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领域认知的演进历程

20世纪中叶以后，设计应用的研究性比重开始显著增加（Arnold，1993）。一方面是由于系统论、控制论等在工程领域的成就对设计的专业理论有所触动，使人们相信所有复杂、庞大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系统”相关的方法加以解决（唐林涛，2004）；另一方面也与各国战后重建直至多元化发展给予设计发展以巨大的空间尺度相关，后者增强了设计者的责任感与主动性。有很多设计领域的专家曾对此作出过重要贡献，我们选择设计职能在自身领域的认知演进依循Christopher Alexander（1964）、Victor Papanek（1972，1985）、柳冠中（1995，2006）与Roberto Verganti（2007）等四种代表性观点进行回顾和分析。

2.1.1.1 Christopher Alexander

借助系统理论构建和解决设计问题是对设计职能认知在20世纪的一个突破。Alexander（1964）对此曾给予精辟论述：“一切设计工作的职能都是创造一种设计物与使用情境之间的‘匹配’（fitness），从而使得两者的关系更加趋向和谐（harmony），拉近使用者与其意图之间的距离”。在具体方法上，Alexander借助将设计问题归于可分解的“层级系统结构”，从部分、结构与系统表现三方面将设计问题进行分解（唐林涛，2004），试图建立一种类似自然秩序的设计秩序，他称之为“设计的有机秩序”（organic order of design）（见图2.1）。

图2.1 “有机层级系统”与其他系统秩序的比较

（信息来源：Baran P.Monopoly Capital：An Essay 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and Social Order.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66）

在职业设计发展初期，设计界曾普遍认为，作为一种创造性主导的活动，设计的过程是不可控的，因而其成果也就充满了不确定性。设计的职能趋向于一种由设计师主导的标新立异的形式，尽管很多形式思想也是深刻和富有哲理的。Alexander否定了这种论调，强调设计的职能是建立一种主体与使用情境之间的桥梁，并且这一工作可以借助系统的思想，通过针对主要矛盾的形式综合（synthesis of form）加以实现。Alexander的思想至少有两点十分重要，一是通过定义设计的匹配职能，将设计问题的成果定位于一个以使用为中心的“适应性界面”（adaptive interface），而不是单纯的创造性或装饰性，且独立于使用之外存在的事物；二是复杂性系统可以借由设计加以支配，通过减少层级结构从而降低其复杂程度。

Alexander实则是在为设计寻求一个合理的职能定位，这种定位关注适应性，通过系统构建的方式加以获得，其职能相当于创建一种达成目标的手段，而成果早在赋予这种手段以功能和形式之前就已经确定了。尽管对于业已形成的科学、社会学等学科体系而言，Alexander的设计理论显得颇为深邃，并且带有一定程度的神秘论色彩（Clark，2000），但Simon（1981）后来还是从科学角度对此给予了支持，并在其复杂系统理论（system of complexity）中引述与发展了这种观点。

2.1.1.2 Victor Papanek

系统加工的设计过程虽然体现了思维的严谨性，使设计职能看似明确在可以把控的范围，却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设计工作的创造性。作为一个精神层面主导的行为（Conran，2005），设计固然存在功用和理性的一面，使其能够为使用者服务，但任何设计工作者都从内心明白，逻辑理性远不是设计所能提供价值的全部。Papanek（1985）曾对此针对性地谈到：“诚然，设计活动常常赋予所希冀的目标以各项匹配：方法、功用、关联性等等，然而设计师的最终追求却通常不止于此”，他们“始于复杂（complexity）”，“却终于简洁（simplicity）”，美学（aesthetics）因此也显得重要。设计的根本目标在于“在意识与直觉的指导下刻画有意义的秩序（impose meaningful order）”。

职业设计虽然加快了设计自身从哲学母体中的脱离，但纵观170余年的职业化历程，在观念、对象、方法等等原理性内容始终充满争议的背景下，设计还依附于工程、经济、社会、艺术等等独立的学科之上，波澜壮阔的潮流变迁恰似设计自身充满矛盾、动荡的内涵缩影，它的职能与成果必然也难以统一。(www.xing528.com)

