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发展趋势

20世纪90年代后，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闽商在此期间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就企业规模而言，闽商企业在东南亚各国占据了重要地位。1991年印尼当地经济杂志发表了以销售额为标准而确定的200大财团，其中排名前20的企业中有12个为闽商所统率。^[74]虽然该杂志根据的销售额和排名只是推测，但以此作为大概标准显然足以说明闽商企业在名列前茅的企业中占较高比例。菲律宾华商上市公司共73家，占菲律宾上市企业总数的30%，几乎全部为闽商，资产总额约为421.18亿美元。^[75]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前，全菲律宾不少于300家大型企业，大都隶属于闽商的商、企业集团。19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对闽商企业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尽管如此，根据2005年《亚洲周刊》“国际华商500强”统计，仅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菲律宾等东南亚四国，闽商大企业就有85家，其中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华商前10名中，有6家都是闽商。

《福布斯》2011年东南亚富豪榜，上榜富豪中前31名富豪分别来自印尼、新加坡、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五个国家。其中华商富豪为24名，闽商占去了75%，达到了18人，总资产648亿美金。以五国的GDP为例：印尼6 951亿（IMF数据）、泰国3 126亿（IMF数据）、新加坡2 032亿（政府预估）、马来西亚1 786亿（本国央行数据）、菲律宾1 727亿（政府预估）。在印尼，华商企业所占经济份额则是全印尼的80%。在销售额排行前20名的企业集团中，有18家为华商企业。闽商的前18名东南亚富豪资产分别占印尼、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全国GDP的9%、21%、32%、36%、38%。而这仅仅是上榜的18名闽商富豪创造的奇迹，（10亿美金以上的资产才能上福布斯富豪榜），没上榜的资产在10亿美金以下的应该更多。

2012年福布斯富豪榜显示，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华商富豪人数中闽商占绝对优势，新加坡前10名富豪中的8位、马来西亚前9名富豪中的6位、印度尼西亚前7名富豪中的6位都是闽商，著名海外闽商施至成则连续6年蝉联菲律宾首富，“糖王”郭鹤年则多年来一直是马来西亚的首富。2012年东南亚最大的20家华人上市企业中，闽商企业仍占据了3/4。^[76]根据2014年《世界周刊》“全球华商1000排行榜”，闽商企业共有46家，其中新加坡15家，菲律宾9家，马来西亚18家，印度尼西亚6家，分别占各自国家上榜企业总数的54%、90%、66%、67%。^[77]

表2-30　东南亚华人的经济成就

资料来源：The Limits of Family Values，The Economist，9-15 March，1996；John Naisbitt，Megatrends Asia（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1996），pp.19-20.

除了规模庞大的大企业外，闽商企业中占大多数的还是中小企业，他们作为所在国华人经济的基础，在当地的生产和流通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78]正如日本学者岩琦育夫认为的那样，“无数的家族小企业固守着传统的形态和产业领域而生存着”。这些企业的可靠数据不易取得，因为这些企业是根据营业性质，而不是按照业主的族裔来注册的，更不必说闽商企业在其中所占比例了。但是，透过华人同业公会和行业组织的间接性资料，大致还是可以反映出闽商中小企业的发展现状的。在马来西亚，20万家中小型企业中，80%为华人所有。在新加坡，华商中小企业占据了新加坡企业总数的80% ～ 90%。^[79]在马来西亚，根据1991年针对企业所有权模式进行的一项研究的估计，华人持股比率在建筑业是50%，批发业82%，零售业58%，制造业约40%，小型企业则将近70%。^[80]

表2-31　1995年华人对马来西亚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

资料来源：文平强：《马来西亚华人与国族建构——从独立前到独立后五十年（上册）》，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2009年，第206页。

在解决就业和缴纳税务方面，陈永栽1993年向菲律宾政府缴纳赋税80亿比索，约占菲律宾整个预算的2.5%，是菲律宾最大的个人纳税者。^[81]在印尼，私营企业中位居前10名均为华人；在前50名中，华人拥有36席，占总数的72%。这些华资私人企业除了向国家缴纳巨额税收外，还为每年新产生的250万人的劳动大军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仅福清籍华侨华人的经济活动，至少使500万印尼人直接或间接得到就业。印尼国家税收80%来自华人工商业者，其中福清籍华侨华人税收占30%。1990年，印尼财政部首次公布个人缴税最多的200人名单，林绍良名列榜首。蔡云辉的“盐仓集团”上缴税费占整个国家税收的3%，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丁香烟生产厂家，每年为印尼换取大量外汇。

