金融体系的安全以及金融自控权的不受侵犯。闫邹先（2010）以上海市金融业为例对我国金融业产业安全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我国的金融业整体处于不安全的边缘上，特别是在竞争力、控制力方面，外资企业的实力不断增强，而我国金融业在成长力方面的实力较强。

2.3.2.3　对文化服务业产业安全的研究

文化产业概念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国际定义和标准，而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强大的文化产业链。文化产业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占国民经济总值的比重越来越大，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事实上，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文化只有产业化才能占有一席之地。（黄旭东，2009）

国外学者对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文化产业对外开放、文化政策和文化安全威胁问题研究较早。有代表性的学者和观点包括：阿兰·伯努瓦（1996）从文化全球化角度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销售的不仅是商品和货物，还包括标识、图像、声音、软件等，从而统治想象领域和占据交流空间。萨缪尔·亨廷顿（1998）认为冷战结束后国际冲突不再以意识形态阵营来划线，而是“文明的冲突”。弗兰西斯·福山（1998）指出全球化使文化更直接与主权联结起来，发展中国家捍卫自己的文化也就是捍卫主权。Lee So-Yon（1999）认为一国文化只要具有与美国文化相同的力量，就应向国内外的人民普及，而非保护起来。汤林森（John Tomlinson，1999）则站在西方主流文化的立场上，对各种批判文化帝国主义的话语进行了反批评。Wildman和Siwek（2000）认为，文化产业在国际竞争中无需政府的经济支持，贸易限制只会使消费者需求得不到满足并且带来盗版问题。约瑟夫·奈（2004）认识到美国统治全球的权力除了“硬权力”之外，还有“软权力”，即美国的文化和美国式的价值观。另外，Pratt和Kinmen也从不同角度对文化产业和经济全球化下文化发展有一定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包括文化产业在内的国家文化安全成为国内学者们的研究重点。林宏宇（1999）最早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他提出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深层主题的观点。胡惠林（2000）指出在对外开放的背景下，不能将经济全球化片面地理解为产业自由化发展或完全的自由经济，而不考虑国家安全。事实上，一国或地区市场经济的最高原则依然是国家利益。所以，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只有以国家利益为核心，才能保障文化产业安全。花建（2001）认为从全球化视野来考察，文化从功能上看属于综合国力竞争中的“软权力”，文化市场的竞争秩序是一种全球性的不平等秩序，文化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重组和开发，因而加入WTO给中国文化带来挑战和机遇。乐后圣（2001）初步地把文化产业对外开放与国家文化安全问题联系起来思考。于萍（2002）指出加入WTO后我国文化产业安全所面临的威胁和挑战主要来自“文化殖民主义”、外来文化资本带来的挑战、信息网络化带来的影响和挑战以及外来文化产品带来的冲击，提出：第一，从战略上制定文化产业安全的目标；第二，从观念上增强文化产业安全的意识；第三，从法律法规上保障本土文化的主体地位；第四，基于适度开放原则，加强文化产业的开放力度；第五，全面发展本土文化产业，丰富世界文化。胡惠林（2005）系统深刻地论述了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并将文化安全问题提到国家文化战略的高度来认识。他认为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特殊的文化主权形态，当不发展文化产业便不能有效地维护国家文化主权时，发展文化产业就成为国家维护国家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必不可少的战略需求和战略选择。只有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国家文化安全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于炳贵、郝良华（2007）提出推进文化创新、建立科学的文化安全预警系统和保护性屏障、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维护文化安全的关键。黄旭东（2009）认为要积极扩大文化产业的规模、处理好文化的市场化和文化的事业化的关系、建立好文化市场准入安全警戒线，这样才能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提高文化产业的竞争力，进而维护文化安全。熊澄宇（2009）在研究了美、日、韩三国在经济危机中发展文化产业的经验之后，总结认为政府不仅要积极引导社会需求，还应采取积极的多元化产业政策，将资源集中于新兴文化业，形成新的文化消费群体和消费习惯，增强国际市场的文化认同，从而促进文化产业在危机中抓住机遇，安全度过。苏娟（2012）研究认为，近年来在国家强劲有力的政策引领下，中国文化产业的国家战略地位进一步得到确立，文化产业已真正成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亮点，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有了质的提升，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有了明显的增强，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有力地维护了中国国家文化的安全；但从全局来讲，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还存在着文化产品国际认知度有待提升、文化产业区域发展不平衡、文化产业立法保护亟待建设完善等问题。未来几年，还需要不断加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力度，积极推进文化产业“走出去”的战略，加快文化产业立法保护，推动区域文化产业协调发展，进一步扩大国内文化消费，使中国在新的国际文化秩序的建立和文化力量格局的重组中，确立有利的战略地位。李毅等人（2012）建立了以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和对外依存度为主的文化安全模型体系，选取了世界市场份额等七项指标来建立安全模型体系。研究表明，中国文化产业从2002年起有了巨大发展，国际竞争力持续增强，对外依存度虽然也有所上升但不显著，增速缓慢有限，文化产业结构相对合理，中国文化产业整体朝安全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