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线贸易一体化的缔造者：探析

今日亚洲经贸致力于一体化，然艰难而缓慢，推进无力。但纵览历史，亚洲区域的贸易一体化却早已有之。由闽商主导，主要活跃于17—18世纪的他们，通过岛际贸易、转口贸易、区际贸易，将中国、琉球与亚洲的日本、越南、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紧紧联系在一起，织就了一张庞大的贸易网络，打造了一体化的亚洲贸易格局。

自宋元以来，闽商频繁活跃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尤其是元朝政府，没有明文禁止私营舶商从事海上贸易，而只规定凡是自行造船出海贸易的商人，其船只、人员、货物均须经过市舶司审核批准，发给许可证，才能出行。客观上有利于民间商人出洋贸易。因此，国人大量出洋。可以说，终元一代，它都是中国的重要通商国家之一。由此才有《岛夷志略》作者汪大渊对99个国家和地区的记录。仅以14 世纪末期，孙天富和陈宝生这两位从事海上贸易的泉州商人为例。孙、陈二人成为结拜兄弟之后，一同泛舶海外进行贸易。在十余载的海外贸易生涯中，他们的足迹遍布亚洲的大部分主要港埠和贸易中心，如高丽、日本、爪哇和罗斛里（即暹罗的阿瑜陀耶 Ayutthaya）。^[79]

闽商不断地活跃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主要为东亚和东南亚海域，不断地拓展贸易机会，也将沿海各个国家直接或间接地纳入贸易互动的网络之中。根据16世纪漳州火长使用的、首页题为《顺风相送》的针路抄本，传抄自15世纪的古本记录了自月港门户浯屿、太武出发的往西洋针路7条，即浯屿—柬埔寨；浯屿—大泥（今马来西亚Patani）、吉兰丹（今马来西亚Kota Baru）；太武—彭坊（今马来西亚彭亨州北干Peken）；浯屿—杜板（今印度尼西亚东爪哇厨闽Tuban）；浯屿—杜蛮（即杜板）、饶潼（地与杜板相连）；太武、浯屿—诸葛担篮（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加丹那Soekedana）；^[80]由此，向达教授总结指出，16—18世纪中国记载的“针路”大致上分为六个区域，即（1）柬埔寨、赤坎（越南的Ke Ga）、暹罗区；（2）马来半岛区；（3）古里区；（4）爪哇区；（5）吕宋；（6）日本区；^[81]这六个区域其实是互相联系和互相交叉的，他们构成亚洲海上交通和商业网络。满剌加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北上中国、越南、柬埔寨、泰国，南下印尼、菲律宾，西往印度、波斯湾和非洲，东接日本，成为亚洲重要的国际贸易港口。

又如，1591年，安东尼奥 · 费尔南德斯 · 德 · 伊列（Antonio Fernandes de Iher）受命为马六甲的商船采购胡椒。他曾致信国王说，过去几年中，随着柔佛被摧毁，大量的胡椒涌到了马六甲。若能阻止福建人（Chincheos）到巽他、北大年、彭亨、占碑、丁机宜（Andragiri）和其他地方采购，那么，就会有更多的胡椒来到马六甲。^[82]这封信说明，到16世纪末，华商经营胡椒贸易的地理范围已经相当广泛，且经营范围已不限于马六甲一地，他们趋向多地化，从而规避马六甲贸易的风险。除北大年之外，中国私人海商还每年定期将瓷器、丝绸等商品运到广南城东的会安（Faifo）、东京、巴达维亚、阿瑜陀耶、柔佛、锦石等地与荷兰商馆交易。1622年，32艘福建商船自海澄月港驶往东南亚贸易。其中，3艘赴巴达维亚，8艘赴北大年，2艘赴锦石，2艘往比马（Bima），17艘较小的帆船去东京。^[83]

在暹罗，华商中的一些闽商群体深为王室所倚重，还把王室商业委托华商经营。因而，在中日、中暹以及参与马六甲港口的国际海洋贸易活动中，华商扮演中间经纪人的重要角色。就越南来看，邻近地区如柬埔寨、暹罗、马来半岛、爪哇岛巴达维亚和万丹等地的闽商，多有在其居住地与越南港口之间从事短途贸易者。^[84]此时，以马六甲为主要目的地而分布广泛的贸易港口，对接了中国漳州月港地区和台湾的崛起，成为17世纪区域性海上贸易网络中新兴的商业中心。在这个贸易网络中最重要的参与者是华商（可能大部分为闽商），因为他们总是能非常敏捷地捕捉到新出现的商机，同时也总是能够很快地适应新的环境。^[85]