从市场份额来看，在印尼，盐仓集团一家生产的丁香烟占据了印尼香烟市场的50%。^[82]20世纪80年代，三林集团的水泥产量占印尼60%；1991年生产的面粉和水泥分别占印尼国内产量的95%和44%；2006年，三林集团印多熟食面的市场占有率达80%，面粉市场占有率达69%，食用油市场占有率达50%。^[83]马来西亚是世界上最大的胡椒出口国，年出口量3万吨，其中90%是沙捞越华商生产的。丰隆集团的建材产量占马来西亚全国的1/3。邱继炳的“泛马洋灰”占全国总产量的30%。郭氏兄弟集团生产的食糖和面粉占国内产量的50%和45%。在菲律宾，以陈永栽为首的菲律宾华商企业集团属下的福川烟厂生产的香烟占全菲律宾卷烟市场的64%。

以东南亚闽籍华人聚居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为例：

华人作为印尼的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只占印尼人口总数的4%左右，而其华商资本额（1 638 亿美元）相当于印尼2009年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5 908亿美元）的28%左右，无疑是印尼国内一股强大的经济力量。

根据印尼1986年统计资料，谢建隆阿斯特拉集团生产的丰田、大发、日产、标致、雷诺、BMN等各种汽车68 446辆，占全印尼汽车产量的42.09%；林绍良沙林集团生产的铃木、日野、马自达等汽车49 203辆，占总产量的30.25%，仅这两集团就占印尼汽车生产七成以上。此外，沙林集团还垄断了印尼水泥生产的近80%。近几年，以谢建隆为首的阿斯特拉财团在廖内开辟了面积达5 000公顷的油棕种植园，1981年又在楠榜开辟面积达10 000多公顷的木薯种植园，并附设有日产1 000吨木薯粉的加工厂。

到20世纪90年代时，华商经营的行业主要有商业（含进出口业）、木材及胶合板工业、汽车工业、纺织及成衣业、丁香烟业、金融业、房地产业、旅游业及服务性行业等，已形成的大型企业集团约300个，其中规模最大的40个，共拥有1 990家企业公司，产品及服务遍及世界各大洲。^[84]可见，战后印尼华商在居住国民族经济新体系中的资源配置具有较高的资源边际产出率，能够以尽量少的资源投入创造出更多的经济、社会效益。这一时期印尼华商的经济实力明显提高，在印尼国家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表2-32　印度尼西亚主要企业的民族别和产业别企业数统计（1990年）　（单位：家）

续表

资料来源：黄滋生、温北炎主编：《战后东南亚华人经济》，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

表2-33　排名前20位的印尼华人家族资产　（单位：亿美元）

续表

资料来源：黄滋生、温北炎主编：《战后东南亚华人经济》，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不少华人大企业以出售非主营或成长瓶颈的资产，或将经营核心转到更具赢利潜力的行业等方式进行企业重构，从而增强了风险抗御能力。2009年，华商企业集团的资产增长迅速，一些家族资产翻番。

