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分析

（一）资本积累仍是驱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在索洛增长模型的框架中，我国在经济发展初期面临的情况是劳动要素的极大丰富，但是资本要素和技术要素极度稀缺。对资本积累的高度需求可以通过提高投资和抑制消费来满足，而抑制消费造成的内需不足则通过出口来替代。同时，出口获得的外汇可以购买国外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从而提高技术要素的积累。通过这种途径，经济可以通过大量资本积聚的方式在短期得到高速增长，又可以通过不断引进技术使高速发展得以长期持续。这种发展模式与“刘易斯拐点”理论高度吻合，在劳动力相对过剩的时期，通过资本积累推动经济增长是更为有效的方式。

因为这种经济增长模式需要对居民消费进行一定程度的抑制，所以需要政府采用有力的手段干预产出的分配，使之向投资端倾斜，以扩大再生产。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可以通过行政命令直接干预经济的生产和分配。在进入市场经济以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主要通过宏观调控、产业政策、分配政策等手段进行。这种投资主导的发展模式可以从GDP的支出上反映。

图11.3表明，通过支出法统计的GDP可以看到每年产出的分配情况。1952—2018年的数据显示资本形成在产品分配中的比重呈现整体上升的趋势。资本形成在GDP中的比例从20世纪50年代的25%左右上升到2010年的将近50%，2018年仍然有44.85%的比重。相应地，资本积累的增加意味着对居民消费的挤占。居民消费率从20世纪50年代的65%左右下降到2010年的35%，2018年也不过39%左右。资本积累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核心途径。

图11.3　1952—2018年GDP支出分配比例变化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我国经济追赶式增长模式能够持续，是由于对进出口具有很强的依赖性。一方面，由于内部需求被长期压抑，产品无法在国内被充分消化，需要依靠外部市场。另一方面，国内技术水平的提升依靠技术的进口。一旦外部市场疲软，产品无法被消化，国内生产存在过剩的风险。而一旦技术引进受限，为了追求经济增速而不断增长的国内投资只能在同一技术水平下进行重复建设，带来产能过剩的问题。

从我国经济的发展历程来看，对国外市场的依赖使国外经济危机对国内的经济增长造成过较大的消极影响。1998年以后，我国确立了以内需为主导的发展道路，经济增长模式开始逐步摆脱对外部的过度依赖。然而，由于分配长期向投资倾斜导致内部消费需求不足，无法在短期内拉动经济增长，所以在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目标的引导下，经济增长依然保持以投资拉动为主要方式的增长，而且经济增长对于投资拉动的依赖日益增加。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变化可以反映这一现象。

图11.4　1980—2018年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比例变化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从图11.4可以看出，1980—2018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持续上升。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比例从1980年的19.86%上升到2018年的71.72%，其中2015年达到最高值的81.56%。从该比值的变化趋势看，2000年以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提高。1980—1999年，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比例平均每年增长0.69个百分点，而2000—2018年，该比例平均每年增长2.16个百分点。这说明1998年东南亚经济危机以后，由于经济重心转向内需，我国经济增长对投资需求的依赖迅速增加。

（二）中国目前已经跨过“刘易斯拐点”

尽管我国经济增长目前仍然主要依靠资本积累推进，但是种种迹象显示我国已经跨过了“刘易斯拐点”，继续依靠资本积累推进经济增长的效率会越来越低。

首先，从第一产业的表现来看，在“刘易斯拐点”之前，大量人口被挤压在第一产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出甚至为负，即投入更多的劳动力非但不能增加反而还会降低产出，随着劳动力不断被转移出第一产业，第一产业产出增加。从图11.5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数长期处于上升区间，直到2004年才开始正式进入下行区间；而第一产业增加值也是从2004年左右开始摆脱平稳增长甚至零增长态势，开始快速增长。第一产业产出持续增长，就业人数下降，说明我国已经迈过“刘易斯拐点”。

图11.5　1980—2018年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与增加值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国研网统计数据库。(www.xing528.com)

