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路径经验

自18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人类的经济发展第一次跳出“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经济增长开始摆脱低水平循环的情况，成为人类物质生活不断丰富、精神生活不断升级的动力来源。

进入20世纪之后，人类发展步伐加快，但是不同国家的发展结果大相径庭：阿根廷经济发展水平曾处于世界前列，20世纪初人均收入与德国相当（杨栋，2016）。但二战以来，阿根廷接连不断地发生政治和经济危机，到2018年人均GDP位于世界第66位，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而德国同样经历了多次战争破坏，并经历了国家分裂与重新统一等事件，但2018年德国人均GDP排名全球第16位，数值是阿根廷的4.56倍。^[1]

表11.1给出了不同组别的国家1970—2018年的人均GDP变化情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同国家的发展情况有显著差异。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数据的差异是不同的经济发展路径的结果。认真梳理不同经济发展路径，认识导致不同结果的原因，对于研究中国经济发展，进而探索房地产业未来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有着重要作用。

表11.1　1970—2018年全球部分国家人均GDP变化情况　（单位：美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一）资本积累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

根据宏观经济学理论，一国的GDP是由消费、投资、净出口和政府支出构成的，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中，消费和投资构成了经济的主体。长期的经济增长必须通过不断地投资实现再生产才能得以持续，但是经济增长需要的投资与消费一起构成了当期GDP，投资越多就意味着消费越少。如果无限制地消费，就没有足够的资源进行再生产。因此，世界上不同国家的资本积累率也与经济增长有着比较明显的对应关系。与之相对的是，如果对消费压制过度，那么就会导致民众福利受损，享受不到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经济增长失去了本来的意义。事实上根据经典的索洛模型和拉姆齐模型，经济体都应该存在一个最优的投资率，从而实现消费与投资的协调发展。

图11.1　1972—2017年不同类别国家资本形成额占GDP比重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图11.1给出了四组不同国家和中国的资本形成额占GDP的比重，从中可以看出经历了经济发展灾难的撒哈拉以南非洲较长时间都是最低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吉尔等，2008）^[2]的拉美地区资本形成额的比重是次低的。这两个地区生产出的资源大多数没有被用于扩大再生产。而G7国家的资本形成额占比略高，总体呈下降趋势。在过去50年取得经济发展奇迹的东亚地区有着较前几者高得多的资本形成比例。中国则有着最高的资本形成比例，创造了大型经济体连续40年高速经济增长的奇迹。

尽管高积累可以带来高增长，G7国家却有着相较于东亚和中国低得多的积累率，但G7国家的发展十分成功。这说明尽管像拉美这样过低的积累率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长失败，但发达国家却不是依靠超高积累推动经济增长的。而且从时间的推演上看，G7国家的资本积累率也已经从20世纪70年代的25%以上，下降到目前的20%左右，这并没有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崩溃与增长停滞。从理论上看，过高的积累意味着较低的消费，生产出来的产品如果无法通过消费化解，生产的循环必然会被阻断，经济增长也无以为继。东亚主动融入全球化进程，通过外需解决了经济循环问题，但是近年来中国的巨大产能使这一循环开始变得不畅。从这些方面来看，单纯地从资本积累看待经济增长并不全面。

（二）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来自技术进步

除了资本积累，经济增长的另一个源泉就是技术进步。对于技术进步的衡量，主要是全要素生产率（以下简称TFP），这一指标的含义是指所有要素投入量都不变时，生产量仍能增加的部分。利用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比较著名的分析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Krugman，1994），他在20世纪90年代指责东亚新兴经济体都是依靠要素投入而非技术进步取得了经济发展的成就，其依据就是东亚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几乎没有进步。据此，他认为亚洲新兴经济体将会遭遇危机，他正是由于成功预测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而声名鹊起。

图11.2给出G7国家、亚洲四小龙、坦桑尼亚、阿根廷和中国的TFP变化情况。从中可以看出G7国家TFP总体呈上升趋势，这使它们在总体投资率下降的情况下也可以获得不断上升的人均国民产出。阿根廷是典型的拉美国家，20世纪90年代之前TFP增长长期停滞，加上低下的投资率水平，使阿根廷长期无法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坦桑尼亚则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发展的代表，其长期TFP不升反降，结合低下的投资率，导致其经济发展陷入灾难性境地；亚洲四小龙则经历了长期的TFP增长，取得了经济增长奇迹；而中国在21世纪前也面临TFP无法增长的窘迫境地，但是较高的投资率使中国得以快速扩大再生产，从而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www.xing528.com)

