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导向与市场规模：重构空间结构

经典理论已经论证了市场规模对于生产活动空间集聚的基础性作用（朱希伟，金祥荣，罗德明，2005［41］；黄玖立、李坤望，2006［42］；黄玖立、黄俊立，2008［43］；陈健生，李文宇，2012［44］；何雄浪、胡运禄、杨林，2013［45］），市场规模是空间结构重塑的主要力量，是东中西部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一般而言，具有较大市场规模的区域，会因市场厚度的累积效应吸引企业进入，形成生产集聚。但许多研究也认为，政府政策会通过影响企业交易成本影响生产活动的空间集聚（张俊妮、陈玉宇，2006［46］；陈雪梅、李景海，2008［47］；丁建军，2011［48］；金煜、陈钊、陆铭，2006［49］）。空间经济学将政策视为形成初始集聚（先建优势）的偶然因素，在本地市场效应以及价格指数效应的循环累积效应作用下，影响生产活动的空间分布。因此，本书在实证研究中引入能够影响企业生产和交易成本的政策变量集，包括交通基础设施、二重开放政策和区位导向型的开发区政策，分别研究这些政策冲击所导致的交易成本降低对企业区位选址、集聚和生产率提升的影响，并考虑政策冲击与市场规模之间的交互效应，即市场规模的调节作用。

1.交通基础设施、市场规模与企业区位选址

企业区位选址是生产活动空间集聚最重要的微观基础。对企业区位选址的研究是政府制定招商引资政策，吸引新企业投资建厂的重要依据。新生企业的进入是地区生产率和就业机会增长的重要推动力，新生企业可以为本地区带入新思想、新产品以及新技术，且会通过增强本地市场竞争程度等途径促进地区生产率提高和就业增长（刘修岩和张学良，2010［50］），而交通基础设施影响企业区位选址的微观机制在于影响企业传播速度及生产活力。

首先，市场规模作为企业区位的基础性因素，会影响企业的选址决策。丰田公司前主席曾说过：“市场在哪儿，厂就在哪儿。”大市场能为企业带来更多的盈利机会，相比小市场而言，大市场会吸引更多企业。Klein和Crafts（2012［51］）研究了市场潜力^[2]对1880—1920年间美国制造业的选址的影响，认为市场潜力比要素禀赋更为重要。市场规模对于企业区位选址的作用，不仅具有“本地市场效应”，还有“市场竞争效应”：一方面，市场规模越大，越能增加企业的盈利空间，增强对新生企业的吸纳能力，即“本地市场效应”；另一方面，随着新企业的不断进入，由于巨大的竞争压力，现有单个企业市场占有率降低，企业平均成本变高，企业利润空间被压缩，阻碍新生企业的进入，即“市场竞争效应”。

其次，交通基础设施连通引致的运输成本降低有利于企业区位选址。企业的区位选址不仅是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也是成本最小化的过程。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会影响企业区位选址，进而导致生产活动的空间分布的变化。从杜能的农业区位论到克鲁格曼的CP模型，均肯定了运输成本对生产区位的影响。韦伯（1990）在《工业区位论》一书中分析企业通过选址来最小化运输成本时指出，如果一个市场的影响超过其他市场影响的加权之和，那么该市场就是企业的最优选址，其中影响权重被解释为运离和运抵该企业的数量乘以相应商品的运输率（Thisse and Beckmann，1986［52］）。一方面，交通基础设施连通能够降低企业运输成本。据估计，从四川成都到上海的公路运输费用和从上海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海运运输费用基本相同（黄玖立、冼国明，2012［53］）。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可以缩短城市间的空间距离，提高区域的可达性，提高区域间要素流动性、产品运输效率，降低企业的运输成本和库存成本（Reinikka and Svensson，2002［54］；Duggal et al.，1999［55］；Hulten et al.，2006［56］；Agénor and Neanidis，2006［57］；刘秉镰、武鹏、刘玉海，2010［58］；刘峰、张忠军，2014［59］；王自锋、孙浦阳等，2014［60］；赖永剑，2013［61］；张学良，2012［62］）。另一方面，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促进企业区位选址。Chandra和Thompson（2000［63］）的研究指出美国的新企业更多地选择在高速公路直接穿过的县落户。交通基础设施完善能够强化市场需求，扩大企业利润空间，增强对新企业的吸引力（刘学华、张学良、彭明明，2009［64］；周浩、余壮雄、杨铮，2015［65］）；可以使选址在相对“外围”地区的企业能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来自“市中心”区域的生产要素，还能避免来自“市中心”的竞争压力。所以，处于两个“中心”之间的落后地区，常常可以通过制定降低凹陷的落后地区与两个凸起的发达地区之间运输成本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政策来吸引企业选址。

