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结构上，南洋华侨宗亲会、同乡会的本质上是闽南传统宗族组织的移植。闽南侨乡浓厚的宗乡观念使那些即使迁移到外地的人们亦习惯于保持原乡的风俗传统和家族文化。但是，海外移民的宗族又不是简单的移植，而是利用祖籍地的血缘纽带和文化资源，结合移居地社会环境需要有所重构。因而，在南洋地区，以地缘为纽带的同乡会组织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这种源自福建宗族社会的社会结构，也影响着东南亚的文化传统。在社会组织形式方面，马来族群也受到华侨华人族群的影响，逐渐成立了会党和私会党等社会团组织。即使是在华人会党和私会党遭受英国殖民政府的打压渐次肃清后，马来族群中的会党仍然十分兴盛。[24]在家庭关系上，菲律宾人重视父子、亲属，甚至直至五服血缘亲属之间的感情，尊敬父母和长辈，节假日家庭成员大团圆，家庭中往往三世同堂，使用祖父、姑爷、阿姐、姐夫等家庭称谓，实行父母包办婚姻，甚至指腹为婚等，这显然源自闽籍移民在当地的文化濡染。
政治制度上，在越南，早在北宋时期，“闽人附海舶往（越南）者，必厚待之，因命以官，咨以决事”。在历朝政权中，都有闽人担任要职。更重要的是，据中越史籍记载和学者研究，证实越南封建王朝的建立者有为数不少的闽人。仅以李、陈二朝为例。据沈括《梦溪笔谈》所载，闽人李公蕴为于1009年登上越南王位，为李朝的创建者。关于陈朝建立者的祖籍，《大越史记全书》称：帝之先世闽人。因而，大批闽人在越南朝廷任官，或处于王者之尊，无疑对越南独立后吸纳福建文化，包括福建地域特色的制度文化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明史》“暹罗传”曾载，汀州人谢文彬以贩盐入海，飘入其国，仕至岳坤，犹天朝学士也。《海国闻见录》写道：暹罗尊进中国，用汉人为官。理国政，掌财赋。[25]在印尼马辰，“华侨商人在马辰极占优势”，当地所有“升斗尺寸完全依照中国的标准”。[26](www.xing528.com)
闽商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来来往往，虽是以经商为主，但经济与文化从来都是相携而行的。各地人员流动之间，带动的文化交流，尤其是中国文化流播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实属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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