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籍华侨移居泰国的确切历史难以考察，最初到泰国定居的成批华侨移民，是素可泰王朝统治时期的福建帮，他们善于航海和驾船，很早就以暹罗湾为中心从事东南亚的贸易活动。按明史记载，第一批到泰国的中国移民在16世纪末，当时2 000名福建人在帕塔尼建立了生活区。由于明代对外交通和贸易的空前发展，闽南一带的商人在每年的1至4月即驾着满载各种中国货物的帆船顺东北季风到达泰国，云集在阿瑜陀耶卸货做生意，然后又顺着6至7月的西南季风，把大宗的苏木、胡椒、象牙、毛皮等货物运回中国，往返刚好一年。
1660年，移居泰国的中国人人数已经超过1万人。当时移居泰国的中国人大部份依然是福建帮，这可以从与其他方言帮相较，福建帮很早就被泰国王朝任命为地方官（如吴扬家族、许泗漳家族）等事例得到证明。他们作为王族商人经营王族直接控制的垄断贸易，[1]除了拥有特权承担有关贸易的实务之外，还担任了王族帆船的船员、税务官、仓库管理官员等职务。在18世纪中叶阿瑜陀耶王朝末期，福建帮的华人已经达到数万人，他们无疑是泰国的主要语系集团。[2]
18世纪是泰国华侨的帮派势力分布和地位发生变化的转折点，潮人开始大批移入，逐渐超过福建人。由于潮州籍华侨借助王室的特权不断扩展势力，最早移入泰国的福建籍华侨的势力相对地趋于衰退，“福建帮的地位已经受到了潮州帮的挑战”。在其后的一百年期间，福建帮和潮州帮的地位便完全颠倒过来了，福建帮的势力已从首都地区退出移到泰国南部地区一带。19世纪末期，除了泰国南部外，在泰国所有的华人语系集团中，福建人退列第四位，潮州人在华人人口中的比重有了惊人的提高。当然，除了潮州人的大量迁移，福建人移居泰国的趋势，在1875年以后继续下降。从厦门到曼谷的定期轮班实际上从没有建立起来，偶尔有客轮从厦门开往曼谷，福建人也不愿意直接移居泰国中部。[3]布勒德利博士对1835—1836年11个月中在曼谷教会医院就医的934名华人保存一份语系集团分类的登记，其中713名是潮州人，150名是福建人，51名是海南人，15名是广东人，5名是客家人。[4]这些数据，虽然由于各种明显的原因很难作为最后的结论，但是可以说明问题。
由于泰国南部的华人首领大部分都是福建人血统，因此也鼓励了福建人更多地移居该地。同时，福建帮的势力虽然后退到泰国南部地区，但暹罗湾和孟加拉湾之间的贸易航线却依然完全为福建帮所控制，这条航线的最短路线就是横穿马来半岛咽喉地带那空是贪玛叻（洛坤）附近地区，越过普吉岛。而且从16世纪起，人们在泰国南部地区以及在普吉岛发现了丰富的锡矿，采掘这些锡矿的实业家以及在那里劳动的矿工，都是闽籍华侨。这样一来，闽籍华侨在泰国南部地区的定居便真正“落地生根”了。一直到20世纪，闽籍华侨以中等规模继续移往泰国南部，这一点也反映在马来半岛泰国所辖的普吉、董里、拉廊以及其他城市的侨民人口中。[5]对各个语系集团在整个泰国南部的合理估计数有如下列：福建人32%，潮州人20%，客家人20%，海南人13%，广东人11%，其他4%。这些估计数是与泰国南部马来亚西海岸的三个省和各殖民地各语系集团所占的比例很相似的，因为马来亚1947年的人口调查结果为福建人占37.8%，潮州人22.5%，广东人21.8%，客家人11.2%，海南人3.4%，其他3.4%。[6]
表7-1 泰国各语系集团人数估计（1955年）
资料来源：［美］施坚雅著，许华等译：《泰国华人社会：历史的分析》，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20页。
闽籍华侨的经济地位在华侨中较高，福建人在包税商和茶业生意中占有重要地位，不过并不是所有闽籍华侨都是上层和中间阶层，泰国南部的大部份锡矿工是福建人。[7]
泰国是世界上主要的锡矿产区，集中在达瓜巴—普吉。闽籍华侨是泰国锡矿开发的先驱，在开拓和发展泰国锡矿方面，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闽籍华侨在泰国南部半岛的定居，对开采锡矿和种植橡胶、椰子起着重要的作用。大部分的锡矿场主是福建人和客家人，虽然在某些地方也发现有其他语系集团的矿工，尤其是广东人的矿工。不过，购买和出口华人锡矿所生产锡苗的商人几乎都是福建人和客家人。[8]闽籍华侨多集中在泰国南部从事开矿等职业与许泗章有关。许泗章（1796—1882年），原籍福建省漳州市龙溪霞屿乡。25岁那年，他随船到马来西亚的槟城做苦力，手里稍有富余之后，在槟城到泰南之间做一些小买卖。许泗章在1820年左右到泰国攀牙经商，他看准攀牙这个滨海渔村地理位置优越，物产丰富，便在那里成家立业，经营进出口的航运生意，往来于槟城、普吉、拉廊等国内外沿海港埠，渐渐成为一方的富商。1884年，他取得拉廊的采矿权，与槟城闽籍同乡筹集资金组织一个开采锡矿公司，承包了当地的锡砂税、土产出口税、红烟及鸦片烟税、酿酒税、赌税及各项入口商品等税收事务。[9]许氏家族等人开发泰南锡矿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吸引了众多的福建人移居该地。