表2-34　2008—2009年排名前10位的印尼华商资本变化表　（单位：亿美元）

续表

资料来源：《福布斯》2008年、2009年印尼富豪排行榜。

印尼华人大多经商，著名华商企业家陈伯年认为80%的印尼华人都有自己的产业。结合林文光以及索菲安 · 瓦南迪的判断，可知绝大部分华商实际上属于资本较小的个体工商户，其确切数字与印尼的华人人口相关，按印尼华人总数约1 000万，也就是说，印尼有约200万华人家庭，按80%的华人家庭拥有产业估计，扣除拥有大中小型企业的家庭后，性质为个体工商户的华人约有130 万户。印尼合作社委员会称“95.7%的印尼企业属个体工商户性质，资产在5 000万 ～ 2亿印尼盾之间”。此外，根据印尼合作社委员会2008年7月的数据，全印尼数千万企业中，资产10亿 ～ 500亿印尼盾的中型企业占0.24%；资产500亿印尼盾以上的大企业占0.01%。^[85]从华人在印尼经济中的历史地位判断，5 000家华商企业大部分应属大型企业的范围。因无具体资料，此处仅以净资产500亿印尼盾（500万美元）这一划分大中型企业的界限作为上述华商企业的平均资产。以此推算，这部分华商企业的资产约250亿美元。资产在2 亿 ～ 10亿印尼盾之间的小企业占了印尼企业总数的4.05%。如以其中间值6亿印尼盾（6万美元）作为华人小企业的平均资产，则可估算出30万华人业主的总资产大约为180亿美元。

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闽商大企业在马来西亚经济各行业中的地位：

工业方面，云顶集团兴建的一家年产100万吨的综合造纸厂是全马最大的纸厂，已开工生产的褐色级纸厂和双联纸厂，综合年生产能力为33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45%。金狮集团属下的合营制钢公司所生产的钢坯、钢条、圆铁，占全马同类产品的35%。郭令灿、骆文秀、邱继炳、刘耀全、林添良分别参与投资经营的泛马水泥、大石水泥和吉打水泥厂，其产量占全国的68.9%，其中仅邱继炳的“泛马洋灰”就占全国总产量的30%。林敬奎的益东实业公司是马最大的棕油提炼厂之一。杨协成家族经营的不含碳酸气饮料，占全国产销市场的50%。刘集汉领导的立达环球公司是马最大的电缆制造商，陈唱集团则是马最大的汽车零件制造商。马来西亚是世界上最大的胡椒出口国，年出口量3万吨，其中90%是沙捞越华商生产的。丰隆集团的建材产量占马来西亚全国的1/3。郭氏兄弟集团生产的食糖和面粉占国内产量的50%和45%。张晓卿是全马最大的夹板出口商。

金融业方面，1990年马来西亚22家私人商业银行按股东基金和总资产排队，林梧桐女婿陈中贤控制的南方银行分别列第6和第11位；郭鹤年及其女婿拉昔胡申支配的马法银行按资产列第12位。至于金融公司，闽商企业集团则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在马上市的43家金融公司中，按资本额排列，丰隆信贷公司、马联工业金融公司、马婆资本公司分列第2、3、9 位。

种植业方面，闽商企业集团多数在马来西亚投资油棕、橡胶、可可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及其产品的加工业。仅郭鹤年、林梧桐和林天杰所属企业，1991年分别拥有作物面积45 000公顷、40 700公顷和37 800公顷，合计123 500公顷；郭氏兄弟集团是马来西亚最大的蔗糖种植集团；骆文秀是浮罗交怡岛最大的地主，拥有该岛50%的土地。

此外，林梧桐是东南亚地区的“赌业大王”，云顶集团是马来西亚最大的旅游系列集团，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经营赌业跨国企业集团之一。以郭令灿为主席的“南洋报社”，是马来西亚最大的华文报业集团。

除此之外，闽商企业还积极参与住在国的基础设施建设。20世纪90年代，杨忠礼机构与政府签订了8.4亿的合同，为配合政府实施的全国农村地区医疗网络计划而设计并建造12家医院。此外，杨忠礼机构还参与了修建120座工业园、机场等项目。^[86]

表2-35　1970年、2000年、2004年、2006年、2008年马来西亚有限公司的拥股资本分布情况表

资料来源：《第三马来西亚计划（1976—1980）》《第九马来西亚计划（2006—2010）》《第九马来西亚计划中期检讨报告书》《第十马来西亚计划（2011—2015）》。

新加坡独立后的金融业中，仍以闽商经营的华资银行最多，其规模、资产额及经营范围也较大。他们纷纷到国外主要商埠开设分行，并加强与世界各大银行的业务往来以实现自身的国际化。被《世界银行》杂志列为1983年世界500家最大私人银行的新加坡四大银行集团中的华侨银行、大华银行和联华银行，从创办人到股东几乎都是福建华商，而华联银行则是闽、粤华资各占一半左右。