其次，根据“刘易斯拐点”的相关假设，在拐点到来之前，传统行业由于劳动力过剩，实际收入水平无法提高，长期处于较低水平；而在拐点之后，传统行业与现代行业都将面临劳动力短缺的局面，劳动的实际收入将与其边际产出相当，传统行业的收入将会出现提升。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传统部门劳动力年收入类别的分析，即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析，初步判断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从图11.6可以看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自1985年以来一直呈现上涨趋势，2013年工资性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已经达到45.25%，农民已经开始主要依靠非传统行业获取收入，劳动力大规模从传统行业转移至现代行业。从各项收入的增长率来看，工资性收入增长率除2004年以外，均大于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率。从这些情况我们可以判断，我国已经基本跨过“刘易斯拐点”。

图11.6　1985—2013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及类别

注：自2013年起中国开始城乡一体化统计，不再区分农村和城市收入差别，故本数据截至2013年。
资料来源：国研网统计数据库。

（三）房价上涨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挑战

自1998年房地产业市场化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随着房地产业市场化而来的高房价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深刻地影响了我国以资本积累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并在我国已经跨过“刘易斯拐点”的情况下继续对生产要素价格推波助澜，构成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挑战。

从第九章的研究结论来看，我国的房价水平明显偏高。即使考虑房价收入比和租售比等指标，我国房价也明显高于国际平均水平。除了中国尚处于经济快速增长期之外，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的住宅投资属性过强和土地供应机制的僵化。而中国独特的“土地财政”制度将房价与地方经济增长绑定在一起，通过房价的上涨拉动投资，带动经济增长成为中国特有的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中国的高资本积累增长方式通过土地与房地产业捆绑，在我国劳动力要素价格已经开始大幅上涨的情况下，仍然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推动力。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房价的上涨已经给我国经济增长带来巨大隐患。高企的房价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

1.高房价推高工资。高房价推高工资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对于有房者而言，高房价代表家庭财富的增加，闲暇的相对价值提升，劳动者更加愿意休息而非工作，这会降低劳动力的供给；对于无房者而言，房价高涨提高了租房成本和生活成本，迫使劳动者搬离市中心，增加了通勤成本，还会使有意愿购房者增加为买房而准备的储蓄。这都导致劳动力要素成本的提升。

2.高房价导致产业结构失衡。由于高房价导致劳动力价格上涨，企业必然倾向于利用资本代替劳动力，资本密集型产业会快速发展。尽管我国劳动力形势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但是我国2017年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仍然高达2.094 4亿人，占就业人数比重高达26.98%，大量过剩劳动力被蓄积在农村，劳动力的短缺只是相对而非绝对的。过早的产业升级和资本深化会扭曲要素资源的配置，拖累我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另一方面，高房价会增加房地产业的吸引力，使资源从实体产业向房地产业和金融业流动，脱实向虚，导致我国产业的不健康发展。

3.高房价会导致生产效率的低下。首先，房价上涨带来的工资上涨效应是非对称的，高技术和高能力人员的工资上涨是最为明显的，这会降低企业使用高新技术的动力；其次，企业会更倾向于在低房价地区生产，但是高技术和高能力的人员更倾向于在高房价地区工作，企业为了匹配低房价地区人员的素质可能会被迫采用较低水平的技术，从而降低生产率；再次，企业研发活动的融资会遭遇房地产融资的挤出，尤其是房地产的短期收益较高时，投资周期较长的研发活动就显得更加没有吸引力。

从我国的发展情况来看，我国仍然处于主要依靠要素积累进行经济发展的阶段，在数据上的表现就是超高的资本积累率。资本积累本身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方式之一，但是我国已经跨过“刘易斯拐点”的现实则要求资本积累必须与技术进步结合在一起。如果仍然走资本与劳动力简单结合的道路，在新的发展形势下必然会遭遇人力成本过高，出现“用工荒”的情况。而我国的现实是尽管有些资本本身也固化了一定的技术，但是这并不足以支撑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我国2001—2007年的资本形成额占GDP的比重要显著低于2008—2016年，但前者的经济增长表现明显好于后者，一个重要原因就是2001—2007年中国的TFP增长迅速，而2008年之后则开始缓慢下降。高涨的房价成为这两者矛盾的重要结合点，一方面，高房价是房地产业拉动投资，进行资本积累，为城市基础设施提供资金的重要保障，是中国高资本积累增长方式的重要基础，是高积累增长发展方式的重要环节。但另一方面，高房价进一步加剧了由于跨越“刘易斯拐点”导致的劳动力要素成本高企问题，加剧了资本过分积累导致的产业结构失衡问题，加剧了资本简单重复积累而没有技术积累的问题。两者的矛盾越来越激烈，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我国面临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