最后，良好的交通互通网络有利于本地市场效应发挥。交通基础设施能够通过降低省际的边界效应来促进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助于促进区域之间的贸易往来，深化区域分工，扩大市场规模（胡鞍钢、刘生龙，2009［66］；刘生龙、胡鞍钢（2011［67］），这与“市场范围假说”的观点基本一致。从工业化进程来看，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能够扩大市场规模（梁双陆、梁巧玲，2017［68］）。以集装箱运输为例，以集装箱为主的海运的兴起使得日本企业首先在北美市场具备了竞争力，随后又在欧洲地区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也将制造业投资不断扩散到马来西亚及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接着又扩散到中国内地（世界银行，2009［3］）。

从以上的文献分析可以看出，已有关于交通基础设施和企业区位选址存在紧密的联系，通过“规模效应”和“成本效应”来影响企业区位和选址的研究成果。周浩、余壮雄、杨铮（2015［65］）从地区间的需求可达性和供给可达性两方面对新建企业选址展开研究，侧重于可达性对新建企业选址的影响。而本书的研究重点是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交通基础设施与市场规模的交互效应对企业区位选址的影响。

2.二重开放、市场规模与企业集聚

早期关于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研究也强调了经济外部性、交易成本对企业集聚的影响（Marshall，2005［69］；韦伯，1990），但这些研究是在完全竞争框架下构建的理论模型，忽视了规模经济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后，藤田昌久（Fujita）、克鲁格曼（Krugman）等人将垄断竞争模型用于解释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问题，构建了核心—外围模型（CP模型）、城市模型和国际模型，并引入规模报酬递增技术和冰山运输成本技术，突出了交易成本（运输成本和贸易壁垒）、市场潜力在集聚中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近10%的速度保持快速增长，从而创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而其中的内在逻辑却是“经济增长奇迹←市场规模扩大和分工深化←对外贸易和国内市场一体化”（盛斌、毛琪淋，2011［70］）。而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和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在政策层面主要表现为政府内外联动的开放政策（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赵伟等（2001［71］，2005［72］，2009［73］）在研究中首次提出中国经济开放的“二重开放”特征——国际开放和区际开放；其中，国际开放主要体现在一国对外贸易的难易程度，一般通过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来实现，而区际开放则主要体现在国内省际的商品、人口以及资本的流通程度，一般通过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异地贷款、异地社会保障等来实现。(www.xing528.com)

首先，对外开放能够降低国际间贸易壁垒，从而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促进产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扩大外部市场规模，促进生产活动的空间聚集，进而重塑区域经济的空间结构。经济对外开放政策，加上大的外部市场规模，能够使一国（地区）经济跳出不发达和市场需求过低的恶性循环陷阱；这是因为开放导致国家间的互动频繁，使得技术传播更容易，生产的专业化分工更细致，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益，导致扩大市场规模，形成经济增长机制。对外开放能够提高边界地区市场潜力，降低市场准入成本，促进生产活动空间集聚（段春锦，范爱军，2014；邓慧慧，2012），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优化区域经济空间结构（袁冬梅、魏后凯，2011［74］；王丽娟，2005［75］；冼国明、文东伟，2006［76］；刘军、徐康宁，2010［77］）。对外开放使得墨西哥大量企业向墨美国边境集中，从而促进了墨西哥边界地区的经济发展（Hanson，1996［78］，1998［79］；Krugman and Hanson，1993［80］）；在墨西哥实行对美国自由贸易政策之前，决定地区市场潜力的首要因素是该地区与墨西哥市的距离；但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到美国的距离变得一样重要，使得墨西哥的华雷斯、墨西卡利、诺加莱斯和蒂华纳等边界地区的市场潜力得到大幅度提升；相比之下，墨西哥市的人口和制造业活动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萎缩（世界银行，2009）。可见，在空间经济地理理论框架下，贸易可以导致内部经济地理的重新组织，它既在总体上促使制造业活动变得更加分散，同时又促使某些产业发生集聚。