如今，大华银行在国内外已有上百家分行。据该行公布的年报统计数看，盈利最高的1983年获净利15 379.5万新元，居全国之首位。^[87]

表2-36　20世纪90年代初东南亚部分华商银行一览

续表

资料来源：王勤：《东南亚华人金融集团的发展与特点》，《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

据统计，20世纪末，菲律宾股票公开上市的工商控股公司有45家，华商为大股东的约有20家。华商拥有全菲律宾1 000家最大公司和所有中型公司的半数，并在纺织及成衣、漂染、钢铁、五金、制糖、塑胶、木材加工、建筑材料、百货及金融等行业占优势。^[88]闽商在食品工业领域可以说是战果丰硕，涌现出了一批有名的工业巨子，如蔡文华享有“菲律宾糖王”之称；以吕希宗为首的吕氏家族拥有东亚最大椰油厂及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椰油出口公司，企业业务还由椰油生产扩展至炼制菜油、食物油、人造奶油、酥油；陈觉中的佐利比食品公司1990年的净收入为12亿比索，超过当年菲律宾麦当劳的年收入，1994年该公司在菲律宾拥有100多家分店，成为菲律宾最大的快餐连锁集团，并向东南亚地区市场发展。^[89]菲律宾的烟厂基本上全部是华商经营，现在共有6家烟厂，生产香烟及雪茄，为提高品质，20年前就聘请国外专业人员改良烟草品质、卷烟配方，因此菲律宾华商的雪茄驰名国际，菲律宾华商对烟草种植与加工外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获得菲律宾国人的好评。

闽商企业的跨国经营也促进了东南亚各国对外贸易合作的蓬勃发展。这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印尼的三林集团与马来西亚的嘉里集团、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丰隆集团。这些闽商企业跨国经营的开展和华人经济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有力地促进东南亚国家的对外经济交往，为东南亚国家扩展海外市场，密切与世界各地的经贸合作关系，开辟了新的途径，奠定了良好基础。

表2-37　当代著名海外闽商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2012年闽商百强榜（全球榜）》整理，新浪网，http://mn.sina.com.cn/news/b/2012-09-07/18017440.html

改革开放后，许多福建人走出国门到海外创业。据估算，自20世纪8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闽籍新移民人数接近300万人，约占我国新移民数量的1/4。20世纪90年代，到南美（如阿根廷）、非洲（如南非）以及欧洲（俄罗斯、匈牙利、西班牙和意大利等）的新闽商，以打工和经商为主。三明市明溪县的新闽商，在欧洲以务工和从事贸易为主，泉州市晋江籍的新闽商多在菲律宾经商。进入90年代后期，来自福建的新移民，由于各类“非正常迁移”，故而迅速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社会群体。

根据福建社科院华侨华人研究所2008年8月侨乡调查，美国福州籍的新华侨华人仅开餐馆、打工的年收入估计达100亿美元。如马尾区亭江镇的新华侨华人，在美国从事餐饮、装修和制衣业，最低月工资在2 000美元左右，人均年收入约3万美元。三明市明溪县的新华侨华人，主要从事皮革加工、餐饮和贸易业，年人均收入在5万元人民币左右。在美国，如今，纽约的中餐外卖店90%都是福建人开的，至少有5 000家。福建新移民在中餐外卖店和中国食品超市上的成功发展带动了很多边缘行业。

最典型的就是长途汽车运输业的发展。由于闽商的中餐外卖店在纽约越开越多，市场空间越来越小，因此他们瞄准了外州的市场。但是，在外州开办中餐外卖店，炉具设备和食品原料最初都得从纽约购买，员工也基本要从纽约雇。因此，一些闽商就借机开办起了长途运输公司。闽商的长途客车每天定时往来于华人比较多的城市，近的可以到费城、波士顿、华盛顿，远的可以到芝加哥，几乎每小时就有一趟。起初，只有华人乘坐，但因为车况好、票价便宜，后来许多美国人也跑到唐人街来搭乘。闽商的客运线路已成了热门线路，到了节假日，乘客随到随上，人满开车，非常方便。福建新移民逐渐在美国站住脚，收入稳定了，成家立业的就多起来。由此产生的婚庆市场也被闽商看在眼里。他们很快就在纽约办起了一家又一家婚纱影楼。目前仅曼哈顿下城的老唐人街就有17家闽商开的婚纱摄影店，他们的婚纱摄影生意已经占到整个华人婚纱摄影业的70%。以福州新移民为例，2000年后，纽约的福州新移民开始向外流动，不少福州新移民在房价房租远低于纽约的费城创业置产，并发展出餐饮、零售、装修、银行、保险等五脏俱全的华人社区。

