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美国统治菲律宾后，华侨经济力量有所增长。这段时期内，福建华侨在菲律宾除经营零售商、手工业作坊外，还经营进出口业、航运业、碾米业、木材业，并兴办了不少烟厂、酒厂。
华侨经营的零售业，在较大的城镇，有资本雄厚、规模较大的商号，其中有百货店，也有布店、鞋店、珠宝首饰店、钟表店、铁器店、瓷器店、家具店、土产店、杂货店、药店、电器店和书店等等。这些大商号，几乎都是从零售店由小到大地发展起来的；以后发展成商行，便开始经营金融、信托业务，甚至办起了工厂。[7]在华侨零售商中，小零售商占绝大多数，少数人拥有1 000 ～ 2 000比索的资本。按其经营方式，又可分为小杂物店（即“菜仔店”）、叫卖商贩和公共商场中的摊档商贩三类。在美国统治菲律宾的最初十几年，华侨在批发、零售商业上占优势地位，如表4-3所示。从1932年起，特别是1935年美国国会通过《钟士法案》，通过立法限制华侨经济，同时鼓励菲人经济力量的发展。受此影响，华侨零售业在店数、资本或投资额、营业额诸方面所占的比例都呈萎缩之势。在营业额方面，1912年菲人仅占14.91%，1941年升至51.74%；而华侨则从59.52%减少到44.21%。如表4-4所示。
表4-3 1912年菲律宾人及外侨在菲律宾国内商业地位统计表
续表
资料来源：1.叶绍振：《三十年来菲岛国内商业并对外贸易》，华侨中西学校编：《小吕宋华侨中西学校三十周年纪念刊》，马尼拉：华侨中西学校，1930年，第81页。2.刘继宣、束世澄：《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第201页。(www.xing528.com)
表4-4 1941年菲律宾人及外侨零售商店资产与营业额统计表
资料来源：黄明德：《菲律宾华侨经济》，台北：海外出版社，1956年，第142—143页。
华侨在菲律宾出入口贸易中，所占比重约20%。进出口商大多资本雄厚，并兼营航运业。如泉州籍富商杨嘉种的洽成行，除在马尼拉设总行外，在宿务等地设有30多个分支行；并购置了以其父命名的大轮船“孙獭号”及小轮船多艘，成为华侨发展内海航运业的先驱。施光铭经营的泉益行也拥有“捷益号”、“万益号”、“同益号”、“莱特号”等多艘轮船。郑焕彩（晋江人）的郑正益行在其“航业部”自置轮船5艘。一般进出口商行都有小轮船或帆船，川行于菲律宾各岛，进行运输业务。另一大进出口商吴记藿（南安人）在马尼拉创办“吴记藿进出口公司”，在经营出入口之外，还办有义源布庄、长江椰油厂、丰年麻袋厂、勤农肥粉厂、竹林纸厂、汉治萍铁钉锌线厂、丰利制造食品豆油厂；在国内也设有上海嘉福行、铁钉厂等企业，在厦门、福州、汉口等城市设该公司的代理行。[8]
据20世纪30年代我国驻菲律宾总领事的估计，菲律宾华侨金融业总投资约2 000万比索。其业务可分为三类：一是汇兑和信局，主要办理华侨与国内之间的批银往来。当时仅马尼拉一地便有大小信局60家，如经营侨汇的万里信局、文明行、华南信局等；也有出入口大商行利用自置商船兼办汇兑信局的，如马尼拉的谦顺行，主要经营糖、米、杂货出入口，兼营漳、泉汇兑业务；郑焕彩的郑正益行也设汇兑部专营香港、上海、厦门等地的汇兑。二是保险业，专门从事这项业务的有邱允衡的益同人和贻记公司。前者接受水（海上）、火保险，并为侨商贷款担保；后者接受水、火和汽车保险。三是银行业，菲律宾福建籍侨商兴办了中兴、华兴、民兴三家银行。[9]在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中，民兴银行关闭，华兴银行并入中兴银行。中兴银行是由闽南著名侨商李清泉（晋江人）、薛敏佬（厦门人）、黄奕住（南安人）、吴记藿和邱允衡（海澄人）等人于1920年创办的，最初注册资本只有290万比索，总资产达974万比索，1921年总资产已有2 132万比索。1931年，该行总资产占菲律宾银行总资产24 181万比索的9.96%。到1937年已达2 700万比索。该行分设商业部及储蓄部，还在上海、香港、欧、美、日设立通汇机关。[10]
华侨木材业在菲律宾木材业中比重较大。在1901年菲律宾46家木材厂中，华侨开办的有21家。起初，这些华侨木材厂依赖各省的菲律宾人供应原木，以后由于木材需要量日增，便把营业扩展到各省。世界经济危机中，因木材出口锐减，造成城市木行大量倒闭或停业，华侨锯木厂更是“多数难以维持，或则宣布破产，或则自动停业，仍继续工作的只有30多家”。1935年，华侨木材厂（场）又得到恢复和发展，在菲律宾的204家木材厂（场）中，华侨拥有148家，投资额达268万比索，占外侨在木材业总投资的一半以上。在木材零售业方面，华侨占40%。最大的华侨木材商是中兴银行大股东之一的李清泉，他从1907年接任其父经营的“成美木业公司”后，不久即把木业经营发展为从事造林、采伐、制材、加工、销售出口的联合企业体系，因而被誉为“木材大王”。吴克诚（晋江人），也继承父业经营木材业。他在三宝彦附近觅得未经采伐的森林，与当地政府订立采伐条约，将其地命名为“新晋江”。通过集资购置机器设锯木厂、买轮船，大规模经营木材业，成为华侨木材业中的翘楚。[11]
1942年，日军攻占菲律宾后，立即封闭各大工商企业，大量掠夺对战争急需的五金器材、机械、粮食及其他物产，运往日本。在日本占领期间，华侨经济和当地经济一样，受到战争破坏和侵略者毁灭性的掠夺，损失惨重。当时聚居于城镇居民区的侨商，生活十分困苦。不少人靠卖香烟或其他小买卖过活，也有一些人每天从各处乡间向马尼拉以转运出售蔬菜、木薯、瓜果、绿豆等农产品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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