区际开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区际市场分割的问题，降低省际交易成本，加速人口、资本及商品流动，促进企业集聚。部分地方政府为了保护本地企业而对外地企业设置壁垒，提高企业进入成本（郑毓盛、李崇高，2003［81］；陆铭、陈钊，2009［82］；付强、乔岳，2011［83］；Young，2000［84］）。市场分割使得市场规模被人为划小，企业发展的市场空间变的狭窄，规模经济难以实现，难以形成长期集聚。据估计，中国各省份之间的贸易存在障碍（Poncet，2002［85］）。市场制度不健全是发展中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常态（Hausmann and Rodrik，2003［86］；易先忠、欧阳晓、傅晓岚，2014［87］），可能导致国内市场的规模经济作用无法发挥，间接提高了企业市场进入成本。市场规模和市场进入成本又是企业是否进入市场的重要决策变量（安虎森、皮亚彬、博文广，2013［88］；Melitz，2003［89］）。当企业生产率给定时，市场规模越大，市场进入成本越低，企业的销售收入和利润就越多，企业进入该市场的概率也就越大（Eaton et al.，2011［90］），形成企业集聚的概率就越大。

空间经济学理论框架下企业集聚的稳定性是运输成本与规模经济之间的结果。开放所引致的交易成本降低和集聚带来的规模经济之间的关联效应会影响经济活动空间分布（梁琦，2003［91］），即经济地理的重塑。对内和对外开放政策与市场规模的交互作用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影响集聚：一是对外开放能够降低国际间贸易壁垒，扩大外部市场规模，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放大本地市场效应，促进集聚和规模经济实现，并且，距离海外市场越近的地区，越有利于降低运输成本和贸易成本；二是区际开放通过逐步实现国内市场一体化打破区域间市场分割，缩小由市场分割带来的市场规模被人为划小产生的影响，通过促进资本积累、技术创新与扩散，加速人口、资本、商品流动，放大本地市场效应，促进集聚的形成。因此，伴随着对外开放、区际开放程度的加深，市场规模的扩大会更大限度地促进企业集聚；并且在国内市场规模较小的地区，对外开放和区际开放都可以有效地解决市场规模约束问题，扩大市场规模，促进企业集聚。

从以上的文献情况来看，不管是在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经验实证研究方法，关于对外开放、区际开放（或国内市场一体化）对企业集聚的影响的研究已经非常多。本书的关注的重点是市场规模对于企业集聚的作用，而对外开放和区际开放引致交易成本降低对市场规模有调节作用。所以，本书不仅要关注二重开放的企业集聚效应，更重要的是关注二重开放与市场规模的交互效应。首先，将CP模型扩展至两国三地区，构建市场规模与企业区位及集聚的理论模型，并考虑国际开放及区际开放引致的交易成本降低的影响。其次，基于2001—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构建企业集聚指标，验证二重开放对企业的集聚效应，及其与市场规模的交互作用对企业集聚的影响。