对于日本来说，也是透过闽商的勾连，他们与中国、南洋各地国家，以贸易紧紧联系在一起。始终成为亚洲贸易的一环。16世纪末及17世纪初为亚洲海上贸易的高峰期。日本德川幕府自1603年成立以来，便致力与南洋发展贸易往来。日本主要目的是从南洋获得中国及南洋的生丝及其他商品。幕府鼓励商人（主要是华商、欧人次之）从南洋各地前来长崎、平户及博多等九州港口进行贸易。最初南洋的出发港多达19条，后限于东京、广南、柬埔寨及暹罗四地。往来南洋与日本的闽商不但与日本华侨有联系，其中不少日后因工作或政治等理由选择在日本定居下来。中国在明末清初实施海禁，这些在日本活动或半定居的闽商大都从事南洋贸易。透过血缘及地缘的联系，他们与中国（主要是台湾）及南洋的闽商建立起三角的贸易关系。很多闽商居无定所，往返于南洋与日本之间。斯时，日本政府因闭关锁国政策，实行朱印状制度。从1604年至1635年间共颁发356张朱印状给日商及小部份在日本定居的外国人。有11个（郑、黄、欧阳、薛、魏、李、林、张共八姓）日本华商获得共43张朱印状，从而可以继续从事南洋贸易。^[86]这11个华商都是长期从事南洋贸易的家族。他们大部份原藉福建，在中国及南洋均有其势力和关系网。

此外，早期散居在苏门答腊岛及其周边地域各贸易港埠的闽商侨居社区的侨领们，实际上几乎彼此熟识并经常保持密切的联系。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档案史料偶尔会提及当时各海外闽商侨居社区之间的活动和联系，从而让人们得以窥视并了解当时的状况。例如，17世纪的占碑（Jambi）是苏门答腊岛东海岸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转口贸易港。当地有一位名叫Ketjil Japon 的很有势力的穆斯林中介商人，在土著部落酋长和贵族中甚有影响力。根据荷兰人的记载，这位著名的胡椒商人却是福建商贾十分密切的生意合作伙伴。^[87]又如，1625年3月，李旦曾拜托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艘商船，将他的一封私人书信从日本捎给荷属东印度巴达维亚首任华人甲必丹苏鸣岗（Bencon）。至于李旦在这封私人信件中对苏鸣岗具体谈些什么，如今已无从考证，但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在近代早期的亚洲海域，散布在不同国家和港埠的各闽商侨居社区之间其实存在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其程度远比史学界从前所想象的要密切得多。^[88]荷属东印度首任巴城华人甲必丹苏鸣岗曾于1636年返厦，途经台湾时还停留近三年。^[89]他在台目的可能是为了做生意，成否不得而知，但他曾致力于台湾稻米、甘蔗栽培和农业改良，与荷兰殖民当局有密切联系。^[90]

通过散居在亚洲海域各港埠的华商之间的来往和互通音讯，当时，不仅各华商侨居社区的首领之间彼此熟识，居住在各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普通商民也竭力试图通过不同的方式来维系亲友之间的联络。荷兰人的文献中留下了一封很有意思的家书。这封信由当时荷兰人统治下的台湾岛上两名闽商寄给他们远在巴达维亚的兄弟。由于两地交通不便，他们就委托定期航行于台湾与巴达维亚两地之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为其尺素传情。这表明，即便是在17世纪中叶航海交通困难重重的条件下，散居在亚洲各地的闽商仍然在顽强地试图建立并维系自己在海外的家族纽带。

