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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结构重塑的理论源泉

时间:2023-06-1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空间结构重塑主要表现为生产活动的空间集聚和地区经济的长期增长,而市场规模和交易成本又被认为是影响经济增长和集聚的重要影响因素。亚当·斯密最早提出市场规模决定劳动分工的程度,后面被总结为“市场范围假说”,即市场规模与劳动分工的互动会导致经济长期增长。其三,空间集聚、经济增长与空间结构重塑。同时,增长迅速的地区吸引大量的可流动要素,改变相对市场规模,导致地理集聚,从而达到重塑经济空间结构的目的。

空间结构重塑的理论源泉

空间结构重塑主要表现为生产活动的空间集聚和地区经济的长期增长,而市场规模和交易成本又被认为是影响经济增长和集聚的重要影响因素。

其一,市场规模的作用。亚当·斯密(1776[12])最早提出市场规模决定劳动分工的程度,后面被总结为“市场范围假说”,即市场规模与劳动分工的互动会导致经济长期增长。Young(1928)[13]将亚当·斯密的企业内分工扩展到企业间分工,认为长期增长的机制是“劳动分工很大程度上是由劳动分工决定的”,是一个“劳动分工—生产率提高—市场规模扩大—劳动分工”的自我持续过程。所以,劳动分工会带来生产率的提高从而扩大市场规模,市场规模扩张又会深化劳动分工程度(Stigler,1951[14];Garicano and Hubbard,2003[15];唐东波,2013[16]),这是一个自我持续的过程。“大推进理论”(Paul Rosenstein-Rodan,1961[1];MSV,1988[2])认为,报酬递增技术的应用需要工业化产品的市场规模达到一定水平后,市场规模的扩张引致的市场需求效应是落后经济体跳出“贫困陷阱”的关键。“基础—乘数模型”(Pred,1966[17])认为,规模经济和内生性市场规模的相互作用会产生空间集聚的积累过程,以及“向外聚爆”和“向内聚爆”的临界值是不同的,即可能存在生产活动空间集聚“路径依赖”的锁定效应,即集聚一旦形成,即使是在一开始无法形成集聚的条件下,它也会继续存在。Harris(1954[18])在经典的市场潜力研究中提出“市场潜力函数”,认为一个地区的市场准入取决于市场和消费者的平均距离,其产生的生产集聚是一个自我强化的过程。

其二,交易成本的作用。杜能(1826[19])提出农业区位理论,解释了经济集聚的现象,认为低运输成本、工厂规模、分工、高技术人才支持、产业关联及溢出效应是形成集聚向心力的主要因素,其中工厂规模取决于市场对其产品的需求(即市场规模)。具体表述是这样的:“只有在大规模的工厂,安装节约劳动力的机器设备,才是有利可图的,因为这样可以节约手工劳动费用,从而进行更廉价更有效的生产……一个工厂的规模取决于市场上对其产品的需求……由于这些原因,许多工业部门的大型工厂只有建立在首都才是可行的;既然是用机器生产机器,不同工厂和车间的距离必须够近,从而协调生产。”杜能所说的集聚因素(运输成本、规模经济和市场规模),与克鲁格曼(Krugman,1990[20],1991[21])关于核心—边缘结构出现的解释基本是相对应的,杜能认为运输成本降低以及市场规模与产业区位的循环累积效应(即本地市场效应)是形成集聚的主要原因;这种“核心—边缘”格局的产生不仅有利于厂商实现规模效益,也有利于消费者追求更廉价更多样化的商品和服务,实现更大的效用(Krugman,1991[21];Krugman&Venable,1995[22];Ottaviano&Puga,1998[23])。以上这些理论均肯定了市场规模在经济长期增长和集聚中的基础性作用。由于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与经济增长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常常是内生地混合在一起的,因此,地区生产集聚可以认为是经济增长在地域上的对应(Fujita&Thisse,2003[24])。(www.xing528.com)

其三,空间集聚、经济增长与空间结构重塑。地理集聚主要从两个方面影响经济增长:一是区位优势,即地理、环境、历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二是主要体现为本地市场效应的作用,即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由于需求循环的累积因果关系的作用,会改变企业经济活动空间分布导致地理集聚,而地理集聚又会改变企业交易成本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梁琦,2009[25],2010[26])。同时,增长迅速的地区吸引大量的可流动要素,改变相对市场规模,导致地理集聚,从而达到重塑经济空间结构的目的。

本书主要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扩展和创新:第一,理论模型的扩展,将克鲁格曼(Krugman)的CP模型和鲍德温、马丁和奥塔维诺(Baldwin,R.,P.Martin and G.Ottaviano,2001[27])的LS模型扩展至两国三地区(沿边地区、内陆地区和国外地区),来构建能够解释市场规模与生产活动空间集聚过程中企业行为的理论模型。许多学者针对国际及区际一体化对产业空间集聚的影响进行研究时,对于理论模型构建,最大的区别在于效用函数选择、投入要素构成以及运输成本的选择(Krugman P,Elizondo R L,1996[28];Hu D,2002;Behrens etal.,2003[29];Monfort and Nicolini,2000[30];Paluzie,2001[31];Crozet and Soubeyran,2004[32];吴三忙,李善同,2011[33];赵伟,张萃,2009;邓慧慧,2009[34],2012[35];安虎森,颜银根,2011[36][37];黄玖立,2009[38];颜银根,2013[39];段春锦,范爱军,2014[40])。赵伟(2009,2013)的研究发现,随着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的提高,对外开放会先促成制造业的集聚,而后又导致这个集聚模式被打破。第二,数据及研究方法创新,在实证研究中进行验证,主要基于2001—2013年全球夜间卫星灯光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中国地级市数据三个层次的面板数据,数据时间跨度长,样本量大,数据质量可靠,验证理论模型得到的相关结论,并对其进一步延伸讨论,并比较分析沿边、沿海及内陆地区的空间差异。第三,本书将市场规模分为本地市场规模、邻近地区市场规模和国外市场规模三个层次,验证市场规模对城市集聚中心形成的影响。黄玖立等(2006,2008)从国内市场规模和国外市场规模两个层次,分别论述了市场规模对于地区经济增长和产业成长的作用。他认为对于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工业部门,市场规模具有显著的增长效应,并得出这样一结论,国内及国外市场规模之间具有显著的替代效应,即巨大的国外市场规模可以解决国内市场规模的约束问题。但该研究只是基于省级面板数据针对中国东中西部的研究,在数据质量上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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