闽商在美国华人超市业中颇有建树。中国城超市集团由闽商邓龙创办，是一个以超市零售为主，集外贸进口、批发、仓储物流、农业种植、餐饮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集团。它在纽约艾姆赫斯特、华埠及法拉盛设立起11个大型超市，并开展农场、连锁餐饮、食品进口批发、物流配送，业务覆盖全美20余个州，企业员工1 000多人，在竞争激烈的美国超市行业中昂首挺立，目前已成为全美最大规模的亚洲超市集团之一。随着福建新移民的到来，以李贵先为领军人物的福州福清人开办的超市和便利店也相继开张，至今，福建人开的超市垄断了多伦多、温哥华等地的华人超市。据《世界日报》报道，多伦多的福清人有2 000多人，他们的影响力日益增强。2001年多伦多福清移民所开的华人超市从1家增长到12家。据多伦多福清同乡会会长李贵先表示，还有更多的福清移民正在寻找机会，希望在经营超市方面展露自己的才能。2002年，由福清人经营的多伦多中型规模企业至少有30家，涉及领域包括超市、农场、茶叶、家具、五金、花卉、便利店、建筑装修等。^[90]

1980年以前阿根廷华侨华人主要来自台湾，之后大陆移民迅速增加，大部分来自福建省。阿根廷闽商主要以经营餐饮、超市和商贸为主。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批的福州籍闽商以投资移民、技术移民方式进入阿根廷，其中70%经营超市。2005年阿根廷《财富周刊》报道，“华人超市目前在全国总数逾3 000家，尽管社会上存在许多偏见，然而华人超市依然在零售业市场上蓬勃发展。仅于首都和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就有近2 200家华人超市，内地有800多家，每家华人超市每日营业额平均介于1 500披索至2 000披索，亦即使在如此低迷的经济现况中，华人超市业界每年所掌控的资金流量仍不低于10亿披索。”^[91]2007年，阿根廷闽商超市占全国食品销售总额的30%，以每个月大约20家的速度向内地市场扩张。^[92]发展至2010年，阿根廷华商已开办超市8 000多家，仅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就有1 300多家。^[93]据调查统计，由福州籍闽商开办的超市约占阿根廷超市总数的80% ～ 90%。

十多年前，就有不少闽商纷纷到南非等地发展。据莱索托王国福建同乡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方传木估计，在南非、莱索托等地生活的福建人有3 ～ 4万人，在当地超市和百货业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虽然闽商在非洲大多数国家的投资才刚刚起步，但在南非，闽商已经成为当地不可忽视的商界力量。据了解，目前在南非生活的福建人有3万多人，福建人在当地打工的很少，主要是开超市、百货批发以及从事家具业等。在南非和莱索托两国当地的超市零售业，一半以上的市场都是中国人在做，其中又以福清人为主。这些福建人在当地的投资，虽然不能在任何统计数据中体现，但积聚的财富数字也是惊人的。

据悉，福清有三个家族在南非从事超市业，一家是方家，另两家为江阴的陈家和城头的陈家。据悉，方家的领头人方则基1992年到南非，是最早到南非的那批福建人之一。方家从最早开百货零售店开始，慢慢发展到连锁超市，后来又开车行以及从事进出口贸易等。其在南非的公司方林贸易集团，近年斥资4 000万美元投资纽约国际商品展览城，其经济实力可见一斑。福建石狮灵秀籍闽商蔡国伟在马达加斯加从事服装贸易生意仅十余年，但事业发展迅猛，在华商界颇具影响力，2007年被推选为当地华商总会首任会长。