据华商个人之间的联系对华商网络的建构和支持毋庸置疑。在这种华商的网络中，各种物品的相互流通和转口销售，更是体现出华商亚洲贸易一体化的特质。17世纪30年代中叶，各种新物品开始从巴达维亚、中国以及遍布东亚、东南亚的商埠进入VOC在中国台湾的贸易网络。被荷兰人雇用开辟中国与热兰遮城贸易的中国代理商Hambuhan、Jocksim、Jocho和Limbingh已经掌控输入中国市场的胡椒、丁香、肉豆蔻、燕窝、苏木、藤杖、欧洲和印度纺织品、动物角、肉干、咸鱼，当然还有铜、黄金和白银。^[91]仅以锡的商品流动，我们得以窥探华商跨国网络互动的特质。锡是一种低熔点柔软金属，有良好的可塑性、延展性，可以用于制造合金。锡因其密闭性和无毒性，在储物方面得到广泛应用，如密封得当，茶叶可在锡中保持十年不变质。因此，在清代中国茶叶包装与运输中（包括外销）特别受欢迎，同时，锡还是海船很好的压舱物。因此，锡在广州很受经营茶叶生意的行商们的关注。然而，运到广州的锡并不仅仅来自锡的主产地马来半岛、印尼群岛，越南河仙也是锡的重要供应地，但河仙并不产锡。河仙出口的锡，主要由海外市场，如巨港、邦加等转贩而来。邦加地区大部分锡矿销往巴达维亚，但是有相当一部分锡矿在得到巨港苏丹的默许后运往河仙，或者被邦加的华商走私到河仙，最后销往广州。邦加锡矿的开采热为河仙锡贸易提供了重要的资源保证。^[92]

等到新加坡崛起为商贸港口后，亚洲贸易一体化的规模更为扩大。闽商经营着新加坡、槟榔屿、缅甸、越南、柬埔寨、苏门答腊、爪哇、婆罗洲、马鲁古群岛、菲律宾以至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转口贸易。大部分海峡产品是华商用帆船从新加坡周围的岛屿或群岛地区运来。因而，新加坡逐渐发展为华商贸易网络的中心，甚至比暹罗更北。而且还是分散在新几内亚至苏门答腊间各岛的各种香料、森林产品和其他原料——著名的海峡产品——天然的收集和分等级中心。这些产品主要由出产地华商收集，^[93]然后透过闽商的物流作用，这些商品运到中国、日本、欧洲，再将欧洲、中国及日本的商品运载到东南亚，乃至印度，实现了亚洲贸易一体化、互动的格局。闽商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地位与作用可谓举足轻重。

可以说，正是由于闽商，中国的福建、琉球和东亚的日本以及东南亚的群岛国家之间，甚至远及印度，透过商品贸易的流转早早实现了一体化互动，并与欧洲殖民者对接从而将亚洲的贸易与欧洲工业化对接，实现全球化的互联互通。

透过商贸关系，及其血缘，闽商将东亚与东南亚的区域，贸易互动有效贯通起来。由此，我们通过历史上闽商的互动联系可见一斑。

（杨宏云　林　勇）

【注释】

[1]钱江、亚平、路熙佳：《古代亚洲的海洋贸易与闽南商人》，《海交史研究》，2011年第 2 期，第2页。

[2]赵文红：《试论早期东南亚海上贸易的发展与特点》，《东南亚纵横》，2009年第4期，第41页。

[3]《泉州府志》卷十六，“寺庙： 南安县”，1763年。

[4]蔡永蒹：《西山杂志》，“林銮观”条，摘自 《安海志》， 安海方志办（内部出版），1983年。

[5]吴自牧：《梦梁录》卷十二。

[6]赵汝适：《诸蕃志》，卷上。

[7]《明史》卷三二五，“渤泥传”。

[8]周中坚：《南海熙熙五百年——古代泉州港兴盛时期与东南亚的往来》，《南洋问题研究》，1993年第2期，第12—13页。

[9]苏文菁：《福建海洋文明发展史》，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14—116页。

[10]［新］林亦秋：《唐代越窑与印尼室利佛逝王朝》，《收藏》，2011年第12期，第55页。

[11]《中国明朝古瓷器横渡太平洋 埋墨西哥400年》，http://www.cankaoxiaoxi.com/world/20161018/1355780.shtml

[12]周中坚：《南海熙熙五百年——古代泉州港兴盛时期与东南亚的往来》，《南洋问题研究》，1993年第2期，第12页。

[13]孔远志：《从印尼的中国陶瓷看中印（尼）文化交流》，《东南亚》，1990年第3期，第58页。

[14]廖国一、郭健新：《从出土出水文物看唐宋时期中国对印尼的影响》，《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第2页。

[15]［新］尼古拉斯 · 塔林主编，贺圣达等译：《剑桥东南亚史第一卷 从早期到公元1800年》，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85页。

