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国家发展政策的历程及目标

从1991年开始，政府实施了新的经济发展政策，即国家发展政策（National Development Policy，NDP），其主要内容体现在第二个远景规划（1991—2000年）、第六个大马计划（1991—1995年）、第七个大马计划（1996—2000年）和2020年宏愿计划里。国家发展政策的核心任务是：通过加快工业化、促进经济增长和现代化进程，到2020年，将马来西亚发展成为“完全发达”的国家。

1991年以来，马来西亚华商在国内外相对有利的经营环境中取得了很大的进步。1990年至1997年是马来西亚华商大企业发展的繁荣期。在此阶段，不仅原有企业大量向新领域投资，而且新兴企业集团也不断涌现。在马来西亚，资本额超过10亿马元的上市公司，1985年只有8家，1992年增至46家，1993年增至130家。在此背景下，华商大企业也比前期增多。90年代上半期，资本逾1亿美元的华商大企业，至少有60家。其中，资本超过2亿美元以上的有40家，拥有资产在4亿美元以上的有17家。^[30]这些华商大企业是马来西亚私人企业的重要一部分。例如，若从股市看，截至1993年6月止，最大的17家华商大企业的资产值就占马来西亚上市公司总市值的22.4%。^[31]

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闽商大企业在马来西亚经济各行业中的地位大致如下：

工业方面，云顶集团兴建的一家年产100万吨的综合造纸厂是全马最大的纸厂，已开工生产的褐色级纸厂和双联纸厂，综合年生产能力为33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45%。金狮集团属下的合营制钢公司所生产的钢坯、钢条、圆铁，占全马同类产品的35%。郭令灿、骆文秀、邱继炳、刘耀全、林添良分别参与投资经营的泛马水泥、大石水泥和吉打水泥厂，其产量占全国的68.9%，其中仅邱继炳的“泛马洋灰”就占全国总产量的30%。林敬奎的益东实业公司是马最大的棕油提炼厂之一。杨协成家族经营的不含碳酸气饮料，占全国产销市场的50%。刘集汉领导的立达环球公司是马来西亚最大的电缆制造商，陈唱集团则是马来西亚最大的汽车零件制造商。马来西亚是世界上最大的胡椒出口国，年出口量3万吨，其中90%是沙捞越华商生产的。丰隆集团的建材产量占马来西亚全国的1/3。郭氏兄弟集团生产的食糖和面粉占国内产量的50%和45%。张晓卿是全马来西亚最大的夹板出口商。

金融业方面，1990年马来西亚22家私人商业银行按股东基金和总资产排队，林梧桐女婿陈中贤控制的南方银行分别列第6和第11位；郭鹤年及其女婿拉昔胡申支配的马来西亚法银行按资产列第12位。至于金融公司，闽商企业集团则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在马来西亚上市的43家金融公司中，按资本额排列，丰隆信贷公司、马联工业金融公司、马婆资本公司分列第2、3、9 位。

种植业方面，闽商企业集团多数在马来西亚投资油棕、橡胶、可可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及其产品的加工业。仅郭鹤年、林梧桐和林天杰所属企业，1991年分别拥有作物面积45 000公顷、40 700公顷和37 800公顷，合计123 500公顷；郭氏兄弟集团是马来西亚最大的蔗糖种植集团；骆文秀是浮罗交怡岛最大的地主，拥有该岛50%的土地。

此外，林梧桐是东南亚地区的“赌业大王”，云顶集团是马来西亚最大的旅游系列集团，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经营赌业跨国企业集团之一。以郭令灿为主席的“南洋报社”，是马来西亚最大的华文报业集团。

虽然闽商大企业仍在马来西亚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在这一时期其实力却在不断降低，已无法与国家资本及少数马来人企业集团相比。如1992年，郭氏兄弟集团的家族资本财富只相当于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总资产144亿美元的34.7%，亦比不上巫统的玲珑集团和马哈蒂尔任董事长的国民投资有限公司的整体实力。^[32]

表5-10　1990年、1995年马来西亚各族群拥有批发零售企业情况

(www.xing528.com)

续表

资料来源：Government of Malaysia：Seventh Malaysia Plan，1996—2000，Kuala Lumpur：National Printing Department，1996，P.515.

受1997年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马来西亚闽商的发展也出现波折。新经济政策对闽商发展的负面影响此时体现出来，闽商的相对经济地位在下降。1998年，吉隆坡股市25大公司中，闽商控制的公司为5家，分别为杨忠礼机构（YTL Corp）、名胜世界（Resorts）、云顶（Genting）、杨忠礼电力（YTL Powr）、成功多多（B Toto），它们的市值分别居第7、8、9、11、12位。杨忠礼机构（YTL Corp）市值83.9亿元，不及第一位的马来西亚电讯市值 344.8 亿的1/4。

金融危机前，多数闽商大企业业务扩展过快，有的负担过多债务进行投资和盲目扩大规模。危机到来后，许多闽商由于资金短缺，很快债台高筑。如陈伯勤掌控伊佳兰（Ekran）集团，1995年营业额达9.79亿美元，利润1.29亿美元。1997年金融风暴前，陈伯勤向当时成为巴贡水坝计划主理经理的伊佳兰透支7.13亿万马元，以收购获得巴贡水坝二手工程的花岗岩（Granite）和PWE工业。金融风暴后，政府缩小整个巴贡水坝计划的规模，过后甚至暂缓推行，花岗岩与 PWE 工业的合约也被终止，导致伊佳兰陷困。^[33]

经过金融危机的洗礼，闽商大企业股权发生巨大变化，传统家族式经营弱化。在压缩经营范围，收缩过长战线后，经营业务比较集中合理，经营方式趋于稳重，整体素质得到提高。

中小企业方面，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也使马来西亚华商中小企业遭受损失，福建华商也未能幸免。但多数华商中小企业因借贷少，都能逃脱债务而生存。由于缺乏准确数据，金融危机后华商中小企业的发展状况只能有个大略估计。2000年左右，马来西亚有中小企业20万家，华商拥有其中的80%以上。^[34]

表5-11　金融危机后马来西亚中小企业的族群参与情况（%）

资料来源：Kam-Hing Lee，The 1997 Asian Financial Crisis：Impact on Chinese Business in Malaysia，张存武、汤熙勇主编：《海外华族研究论集（第一卷）》，《移民、华商与经贸》，台北：华侨协会总会，2002年，第42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