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航线的先驱者们

作为海洋活动的早期参与者和实践者，闽商一直以来活跃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区域，利用自身的技术和冒险精神，拓展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航线。

人们一般认为，闽南人在亚洲海域的航海贸易活动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 84年。^[1]至于海上丝绸贸易航线，东南亚海上贸易活动早在公元前业已存在，主要以马来半岛为界，东南亚向西与印度、波斯等地，向东与中国的海上贸易航线已开通。当时的海上贸易情景概况是：从中国出发，沿越南南部沿岸航行，然后进入暹罗湾，到达马来半岛北部，在克拉地峡附近卸货，通过陆路穿过克拉地峡，在马来半岛西海岸将货物装船，近苏门答腊岛再转运印度、波斯等地，反之亦然。正是由于这种经营特点，起初东南亚与中国、印度等地贸易往来最多的是苏门答腊岛北部、马来半岛北部和越南南部。^[2]在当时条件下，商品的一再装卸已极为不便，特别是陆上运输工具落后，依靠车载兽驮，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都增加了许多困难。而此时参与这些活动者，也有着零星的闽商身影。

降至公元 6世纪初，福建南部和古代东南亚各主要港埠、王国之间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关系已日趋完善，成为常态。当时，在中国传播佛教的印度高僧须经常前往梁安郡（即泉州府），以便搭乘大型海舶返回天竺。例如，公元 558年，一位名为拘那罗陀（Kulanātha）的印度高僧来到梁安郡，旨在搭乘商船前往位于今泰国南部马来半岛北大年（Patani）一带的棱伽修国（Lankasuka）。^[3] 由此可见，当时的泉州已经有着航向东南亚海上丝绸之路的船只。而私人编撰的民间手抄本《西山杂志》早已记载了福建晋江东石人前往东南亚的历史。根据该书的记载，早在公元8世纪，福建南部和东南亚各民族之间就已展开了繁盛的海上贸易往来。例如，该书记载说， 公元720年，来自东石村的闽南商人林銮带领着一伙同乡族人扬帆海外，依靠着其曾祖父林知慧留传下来的航海针路簿的指引，他们最终航抵渤泥（Borneo）。东石林氏家族开创的这次远航为泉州和渤泥之间海上贸易活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大批渤泥人随后接踵而至，来到闽南沿海，用东南亚的香料和热带产品来交易泉州女子手工刺绣的彩色罗衫。^[4]然而，福建的海外贸易直至宋代（980—1279年），尤其是 12、13 世纪的南宋才真正步入黄金时期。当时的泉州一跃而为中国海外贸易的最大港埠，同时也是全国最著名的造船中心。

此时，泉州已经成为东南亚地区最大的出海门户。1274年成书的记载临安繁华的《梦梁录》一书说：“若欲船泛外国买卖，则自泉州便可出洋。”^[5] 在当时，泉州前往东南亚的航线大致有三条：

（一）泉州—中南半岛航线。中南半岛是东南亚的大陆部分，位于泉州西南。船只沿海岸航行，可以到达沿岸的所有国家。第一站是交趾“舟行十余程抵占城国”，再到“接占城之南”的真腊。^[6]14世纪中期以前，今日泰国也在真腊版图之内；继到马来半岛上的单马令、凌牙斯加、佛罗安等；绕过半岛南端之后，经马六甲海峡北上，可到东南亚最西部、今日缅甸境内的蒲甘。

（二）泉州—印尼群岛航线。东南亚南部是今日的印度尼西亚群岛，位于泉州的西南方向。宋元时期，印尼群岛上主要有三个国家：以苏门答腊东南部为中心的三佛齐、爪哇岛上的阇婆、加里曼丹岛上的渤泥。从泉州启航，沿半岛航线经占城、真腊，向南到三佛齐，从三佛齐东到阇婆到渤泥。如明洪武三年（1370年）的张敬之沈秩出使渤泥，从泉州先“抵阇婆，又逾月至其国”。^[7]

（三）泉州—菲律宾群岛航线。菲律宾群岛位于泉州的东南方向，离泉州最近。从泉州经澎湖、琉求（台湾），抵菲律宾群岛的麻里鲁（今吕宋）、麻逸（今民多洛）、三屿（今巴拉望等岛）。从此向南，也可到达渤泥。根据《岛夷志略》记载的大致顺序，元代汪大渊从泉州附近远航，头一段就是采取这条航线的。^[8]

到了元代，福建前往东南亚的贸易航线已经基本成型。它主要可划分为：(www.xing528.com)