泰国橡胶种植业起源于19世纪末。种胶和割胶的人大部分是客家人，但是潮州人和福州人（来自福州及其内地的移民）也有很重要的代表性；种胶和割胶的人数，估计在20世纪30年代末约达7万人。[10]许泗章的第六子许沁美（1857—1913），被称为泰国“橡胶之父”，曾任麟郎助理府尹和董里府尹。1893年，他借官方出访马来亚之机引进移植马来西亚的橡胶在泰国南的董里府种植成功，并招募华工在董里开垦，变荒野为胶园。1901年，许沁美被泰国政府提升为西海岸普吉岛总督都堂，使该地经济迅速发展。暹罗新兴的橡胶业几乎全部由华侨兴办，出口的橡胶大部分也由他们提供，许多福建商人由此而致富。许氏家族对泰南的开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积累了丰厚的家族财富。许氏家族创立通卡港机械采锡公司，1906年开始用斗式挖泥船开采，产量占泰国锡矿产量的25.5%。[11]1907年，组建东方炼锡有限公司和东方航运公司，增强竞争实力。由于传统经营模式的限制和英国资本的激烈竞争，1922年东方航运公司被英资海峡轮船公司收购，徐氏企业集团逐步瓦解，徐氏资本由整体走向了分散。[12]
19世纪90年代，祖籍晋江的苏廷芳年轻时到泰国经营南洋胶鞋实业有限公司，发展迅速，又购置大片橡胶园，后由其子苏国世继承父业。苏国世拥有南洋胶鞋实业有限公司、和盛栈贸易公司和味精厂等，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国香港均设有分公司。
泰国的闽商并非都是来自国内，聚居在泰南的上万名闽侨，大都是从马来亚移居的。1942年前后，古田县籍华侨黄球春、杨福宁、林家昌、卓国泰、金万登、叶思明等200余人，从马来亚吡叻州来到泰国洛坤府的那汶和董里开垦种植橡胶。(www.xing528.com)
此外，闽籍华侨在泰国南部的发展还与新加坡闽籍华侨李光前有密切关系。1927年，李光前创办南益橡胶公司，其后业务拓展至泰国和和印尼，公司不少闽籍职员因此而移居泰国。李成华，祖籍南安，1946年赴马来亚，起初在李光前的南益树胶厂任文书，3年后调泰国德美行任职。后自营制胶厂，任东源树胶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引桐，祖籍南安，早年赴新加坡谋生，初任职于李光前经营的南益集团，主持泰国的南泰树胶公司和香港南益分公司的业务。
闽商还经营茶业贸易。比如清末民初，漳州塔下张秋光、张明昌在曼谷创办“芳美”、“和安”商行而发家。
当然，闽商的经济活动也因方言群划分而各不相同。福建人早期多从事与海外贸易相关的职业，之后也在橡胶种植、锡矿开发、税收、对外贸易、商业等行业发展。[13]闽南人在泰国主要从事锡矿业、种植业（橡胶、胡椒等）以及五金、饲料、中药、养殖等行业。[14]福建西部的客家人是泰国闽籍华侨的重要群体，与闽南人、福州人从事的职业不同，客家人大多从事五金、铁业、药品等行业。
表7-2 泰国客属工商业调查录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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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泰国客属工商业调查录》，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藏。
20世纪20年代中期，马来西亚经济萎缩，大批福州十邑华侨从马来西亚再移民到泰国那汶、董里一带垦殖橡胶，其中以福州十邑华侨为多，人数达200余人，1927年又有福州十邑华侨上百人，由马来西亚迁居泰国。[15]30年代，泰国政府欢迎华侨参加开发森林、种植橡胶，旅居马来西亚吡叻州实兆远等地的福州乡亲，遂成群结队再移民入泰，多聚居于南部洛坤府那汶、曾里、孔章等地。经过数十年耕耘，经济稍有建树，事业逐渐扩展到泰南的董里、素叻、甲米，中部的春蓬，东部的罗勇、春武里、尖武里。职业从单纯种植橡胶扩展到其他经济作物、养殖业、运输业、土产贸易、矿产开采等。[16]至20世纪后期，泰国主要的语系集团的比例大约如下：潮州人60%，客家人12%，海南人12%，广州人10%，福建人3%，其他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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