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的原因及区域分布分析

1978年，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初期的国际贸易以海运为主，以海洋运输低成本，拉近了沿海地区与欧美发达国家巨大的外部市场的距离。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国际国内产业、资本和廉价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不断在中国沿海地区集聚，中国制造业逐渐融入全球分工生产网络，成功地重塑了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空间结构，使其逐步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中心。

中国经济崛起和空间结构变迁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江河经济时代，中国空间经济结构是以沿长江及黄河流域地区为中心；计划经济时代，中央政府提倡区域均衡发展，在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以及“三线建设”背景下，工业大规模向西迁移，中国经济的空间结构暂时以“对称均衡”的形式存在。改革开放初期，恰逢全球经济经历滞胀，急需大量优质廉价劳动力，整合重塑全球制造业生产加工网络。中国实施了一系列对外开放政策，加上当时的海运成本价廉以及欧美发达国家的外部市场巨大，使得国际、国内的资本与廉价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不断向我国沿海地区聚集，导致原有的“对称均衡”结构被打破，逐步形成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中心的空间经济结构。改革开放以来，发生在东部沿海地区的这场“时空交汇”的空间结构重塑是来自空间“区位、距离、市场”下的产业集聚。

据统计，2020年，中国东部地区11个省市的GDP总量达到55万亿，占中国GDP总量的54.4%，人均GDP达到9.7万元；中部地区8个省的GDP总量约为23万亿，占中国GDP总量的23.2%，人均GDP约5.9万元；而西部地区13个省（市、自治区）GDP总量仅约22万亿，占中国GDP总量的22.4%，人均GDP约5.4万元。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巨大。在经济集聚趋势下，为了兼顾效率和空间的相对协调，中国在区域层面上选择全局发展与区域协调的发展道路。例如，改革开放以来，在区域层面上，中央政府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一系列区域均衡发展政策，以期让沿海先富起来的地区带动内陆、沿边地区的发展，缩小地区发展差距，重塑中国内陆地区、沿边地区的空间经济结构。

同时，在对外开放方面，中国经济经历了从沿海特区试点开放向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模式转变，内陆和沿边地区的外部市场范围和市场规模也不断扩大。40多年来，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年均增长率达到14.5%。2020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达到4.6万亿美元，成为全球外贸第一大国。其中东部地区进出口总额达到约3.8万亿美元，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进出口总额分别约0.41万亿美元和0.45万亿美元，中国对外贸易空间分布极不均衡。从改革进程和开放政策方面分析，中国对外开放大体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初始对外开放阶段（1979—1991年）。这个阶段先后在沿海地区建立了4个经济特区和开放14个港口城市；同时，新疆、云南、内蒙古等地边境地区也逐步恢复了边境线20千米以内经政府批准的开放点或指定的集市上的边境小额贸易和边民互市；并相继设立了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沿海经济开发开放区、保税区和保税物流园区等，以及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内陆沿边国家级口岸以及省会开放城市。第二个阶段，加速开放阶段（1992—2000年）。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沿海沿边地区已全线开放，制造业开始全面利用外资。第三个阶段，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开放阶段（2001—2007年）。这个阶段取消了多数非关税措施，大幅度降低关税，扩大外资的市场准入；从区域递进开放向普遍开放推进，从制造业开放向服务业开放推进；开放目标由有限范围和有限领域的对外开放，转变为多层次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例如，2004年，中国与东盟签署的自由贸易区《货物贸易协定》使得货物贸易开始全面降税，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进入稳定发展时期。第四个阶段，制度完善阶段（2008年以后）。这个阶段开始自贸区试点；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成后，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量占到了世界贸易总额的13%，是发展中国家最大的自由贸易区；2013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成立；2014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外部市场范围扩大到沿线64个国家，沿边地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中国经济空间结构进入重要的重组时期。全方位开放政策使得沿边地区逐渐形成要素跨境流动和内地厂商集聚的趋势，但由于沿边地区存在国内市场规模约束、国外市场需求小、边界效应高以及交通基础设施相对薄弱等问题，难以把握空间结构重塑的重大机遇，导致发展机遇与优势缺失并存的局面。(www.xing528.com)

发展经济学的均衡发展理论认为，仅靠市场的力量无法解决内陆、沿边地区市场规模约束问题形成初始集聚，但在某些条件及政策冲击下，经济增长可能进入全新的增长模式，比如一些制度政策，这些政策能够降低市场分割，扩大市场规模。基于“大推进”的理论框架，政府有计划的大规模投资能够创造更大的市场需求，是落后经济体跳出“贫困陷阱”的关键（Paul Rosenstein-Rodan，1943［1］；Murphy et al.，1988［2］）。世界银行（2009［3］）也认为，有效的政策干预能够重塑落后地区的经济地理，包括公共制度、基础设施和激励措施，这些政策旨在缩小经济距离、降低分割和提高经济密度。过去40年，中国经济“增长奇迹”背后是一系列包括基础设施投资、特定开放区域的税费减免、开发区建设及配套政策等在内的区位导向性政策的实施，这些政策极大降低了企业生产及运输成本，扩大了国内外市场规模，成功地重塑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地理，比如深圳、东莞等地区一度跃升成为经济增长中心。“中国经验”值得学习，那么是否存在推广的可能乃至机制？比如，政府的作用。所以，本书研究的又一个核心问题是政策冲击能否破解内陆、沿边地区市场规模约束，形成初始集聚。这里的政策冲击，以大规模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二重开放政策以及以开发区建设为主的区位导向性产业政策为主。

综上所述，本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探讨市场规模影响空间结构重塑的作用机制，以及政策冲击所引致的交易成本降低对市场规模的调节作用。空间结构重塑主要表现为政策冲击对生产活动空间分布的影响，包括企业区位选址、企业集聚和生产效率提升。理论研究方面，在空间经济学DCI理论框架下，将CP模型和LS模型扩展至两国三地区（沿边地区、内陆地区和国外地区），并基于Matlab计算机数值模拟技术，揭示市场规模、交易成本对企业区位、企业集聚和企业生产率进步的作用机理。实证研究方面，基于全球夜间卫星灯光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以及中国地级市数据，对理论研究结果提出的理论命题逐一进行实证验证和扩展分析。本书从理论建模到实证检验，对市场规模与空间结构重塑展开系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