[16]田汝康：《中国帆船贸易和对外关系史论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6页。

[17]转引自孔远志：《中国印度尼西亚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55—257页。

[18]杨保筠：《中国文化在东南亚》，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58—66页。

[19]转引自钱江：《从马来文〈三宝垄纪年〉与〈井里汶纪年〉看郑和下西洋与印尼华人穆斯林社会》，《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第6页。

[20]林金枝：《福建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及其影响》，《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6期，第44页。

[21]中外关系史学会编：《中外关系史译丛（第3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116页。

[22]王华：《明清初期华侨对促进东南亚文化发展的贡献》，《八桂侨刊》，2008年第4期，第34—36页。

[23]钱江、亚平、路熙佳：《古代亚洲的海洋贸易与闽南商人》，《海交史研究》，2011年第 2 期，第9页。

[24]《严拿会党》，载《叻报》，1893年5月11日。

[25]杨保筠：《中国文化在东南亚》，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36—40页。

[26]转引自田汝康：《中国帆船贸易和对外关系史论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7页。

[27]汪大渊：《岛夷志略》文老古条。

[28]郑光耀：《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49页。

[29]廖大珂：《室利佛逝王国社会经济初探》，《南洋问题研究》，1993年第2期，第7页。

[30]洪迈：《夷坚甲志》，卷七。

[31]《一座道观，藏住半部莆田史》，《莆田晚报》，2016年10月11日。

[32]周中坚：《南海熙熙五百年——古代泉州港兴盛时期与东南亚的往来》，《南洋问题研究》，1993年第2期，第11—12页。

[33]转引自钱江、亚平、路熙佳：《古代亚洲的海洋贸易与闽南商人》，《海交史研究》，2011年第2期，第3页。

[34]［日］长冈新治郎著，罗晃潮译：《17、18世纪巴达维亚的糖业与华侨》，《南洋资料译丛》，1983年第3期，第101页。

[35]［新］尼古拉斯 · 塔林主编，贺圣达等译：《剑桥东南亚史第一卷 从早期到公元1800年》，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12页。

[36]闫彩琴：《17—18 世纪越南海外贸易中的华商及其构成初探》，《八桂侨刊》，2012年第1期，第25页。

[37]转引自李木妙：《海上丝路与环球经济——以16至18世纪中国海外贸易为案例》，《中外关系史论丛》，第185页，载《三条丝绸之路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1年。

[38]［日］岩生成一著，李述文译：《论安汶岛初期的华人街》，《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3年第1期，第99页。

[39]转引自田汝康：《中国帆船贸易和对外关系史论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8页。

[40]转引自吴世璜：《印尼史话》，（雅加达）世界出版社，1951年，第84页。(www.xing528.com)

[41]温广益、蔡仁龙等编著：《印度尼西亚华侨史》，北京：海洋出版社，1985年，第63页。

[42]温广益、蔡仁龙等编著：《印度尼西亚华侨史》，北京：海洋出版社，1985年，第79页。

[43]田汝康：《中国帆船贸易和对外关系史论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6页。

[44]Yen Ching-hwang，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1800-1910，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p.118.

[45]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安京校释：《海录校释》，“麻六呷”，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5页。

[46]郑光耀：《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42页。

[47]魏源：（海国图志》，卷九。

[48]费信：《星搓胜览》，满刺加国。

[49]［新］尼古拉斯 · 塔林主编，贺圣达等译：《剑桥东南亚史第一卷 从早期到公元1800年》，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85页。

[50]［新］尼古拉斯 · 塔林主编，贺圣达等译：《剑桥东南亚史第一卷 从早期到公元1800年》，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12页。

[51]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编：《东南亚历史论丛（第2辑）》，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1979年，第185页。

[52]林远辉、张应龙：《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02页。

[53]［英］W. G. 赫夫著，牛磊、李洁译：《新加坡的经济增长：20 世纪里的贸易与发展》，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第70页。

[54]《梁书》卷五十四，《扶南传》。

[55]（明）马欢：《赢涯胜览》。

[56]W.J.卡德（W.J.Cator）著，黄文端、王云翔等译：《中国人在荷属东印度的经济地位》（序），《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3年第3期，第5页。

[57]转引自赵璐：《16—17世纪望加锡的发展与华人活动》，《东南亚纵横》，2016年第1期，第90页。

[58]余思伟：《马六甲港在十五世纪的历史作用》，《世界历史》，1983年第4期，第65—75页。

[59]丘峰：《近代东南亚客商开拓史略述》，http://blog.mzsky.cc/u/9033/blog_209056

[60]聂德宁：《中国与新加坡的早期贸易往来》，《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1期，第94页。

[61]阙名：（同治）《游历笔记》，载《晚清海外笔记选》，北京：海洋出版社，1983年，第74页。

[62]C.E.Wurtzburg，Raffles of the Eastern Isles，London： Hodder & Stoughton.1954，p589.