3.区位导向性产业政策、市场规模与企业生产率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现供需动态平衡”，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中国开发区政策是典型的区位导向性产业政策，是政府为了增加地区经济总量，均衡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而且开发区选址并不是随机分布的，一般是建立在城市边缘区，因为城市边缘区土地租金相对便宜，并且大多数处于未开发状态，而边缘城市的兴起是城市内部空间结构重塑的直接表现形式。开发区政策是将一揽子政府政策集合，包括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税收减免、进出口配额限制等，可以降低企业生产和交易成本，并在政府政策的合理引导下会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袁其刚、刘斌、朱学昌，2015）。首先，开发区能够降低企业生产及交易成本。区内较强的劳动力供给能力降低了企业用工成本，企业间的溢出效应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搜寻成本等交易成本（Ciccone and Antonio，2002［94］；姜彩楼、徐康宁，2009［95］）；相对于非开发区而言，开发区相关政策决定了区内企业具有相对较低的土地使用成本、税收成本、审批成本以及融资成本（袁其刚、刘斌、朱学昌，2015［96］；姜彩楼、徐康宁，2009［95］）。其次，开发区建设能够提升企业生产率（Wang，2013［97］；冯伟，2015［98］）。中国开发区内特殊的土地、财政、经济等优惠政策可以吸引高生产率的制造业、服务业企业在边缘区聚集，企业和员工之间相互学习还可产生溢出效应（Duranton and Puga，2004［99］；Gilbert et al.，2008［100］），包括生产和消费溢出效应，吸引企业工人定居，带动其他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刺激本地市场需求，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边缘区的兴起（Siqi Zheng，et al.，2015［101］）。此外，国内外学者还针对不同类型的开发区的产业政策效果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展开相关研究（陈钊、熊瑞祥，2015［102］；毕占天，王万山，2009［103］；兰勇、郑传均、杜红梅，2006［104］；Greenstone，Hornbeck，Mooretti，2010［105］；Lu，Wang and Zhu，2015［106］）。陈钊等人考察了国家级出口加工区在成立之初对所选择的“主导产业”的扶持政策的有效性，研究发现，一个城市出口加工区的出口鼓励政策使得受扶持的行业内企业的出口额提高了约11%，然而这些政策的有效性只是针对那些具有比较优势的企业。Lu，Wang and Zhu（2015［106］）在全国范围内验证了开发区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开发区建设能够带来12%的企业就业增加，14.2%的产出增长，还能显著提升企业资本、资本劳动比以及劳动生产率。

但国内外很多学者对于区位导向性产业政策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仍保持谨慎的态度，认为任何的政府干预均会扭曲市场机制对资源的配置。区位导向性产业政策可能导致资源要素错配，使得要素流动不充分，将经济活动从高效率的地方转移到低效率的地方。例如，在中西部地区实施的开发区政策，可能会导致资源空间错配，阻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开发区建设是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的引擎，但必须以接近大市场为前提，如果远离大市场，就会带来物流、通勤和人员交流的成本加成，不仅无法显著提升企业生产率，不利于招商引资，还可能带来土地资源浪费（向宽虎，陆铭，2015［13］；陆铭，2019）。郑思齐教授（2016）认为，区位导向性产业政策能否发挥有效作用需要几个基础条件：第一是集聚经济，企业扎堆的集聚经济会带来高增长，逐渐形成累积的递增效应；第二是人力资源溢出，高技能劳动力在开发区内集聚，会产生溢出效应，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会促进地区生产力的提升；第三是空间均衡的作用，开发区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空间均衡发展的区域政策。所以，开发区政策的企业生产率效应可能存在空间差异，对于落后地区，由于市场规模小，实施开发区政策可能会导致效率缺失，阻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关于区位导向性产业政策对企业生产率的研究相对较少，且无论是在深度还是在广度上都有待深入。袁其刚等在研究经济功能区影响企业生产率时，考虑了所有类型的开发区，而本书的研究主要选取以出口导向为主、扩大国外市场规模为主要目标的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和边境经济合作区三种开发区作为政策评估对象，主要是因为这些政策明确鼓励企业发展出口业务，有助于开拓企业的外部市场规模，对于探索区域经济空间结构重塑有直接影响。本书旨在探讨开发区政策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考虑市场规模的调节作用；在理论方面，首先对LS模型进行扩展，构建市场规模与企业生产率的理论模型，并通过交易成本降低来反映开发区政策带来的影响；此外，基于2001—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分别使用面板数据模型和PSM倾向匹配方法进行实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