在中东地区，从1995年开始以色列转向非阿拉伯地区招募劳务人员，而中以关系又明显改善；同时东南亚国家在金融危机后经济萧条，所需劳务人员数量大幅度下降，于是，前往以色列的福建劳务人数相应增长。福建新华商（新闽商）职业范围从原来从事经商、制衣、餐馆、建筑等少数职业，拓展到经营超市、装修、科研、旅游等行业，经营领域日益多元化。^[94]在建筑劳务市场中，中国北方大型国有建筑公司在以承包大型建筑工程后，再从国内组织施工队赴以工作，而福建人则大多通过中介公司赴以，主要从事铺砖、刷墙等建筑装修业务。在以色列的中国务工人员中有多少福建人? 有报道认为，在以色列的中国劳工中，“90%以上为福建人，他们大都来自该省的福清、平潭、莆田、泉州、厦门等地”^[95]。

另据香港《文汇报》报道，1992年中国和以色列建交时，以色列国土上只有10名中国人，十分“珍稀”。然而，自中、以建交并签订劳务合作协议以来，经过十多年的交往，在这片只有2万平方公里、硝烟炮火弥漫的土地上，每平方公里就有1 ～ 1.5名福建人。^[96]照此统计，在以色列仅福建人就可能达到2 ～ 3万人。上述数据的准确性自然有待考量，但在以色列的中国劳务人员中，福建人的数量可观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迪拜的闽商则主要从事油画、沙发、家具、木雕、奢侈品等行业，较少投资地产业。

福建人传统海外迁移的主要目的地以东南亚为主，虽然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已有福建人谋生于欧洲的荷兰、丹麦、法国、意大利等国，但人数不多。改革开放初期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福建人跨境迁移的主要方向最先以日本、美国为主，欧洲是在90年代后才逐渐凸显为又一迁移的目的地。进入欧洲的福建人以闽东福清、长乐及闽西三明地区为主。由于福建人进入欧洲以后可资凭借的纽带远不如浙江人，更比不上广东人或香港人，因此，他们的立足、创业过程都显得极为艰难。在业已进入西欧国家的福建人中，一部分已经借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等国家的几次大赦，获得了合法居留，有些并已迅速创业致富。但是，相当一大部分则还处于朝不保夕的非法居留、非法打工的阶段，或是在难民中心等候获得庇护。据李明欢的估算，2000年后全欧洲福建移民的总数很可能已达到5万人以上。^[97]

表2-38　ASLC登记的法国的中国新移民人数（按所登记的省籍划分，2005年1月统计）

表2-39　西班牙华侨华人原省籍分布^[98]　（2010年3月统计）

续表

① 来自其他省市自治区的新移民人数包括：江苏960，北京360，四川320，湖南280，广西250，香港230，云南225，天津180，安徽150，江西140，重庆110，陕西98，河北85，湖北72，西藏68，海南60，贵州60，新疆31，澳门30，甘肃18，内蒙古18，山西17，青海10，宁夏7。资料来源：李明欢：《21世纪初欧洲华侨华人人口构成概览》，《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1页。

（吴　元　林　勇）

【注释】

[1]《第五届世界闽商大会新闻发布会答记者问》，东南网，2016年5月23日。

[2]丘进主编：《华侨华人蓝皮书：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3）》，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7—47页。

[3]王庚武：《中国移民形态的若干历史分析》，《华人与中国：王庚武自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64页。

[4]李闽榕、王日根、林琛：《闽商发展报告（201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页。

[5]李闽榕、王日根、林琛：《闽商发展报告（201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6页。

[6]李闽榕，王日根，林琛：《闽商发展报告（201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8页。

[7]《福建华侨志》（2015年送审版），第6 页。

[8]田家青：《缅甸华侨的人口与分布》，《尹江周报》，1961年9月3日。

[9]W.E.Willnott，The Political S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Cambodia，University of London，The Athlone Press，1970，p.7.

