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设计产业的历史溯源与发展

Joseph PineⅡ（2002）曾将工业化社会的经济形态划分为“释放商品”（extract commodities）“制作用品”（make goods）“递送服务”（deliver services）和“设置体验”（stage experiences）等四个阶段。由于工业设计与一般设计活动的思维一致性，因而其职能同样体现于人对客体事物的“转化”过程中（Simon，1981）。由此，我们的分析将这种“转化性成果”置于更加广义的“产品”概念（包括“物品”与“服务”），则以“必需品经济”“用品经济”“商品经济”和“服务与体验品经济”为轴线的产品经济进程将使这种转化过程中的原材料、技术手段、表现方式和接纳路径都有阶段性、大幅度的提升，这一提升的核心并非在于产品类别、种群和规模的扩大，而是在于产品自身对于受众“引导性”的增强，工业设计的价值在意识层面也可以归结为这种引导性的强化（见图2.7）。

图2.7 产品经济的变化

可以认为，产品引导性不断提升所导致的产品原型结构变迁是工业设计产业诞生的首要原因。

在有关设计活动的认知演进中，不断有观点指向上述产品引导性内涵的变化以及产品经济进程的变迁，Papanek（1985）所表达的“意义性秩序”（Meaningful Order）以及Verganti（2007）所阐述的“面向产品意义的创新”（Innovation to Meaning）无疑是这一观点的前奏，这些认知将工业设计推向具备标准化单元与体系化生产的产业范畴。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演进中“文化性消费”在产品消费比重中的增加，原有以“使用”为中心的消费观念逐步被更加多元化的文化驱动型消费模式所代替，这同样是文化创意产业得以实现爆炸性发展的原因所在。部分学者将工业设计活动归入文化创意产业当中的“生产型文化创意产业”类别（见图2.8），以区别典型的“消费型文化创意产业”，如果抛开逻辑是非的评述，则从另一个应用侧面体现出文化性消费在当今的包容态势与发展速率。(www.xing528.com)

图2.8 部分学者提出的“生产型文化创意产业”概念

（信息来源：韩顺法.文化创意产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实证研究[D].南京：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2010.）

根据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统计年鉴》和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的样本数据，人均GDP在1000美元与3000美元是消费结构转变的拐点。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居民用于吃、穿等生存性消费的比重明显下降；而用于差异化服务、文化娱乐等享受性、情感性消费的比重则显著上升。从Maslow（1968）的“需求层次模型”（Hierarchy of Needs）来看，这种变化自然不难理解，反倒是与“尊重”“自我实现”等内容相关的“个体价值化”需求几乎难以通过传统的工业或商业生产逻辑加以满足值得关注，这进一步体现出文化性消费比重增加对于工业化生产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从而也从需求层面促进了工业设计的产业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