[63]转引自钱江、亚平、路熙佳：《古代亚洲的海洋贸易与闽南商人》，《海交史研究》，2011年第2期，第10页。

[64]钱江、亚平、路熙佳：《古代亚洲的海洋贸易与闽南商人》，《海交史研究》，2011年第 2 期，第16页。

[65]（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五。

[66]钱江、亚平、路熙佳：《古代亚洲的海洋贸易与闽南商人》，《海交史研究》，2011年第 2 期，第5页。

[67]钱江、亚平、路熙佳：《古代亚洲的海洋贸易与闽南商人》，《海交史研究》，2011年第 2 期，第5页。

[68]钱江、亚平、路熙佳：《古代亚洲的海洋贸易与闽南商人》，《海交史研究》，2011年第 2 期，第10页。

[69]（元）脱脱：《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 · 互市舶法》。

[70]吴泰：《晋江华侨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页。

[71]《明英宗实录》卷四十三，正统三年六月已未。

[72]张应龙：《郑和下西洋与满剌加的中国移民》，《学术论坛》，2006年第3期，第189页。

[73]林远辉，张应龙：《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83页。

[74]唐苏民：《马来亚华侨志》，台北华侨协会，1959年，第78页。

[75]转引自张礼千：《马六甲史》，新加坡郑成快先生纪念委员会，1941年，第329页。

[76]宋哲美：《马来西亚华人史》，香港中华文化事业公司，1964年，第51页。

[77]［英］温斯泰德著，姚梓良译：《马来亚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112页。

[78]转引自黄盛璋：《明代后期船引乏东南亚贸易港及其、相关的中国商船、商侨诸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3期，第92页。

[79]钱江、亚平、路熙佳：《古代亚洲的海洋贸易与闽南商人》，《海交史研究》，2011年第 2 期，第4页。

[80]杨国桢：《闽在海中》，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第53—67、195页。

[81]向达：《两种海道针经》，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9—10页。

[82]转引自张廷茂：《关于16—17世纪初华商在东南亚活动的西方文献》，《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2期，第143页。

[83]钱江：《17至18世纪中国与荷兰的瓷器贸易》，《南洋问题研究》，1989年第1期，第86页。

[84]闫彩琴：《17—18 世纪越南海外贸易中的华商及其构成初探》，《八桂侨刊》，2012年第1期，第24页。

[85]钱江、亚平、路熙佳：《古代亚洲的海洋贸易与闽南商人》，《海交史研究》，2011年第2期，第40页。

[86]转引自吴伟明：《17世纪的在日华人与南洋贸易》，《海交史研究》，2004年第1期，第52页。

[87]Colenbrander，H. T. and W. Ph. Coolhaas，eds.1919-1953，Jan Pieterszoon Coen，Bes-cheiden omtrentzijn bedrijf in Indie（Jan Pieterszoon Coen： Documents Concerning His Activities in the Indies）.The Hague，7 Volumes. pp.441，861，898.

[88]钱江、亚平、路熙佳：《古代亚洲的海洋贸易与闽南商人》，《海交史研究》，2011年第2期，第15页。

[89]转引自庄国土：《海贸与移民互动：17—18世纪闽南人移民海外原因分析——以闽南人移民台湾为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33页。

[90]C.R.Boxer， Chinese Abroad in Late Ming and Early Manchu Period，in T'ien Hsia Monthly，Vol. 9，No. 5，pp.463-467.

[91]参见杨国桢： 《17世纪海峡两岸贸易的大商人——商人Hambuhan文书试探》，《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第228页。

[92]李庆新：《莫久、莫天赐与河仙政权》，《海洋史研究（第一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71—216页。

[93]［马］T.H.Silock著，黄文端译：《马来亚的经济》，《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