[10]吴同永：《福州地区华侨出国史略》，《福州地区华侨出国史论文集》，福州市华侨历史学会，1994年，152页。

[11]福州市华侨华人调查资料，未刊，2006年。(www.xing528.com)

[12]泉州晚报网，2003年6月9日，http://www.qzwb.com/gb/content/2003-06/09/content_889707.htm

[13]李闽榕、王日根、林琛：《闽商发展报告（201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31页；［日］李国卿著，郭梁、金永勋译：《华侨资本的形成和发展》，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91页。

[14]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建省华侨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1页。

[15]《菲律宾华人概况》，《菲华商联总会红宝石纪念特刊》，第522—526页。

[16]潘翎主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华裔馆，1998年，第230页。

[17]李闽榕、王日根、林琛：《闽商发展报告（201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42页。

[18]阙名：（同治）《游历笔记》，《晚清海外笔记选》，北京：海洋出版社，1983年，第74 页。

[19]陈乔之：《白色拉者统治时期沙捞越的中国人移民概况》，《华侨史研究论集（一）》，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84年，第106 页。

[20]刘安居、陈芳荣主编：《南安华侨志》，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8年，第27页。

[21]汪慕恒主编：《东南亚华人经济》，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2—63页。

[22]黄滋生：《菲律宾华侨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328页。

[23]《菲律宾之华侨》，《东方杂志》，1917年第十四卷第五期。

[24]《菲律宾之华侨》，《东方杂志》，1917年第十四卷第五期。

[25]傅无闷：《 南洋年鉴寅部》，（新加坡）南洋商报出版部，1939年，第66页。

[26][日]李国卿著，郭梁、金永勋译：《华侨资本的形成与发展》，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12页。

[27]聂德宁：《近现代中国与东南亚经贸关系史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71页。

[28]傅无闷：《南洋年鉴辰部》，（新加坡）南洋商报出版部，1939年，第158页。

[29]郭梁：《战后菲律宾的华侨政策和华侨同化》，《南洋问题》，1986年第3期。

[30]《东南亚研究资料》，1984年第3期。

[31]《特区经济资料》，1983年第24期。

[32]子林：《当前印尼的华人经济概况》，《南洋问题》，1985年第1期。

[33][日]李国卿著，郭梁、金永勋等译：《华侨资本的形成与发展》，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12页。

[34][日]福田省三：《华侨经济论》，岩松堂书店，1939年，第275页。

[35]杨力、叶小敦：《东南亚的福建人》，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7页。

[36]《申报》，1934年4月21日。

[37]徐钧尧：《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马来亚华人经济》，《华侨华人史研究集》，1989年，第315、325、327—329页。

[38]林伍光：《战后马来西亚华侨华人经济的发展与现状》，载汪慕恒主编：《东南亚华人经济》，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

[39]［日］福田省三：《华侨经济论》，岩松堂书店，1939年，第273—274页。

[40]林昆勇：《试论华侨华人对东南亚锡矿开发的贡献》，《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12月。

[41]李鸿阶：《华侨华人经济新论》，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页。

[42]《马来西亚的华侨工业》，《亚洲世纪月刊》，1947年5月1日，第46页。

[43]《日本对南洋华侨调查资料选编（第二辑）》，《华侨的工商业》，2011年，第372页。

[44]林文庆一说为福建厦门人。

[45]陈怀东、黄海龙：《海外华商贸易现况与展望》，台湾世华经济出版社，第59页。

[46]文平强：《马来西亚华人与国族建构——从独立前到独立后五十年（上册）》，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2009年，第239页。

[47]［日］福田省三：《华侨经济论》，岩松堂书店，1939年，第138—139页。

[48]阳力：《试论新加坡独立后“福建帮”华资银行的崛起》，《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

[49]《特区经济资料》，1983年第24期。

[50]卡德：《中国人在荷属东印度的经济地位》，《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3年第3 期。

[51]黄文鹰等：《荷属东印度公司统治时期巴城华侨人口分析》，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第57 页。

[52]Eugenio Chang-Rodriguez，Chinese Labor Migration into Latin Americ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Revista de Historia de America，No.46，1958，p.379.

[53]华侨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华侨经济年鉴》，1959年，第725页。

[54]何静之：《留尼汪岛华侨志》，第17页。

[55]Slawecki，French policy towards the Chinese in Madagascar，p.97.共计766名，原文如此。

[56]Slawecki，French policy towards the Chinese in Madagascar，p.102.