（一）东洋航路，即通高丽、日本的航线。

（二）南海航路。一条是乘海船抵达安南的云屯港（今海防）；另一条是先泛海至广西，从中越边界入境。入元之后，航线上来来往往的商人增多，而且开辟了从泉州经澎湖、琉球（今中国台湾）至菲律宾的定期航线，以及泉州—澎湖—琉球（台湾）—麻逸（摩逸）的新航路。宋代船由泉州港航往菲律宾，必先南航至三佛齐后，转东北航至渤泥，约40日可达，再由渤泥东北航，约30日才到达菲律宾。到了元代，有由漳州或台湾南航直达菲律宾。元代通航马六甲海峡以东各航区增多，船只从泉州或广西西南航经今日越南河内，至今加里曼丹岛而后东达菲律宾；或由加里曼丹南航至今印度尼西亚的泗水。据元末汪大渊《岛夷志略》的记载，仅菲律宾以南、以西各沿海国家和地区即达97个之多，比南宋赵汝适《诸蕃志》所载多了38个。

（三）西亚、非洲航路。元代以前基本上通过阿拉伯中转，到了元代泉州港与波斯湾、亚丁湾一带国家和地区直接通商，从泉州或广州的船只航经今泰国曼谷、马来亚、新加坡、印尼；或由新加坡过马六甲海峡至今缅甸仰光、孟加拉、印度，至斯里兰卡，再西南行至今马尔代夫群岛；或由斯里兰卡经印度南部，西至当日波斯湾的名港忽里模子（今伊朗阿巴斯港）；由此西行经今阿曼佐法儿，西入亚丁湾的麦加，再西抵开罗；或由佐法儿南行至今东非索马里、坦桑尼亚、直达马达加斯加。

（四）欧洲航路。当时从欧洲来中国的海路有两条，一条是渡地中海至埃及，从埃及出红海东来；另一条是取道巴勒斯坦、叙利亚、伊朗至波斯湾，从波斯湾抵达中国。泉州是中国与欧洲交通的主要口岸，欧洲商品多在此卸货，然后转运中国各地。泉州同波斯湾头的火鲁没思之间的航路，不仅是当时最为繁忙的东西贸易通道，而且也是联结元朝中国同阿拉伯，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友谊的纽带。^[9]等到明朝时期，月港开放后的航海贸易，居民一向依海为生，以舟为田，从事南海贸易。虽然明太祖实施海禁，但由于月港地处边隅，朝廷鞭长莫及，在成化、弘治之际（1465—1505年），海外贸易已相当繁荣。中国商船继续涌向爪哇西部的下港进行贸易，龙牙门（今凌牙群岛）更成为中国和南海之南、苏门答腊岛东部、爪哇诸岛屿之间海上航路的枢纽。《东西洋考》记载，商船从月港出洋，南航经广东南澳岛、交趾洋、新州港、赤九山、昆仑山、东西竺再取长腰屿（今廖内民丹岛），经龙雅大山（凌牙岛）、彭加山抵詹卑及旧港（即室利佛逝），然后借季候风穿越马六甲海峡驶往印度及中东诸国。其实，自中国与中东诸国通过海运进行贸易以来，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不论从扬州、广州、泉州还是月港，基本上是配合了季候风的方向，遵循这条航线经印尼往中东而去。^[10]

与此同时，借由西班牙的大帆船贸易，闽商与西班牙人一道，贯通了前往美洲的贸易航线。根据参考消息网2016年10月18日报道，墨西哥考古学家在太平洋沿岸的港口城市阿卡普尔科（Acapulco）发现大量中国古瓷器碎片。研究团队表示，瓷器深埋该城市有400年之久，质地完好，故能判别有米饭碗、杯子与盘子等餐具。这些瓷器碎片属于16—17世纪的中国，当时已有首批来自马尼拉的船队到达阿卡普尔科，瓷器夹杂在他们所运送的货物中。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和历史研究所（INAH）的报告中提及，中国船队在美洲太平洋沿岸航行的250年间，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考古学者罗伯特（Roberto Junco）表示，这些残片是明朝万历皇帝执政年间制造的，主要来自漳州（福建省中南部）与被誉为“瓷都”的江西省景德镇。虽然墨西哥和中国相距甚远，但依靠贸易关系已使两个地区联系了几个世纪。而闽商无疑居功至伟。^[11]

总而言之，唐末五代以后，以泉州为主要的福建区域紧跟在广州之后，成为中国的第三大港。1087年，泉州市舶司建立，泉州进入与广州并驾齐驱的历史时期；从南宋末到元代，泉州超过广州，成为东南巨镇和“梯航万国”的都会。同泉州交往的国家以东南亚国家最多，而且其数量不断增加。南宋时期，1206年成书的赵彦卫的《云麓漫钞》，明确记载“福建市舶司常到诸国船舶”有30国，其中大部分是东南亚国家。20年后，1225年，时任提举福建路市舶司的赵汝适写成《诸蕃志》，所列国家增至57国，其中23个是东南亚国家。100多年后，大约在1329年到1345年之间，元代航海家汪大渊附乘商舶从泉州港启程远航，回国后根据“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确，写成了包括99个国家和地区的《岛夷志略》，其中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有64个。^[12]这些书对从中国到波斯湾乃至非洲东海岸的港口和政权都有所描述，皆得益于闽商在沿线的活动、参与乃至开拓，从而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推进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