图11.2　1964—2017年不同国家TFP变化情况

注：以2011年美国的TFP为基期，根据各国购买力平价GDP计算。
资料来源：Penn World Tables。

（三）不同增长路径的原因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尽管G7国家没有超高的投资率，但是其依靠自身的技术进步，依然实现了经济增长，目前仍然是全球最发达的经济体。而以阿根廷为代表的拉美国家没能实现TFP的快速增长，也没有较高的投资率，尽管跨入中等收入门槛却长期处于中等收入陷阱。撒哈拉以南非洲则完全陷入发展灾难，连中等收入门槛都无法跨过。而东亚国家尤其是亚洲四小龙已经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功，成为新兴高收入国家。从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路径来看，结合各国情况的分析，可以从不同国家发展路径中挖掘出更深层的原因。

第一，资本积累在经济发展起飞阶段有着重要作用，但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适时转轨，提升TFP以推动经济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发展起步时都是劳动力资源存量远大于资本存量，大量劳动力不与现代工业资本相匹配根本就无法产生生产力。因此，在经济起飞阶段必须积累实物资本，并且劳动力相对于实物资本严重过剩的情况还会使劳动力的价格无法上涨，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20世纪70年代，东亚的人均GDP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1.43倍，是拉美的0.5倍左右。而到了2017年，东亚已经赶上拉美，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7倍左右，高速的资本积累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实物资本会不断积累，劳动力资源相对于实物资本过剩的情况不会永远持续，一旦到达实物资本与劳动力相互匹配的临界点，劳动力就会开始显得不足，劳动力成本就会上升，这就是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到达“刘易斯拐点”之后，实物资本就无法再与低廉的劳动力结合而产生更大的生产能力：因为扩大生产规模必然要求投入更多的资本和劳动，“刘易斯拐点”前，扩大生产可以主要通过扩大劳动力的规模实现，用劳动代替资本，同时不断积累资本；而在“刘易斯拐点”后，参与现代部门生产的劳动力规模的扩大则意味着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这会抵消扩大生产带来的收益，这时需要用资本代替劳动。但是“刘易斯拐点”前的生产技术含量是相对低下的，用劳动就可以代替资本；“刘易斯拐点”后不仅是简单用资本代替劳动，还是技术的升级，因为用资本代替劳动需要用科技实现，这时技术或者以资本形式固化的技术就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推动力。20世纪50年代，拉美有着相对较高的发展起点和略低于G7的资本积累率，却取得很差的经济增长绩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TFP增长过慢，没能延续快速发展势头。

第二，贫富差距是导致拉美积累率过低的重要原因。依靠高积累发展经济已经被东亚的发展历史证明是一条可以采用的成功路径，但这种模式只在东亚被采用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从拉美与东亚的差别来看，东亚文化本身偏爱积蓄的特点是其原因之一，而贫富差距过大则是拉美无法采用此模式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由于贫富差距过大，拉美国家内部矛盾尖锐，民粹主义盛行，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的军政府独裁统治时期还是后来的民主化时期，政府都不得不将大量资源投入社会福利开支当中以稳定社会。1980年拉美国家中社会支出占GDP比重已经达到5%左右，且有3个国家超过10%，到20世纪90年代社会支出从占GDP的10%不断上升到2000年左右的13.8%（樊纲和张晓晶，2008）。这造成大量资源被用于消费而非积累，拉美国家经济发展速度下降，至今仍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而无法自拔。

第三，社会财富分配方式会严重影响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本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在20世纪50年代末提出的，是人们拥有的技能与生产性知识的存量（伊特韦尔等，1996）。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有重要的长期效应，赵曙明和陈天渔（1998）研究总结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经验，发现注重人力资本积累战略的国家和地区，实际人均GDP平均增长率为4.68%，而实施物质资本积累战略的国家则为3.86%，并且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两者差距进一步扩大。人力资本的积累最终会提高TFP水平，从而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而拉美的人力资本积累明显受到社会财富分配方式的影响。

分配方式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劳动收益过低会抑制人力资源所有者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意愿，造成生产力水平低下。其次，资本或土地收益过高会影响社会风气，形成全社会都希望不劳而获的歪风邪气，降低人力资本的积累。再次，过高的非劳动收入必然会侵蚀劳动收入份额，降低消费，最终影响人力资本的形成。而这都会影响全社会TFP的提高，最终降低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最后，许多需要自我投资的人力资本培育项目会严重受到收入分配的影响。以拉美国家为例，由于教育投资不足和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不同收入组人群的中等教育完成率存在巨大差异，2008年时20～24岁收入最低的20%人群的中等教育完成率比最高收入组低60%（陆万军，2012）。

从直接因素来看，生产要素积累和TFP变动基本能解释长期经济增长的大部分内容。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将探讨当前中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