[57]陈铁魂：《马拉加西共和国华侨概况》，第29页。

[58]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九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59—260页。

[59]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九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61页。

[60]郑学益、周黎安：《郭鹤年的经营管理艺术与风格》，《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5期。

[61]［日］原不二夫著，陈文寿译：《马来西亚的新经济政策与华侨华人企业的发展》，《华侨华人新论》，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年。

[62]蔡仁龙：《印尼华人企业集团研究》，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6—7 页。

[63]宋哲美主编：《东南亚年鉴（1978）》，东南亚研究所，1978年，第83页。

[64]《华侨经济年鉴》，1987年，第92页。

[65]《华侨经济年鉴》，1987年，第95页。

[66]黄滋生、温北炎主编：《战后东南亚华人经济》，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1页。

[67]《新加坡年鉴（2001）》，第123页。

[68]［菲］黄淑秀：《近现代菲律宾的华人企业家族》，陈文寿主编：《华侨华人新论》，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年，第264—267页。

[69]［菲］《世界日报》，1986年12月1日。

[70]《银行家》，1983年第6期。

[71]丰隆集团1985年年报。

[72]谷政：《低地的潜龙—— 荷兰华人沧桑点滴》，《荷兰华人手册（1998—1999）》，第1—3页。

[73]Gregor Benton、 Frank N. Pieke，The Chinese in Europe，Palgrave Macmillan，1998，p.100.

[74]转引自佐藤百合著，陈文寿译：《印度尼西亚华侨华人企业集团的发展和变化》，《华侨华人新论》，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年。

[75]王望波、庄国土：《2010年海外华侨华人发展报告》，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3页。

[76]根据《亚洲周刊》发布的“2012全球华商100强”数据资料整理而来。

[77]根据2014年《亚洲周刊》“全球华商1000排行榜”整理。

[78]关于中小企业的界定，各国标准不尽一致。

[79]廖小健：《全球化时代的华人经济》，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年。

[80]Malaysian Business，1991年1月16日。

[81]蒋细定：《菲律宾陈永栽及其企业集团发展问题初探》，《南洋问题研究》，1994年第3期。

[82]王望波、庄国土：《2010年海外华侨华人发展报告》，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7页。

[83]《印多食品扩大市场占有率》，［印尼］《国际日报》，2006年9月8日。

[84]冯翔：《印尼华人企业集团与合作社》，《南洋问题研究》，1992年第1期。

[85]转引自印尼法规研究中心：《中小型和微型企业法及其实施的挑战》，http://202.134.5.138：2121/pls /PORTAL30/indoreg.irp_editorial.show_editorial?id=1180

[86]Edmund TerenceGomez，Chinese Business in Malaysia：Accumulation，Ascendance，Accommodation，Routledge Curzon Press，1999，p.165.

[87]《星洲联合早报》，1985年3月31日。

[88]华人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编：《华人经济年鉴（2000—2001）》，北京：朝华出版社，2001年，第96页。

[89]叶祥松：《东南亚华人经济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81页。

[90]《伦多福清移民经商显身手》，《福建侨报》，2002年2月9日。

[91]《财富周刊报导布宜诺省市华人超市公会消息》，《阿根廷华人超市公会月刊》，2005年9月，第18页。

[92]《阿根廷华人超市公会已经全国联邦化》，《阿根廷华人超市公会月刊》，2007年5月。

[93]陈传应：《出访阿根廷、巴西、智利情况报告》，《福建侨务》，2010年第6期，第11页。

[94]李明欢：《谋生于合法与非法之间：在以色列的福建人》，《世界民族》，2008年第4期。

[95]在以色列的中国福建女劳工已经开始撤离，2003年3月22日。http://news.sohu.com/09/18/news207451809.shtml

[96]参见郭成荣：《硝烟炮火无所惧？以色列每平方公里一名福建人》，2002年7 月20日。http://www.dzwww.com/xinwen/guoneixinwen/200207200575.htm

[97]李明欢：《欧洲华侨华人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573页。

[98]李明欢：《21世纪初欧洲华侨华人人口构成概览》，《华侨华人蓝皮书：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