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沿海地区在先建优势下形成“空间结构惯性”。沿海地区天然的地理区位优势、巨大的市场规模、稀缺的优惠政策、不断完善的配套基础设施以及高技术人才支持，为沿海地区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当地落户（Zhao and Zhu，2000［4］；Liu and Wei，2001［5］；Coughlin C，Segev E，2000［6］；Cheng and Kwan，2000［7］），使得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不断流向沿海地区，使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首先形成了深圳、珠海、厦门等产业中心，并逐渐向长三角、珠三角及环渤海地区扩散，在本地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的双重循环累积机制作用下，形成空间结构惯性，而这种空间结构惯性主要来自微观企业的“区位惯性”。其次，沿边地区的空间结构重塑“优势缺失”。20世纪90年代以后，沿边开放使得沿边地区对外贸易的市场范围逐步扩大，逐渐形成了要素跨境流动和内地厂商向沿边地区集聚的趋势，在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地区聚集效应更为明显（梁双陆，2008［8］；梁双陆，梁巧玲，2015［9］），使得沿边地区逐渐具备空间结构重塑可能性。但由于沿边地区的市场规模约束、交通基础设施不完善、经济结构单一、边界效应高、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低等方面问题又阻碍着生产活动的空间集聚（朱显平，邹向阳，2006［10］；孙圆圆，李光辉，2013［11］），沿边地区空间结构重塑的“优势缺失”明显。
从以上的研究可以总结出这样一个观点：政府开放政策、市场规模和到达市场的距离是影响生产活动空间集聚导致空间结构重塑的核心因素，而政府开放政策与到大市场的距离是通过影响交易成本[1]，对企业区位产生影响。市场规模、政策冲击和距离之间存在明显的交互效应。然而，已有的研究并未对政策、市场与企业区位之间的关系展开系统的研究，本书将从理论建模到实证研究进行系统研究。(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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