Papanek虽然反对了Alexander（1964）提出的适应性系统，然而他的工作却是在后者基础上的延伸。“意义性秩序”弥补了“适应性系统”的不足，设计动用了文化性杠杆对逻辑理性加以完善，这一工作的进步性是相当壮丽的。在这种源于自由意识的理性下，设计的职能得以进一步独立与明确：它不仅仅能够通过适应性原则解决复杂问题，还能够进一步使这种解决过程的结果趋向简约，在功用层面下构筑事物在人类脑海中秩序层面的感知范畴。Papanek的秩序观念及其著作Design for The Real World：Human Ecology and Social Change（1972）由于强调设计的伦理价值而饱受争议，但却无疑对设计职能的认知做出了卓越贡献。然而我们必须再次强调，“意义性秩序”并非是对“适应性系统”的否定，两者有着共同的逻辑母体。

2.1.1.3 柳冠中

Papanek（1985）的观念对于传统逻辑理论极具挑战性，以至于业界将目光过度集中于这种挑战与交锋的态势本身，却常常忽略了这种挑战在深层次对于社会与人造事物发展的忧虑，这种隐忧实则存在于设计职能的社会性层面，对于其如何介入社会系统十分重要。设计的最终职能是改造人类环境、工具及人本身，这意味着反作用力的存在——可以使其变得更好，但也可能更坏（Artfield，1993）。

没有任何一类职业能够高于人类的生活与行为方式而独立生存，因此在探讨职能性问题时，我们无法回避将其中的任何一类——当然也包括设计，置于技术性与社会性的双重维度加以分析，并且随着人类生存的保障性与经济主体性的增强，社会性将很可能在职能体系中成为主导。柳冠中（1995）对此曾给予评述：“设计是一种创造行为，目的在于创造一种更为合理的生存（使用）方式”。在他的著作《事理学论纲》（2006）中，这一内涵围绕“工业设计”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工业设计是人类总体文化对工业文明思想的修正，它的本质是：重组知识结构，整合资源，创新产业机制，引导人类社会健康、合理的可持续生存发展的需求”。在逻辑层面是对于社会性与适应性原则的综合。

就当前而言，设计活动作为完整工业化系统的有机构成，其存在意义在于通过对工业化流程内生产、流通、销售、服务等环节的综合调配，解决工业化社会中制造和受众需求以及社会各工种、各专业、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从而以“生产关系”的角色优化工业化系统中各环节要素的合理匹配，以提升社会生产的效率——这是“生活方式论”的原理性阐述。很多国内的学者在此基础上给予了一定完善（蒋红斌，2004；刘新，2010；等）。设计活动的职能由此将延伸到产业结构的范畴，这对于产业研究而言是一个有益的切入点。

2.1.1.4 Roberto Verganti

就企业对设计职能的具体应用而言，系统性、社会性的宏观视角显得不够直接，因此也就难以取得从业领域大面积的共鸣。Verganti（2007）在Design Driven Innovation：Changing the Rules of Competition by Radically Innovating What Things Mean（2007）一书中缓解了这种困境：“所有的产品创新行为都是由两个维度的工作达成的。一是技术（technology）创新的维度，二是语意（message）创新的维度，而后者就是设计职能的实质所在——创造产品意义（product meaning）”。

在设计职能的实效性研究方面，Verganti可谓具有重要突破，很多企业对于设计的真正接纳是从Verganti的“意义搭建职能”开始的。从历史上看，Verganti并非提出意义范畴的第一人，Papanek（1985）早在20世纪就曾有过相关的论述，只不过这一卓有见地的观点被Papanek强烈的反思性语境与社会责任感冲淡了。不论如何，搭建产品的意义是一个直观易懂的提法，设计职能由此得以在企业范畴内从笼统的概念中分化。

就原理而言，意义搭建借用了心理学体系中的“意向”这一概念（Meyer，2003），具体源自心理学体系内的符号学分支，包括“能指”和“所指”的编码与解码过程，历史上曾有多位杰出的学者将设计的职能与此关联（Amsden，1989；等）。将设计职能定位于符号逻辑有其优点，使之能够从企业或社会庞大的职能体系中独立出来，但也有相当的隐忧——设计工作由此可能变得过度抽象，进而造成一般设计者的畏惧心理。此外，符号的逻辑在诸如纳入生产制造流程、构建设计师的社会职责等方面也尚不能涵盖全面，这是学术界对于“意义搭建职能”接纳度一直有限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