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上文描述的房价对于消费的直接挤出效应之外，房价过高对于居民消费的另一个衡量指标就是增加了居民的购房负担，居民难以承担买房的支出。
居民购房负担近年来一直是研究的热点，况伟大利用恩格尔系数推算居民购房能力的上限，认为居民承担的住房支出占收入的比例不能超过1减去恩格尔系数。但是这样计算有两个问题：（1）除了食品消费，居民肯定还有别的基本消费需求，即使我们假定所有的食品消费都是必需的消费，也无法规避其他的基本消费。这样的居民购房能力上限事实上高估了居民的实际购房能力。（2）居民的食品消费也不一定都是必需消费，根据中国统计局编制的居民消费支出分类[9]，食品烟酒消费包括食品、饮料、烟酒和饮食服务四大类，这其中并非所有消费都是必需的。用恩格尔系数计算出来的居民支付能力上限会低估居民的实际购房能力。这两个原因导致利用恩格尔系数估计居民的购房能力会产生偏误。
与之相对应的是美国联邦住房租赁援助计划设定了30%的住房支出与收入比，以此判断需要援助的家庭。美国抵押贷款发放标准与30%的门槛设定基本一致，借款人的抵押贷款支付额不能超过其收入的29%，否则不可支付。[10]尽管美国这一标准已经施行多年，但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居民收入增长很快，这一标准是否合适仍然值得商榷，因为随着中国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居民的购房负担就会很快低于30%，不会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与消费。
为了判断中国当前居民的房价负担，本书试图运用扣除基本消费之后收入与房价之比来衡量中国的房价收入比（下文简称净房价收入比），通过对比不同国家的房价收入比来判断中国的房价负担。本书分别搜集了两个指标来研究中国居民的房价负担，第一个数据来自Numbeo网[11]搜集的各国城市消费与房价情况表，详见表9.15。[12]
表9.15 2018年国内外主要城市消费、收入、房价情况表
资料来源：Numbeo网站，时间截至2019年1月。
从表9.15可以看出，我国一线城市居民的生活负担十分沉重，四大一线城市在扣除包括房租在内的日常消费后，普通居民已经无力在城区购买住房，而美国、日本和欧洲部分大型城市的居民还是能够有所结余，印度和部分欧洲城市城区生活成本也非常高昂，当地居民同样无法负担起日常消费之外的其他消费。如果扣除房租，中国一线城市居民的住房负担也十分沉重，无论是郊区还是城区的房价收入比都远高于美国和日本的大型城市，与印度的大型城市相当。
从表9.15最后两列可以看出，中国一线城市过高的净房价收入比是两个原因造成的，首先，中国的房价收入比普遍高于美国、日本、欧洲和印度的大多数大型城市；其次，中国一线城市的消费占收入的比重过高，明显高于美国、日本的大型城市，稍高于欧洲城市，比印度大型城市略低，这使中国居民没有足够的积蓄购买住房，拉高了净房价收入比。
从表9.15可以看出，中国一线城市居民现在的购房负担比较沉重，尤其是跟同期的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城市相比；与印度的大型城市相当，但是考虑到印度较低的发展水平和较为严重的城市病，印度并不是一个合适的对比目标。而且印度较高的净房价收入比更主要是由高昂的消费造成的，除孟买外的印度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都要显著低于中国的一线城市，中国一线城市居民面临着来自住房价格过高和日常消费负担过重的双重压力。[13]
从表9.15可以看出，不同国家的大型城市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于印度这样的国家，收入主要还是为了基本生存，其收入大多数都被用于必要生活成本的支出，用于购买住房的支出尚不充裕；而在中国，基本消费占收入的比例已经比印度低，剩余相对较少是中国居民购房的障碍之一，高昂的房价是中国民众购房的另一个障碍；而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生活消费占收入的比例已经很小，居民购房实力较强，高昂的房价才是发达国家居民买房的最主要障碍。
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各国在消费支出方面可能有所不同，使用Numbeo会造成数据失真问题，因此本书利用另一套数据来源进行稳健性检验，同时由于数据来源限制，本书只搜集了中国和美国的数据。
本书首先从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以下简称EPI）[14]搜集相应的消费数据。EPI搜集全美各地的数据编制家庭预算计算器（Family Budget Calculator），该数据衡量的是一个家庭为了达到适度而非富足的生活标准所需要的收入水平，其设定的默认家庭模式为两个成年人和两个儿童。表9.16给出了美国人口规模排名前30的城市的相关指标。[15]由于家庭规模假定为4人，本书假定家庭收入为个人收入的4倍。
对于中国数据，本书采用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进行计算，由于美国的消费数据标准是一个家庭为了达到适度而非富足的生活，本书认为这一标准与中国城市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相类似，因此采用了中国城市居民平均消费数据，数据来源与上一小节相同。[16]具体结果见表9.17。
表9.16 2017年美国前30大城市消费、收入、房价情况表 （单位：美元）
（续表）
资料来源：套房均价来自zillow（https：//www.zillow.com/），个人收入来自美国经济分析局BEA（www.bea.gov），消费数据来自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https：//www.epi.org/），按照BEA提供的美国2017年都会区人口数据倒序排列，所有数据均为2017年数据。
从表9.17可以看出，中美两国家庭生活消费的最大区别在于是否有税收支出：美国的税种不包含增值税，主要税收来源是所得税和消费税，而且商品价格也都是非含税价格，购买商品时需另行支付消费税，因此税收支出在美国人的消费当中比较明显；而中国的税种则包括增值税，国家的主要税收来源也是增值税，所有商品价格均为含税价格，而个人所得税缴税主体在2018年税改之后只有6 400万人左右[17]，占全体人口比重不到5%，且基本为企业代缴，税收支出在中国人的消费当中并不突出。
对于表9.16和表9.17，我们可以发现中美大型城市的净房价收入比差异巨大，2017年，在美国的大型城市中，净房价收入比最高的是旧金山，为8.38；而在中国的大型城市中，净房价收入比最低的是呼和浩特，为11.89。中国大型城市中净房价收入比最低的城市都要比美国最高的城市要高，中国民众承受的房价负担十分沉重。
从分项来看，与上文结论一致，中国大中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和收入与扣除消费之后的净剩余比都要高于美国，尤其是前者。表9.18为中美两国两者均值的t检验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中国两个数值都显著大于美国。这一结果表明中国居民的房价负担不但来自高昂的房价，还来自消费占收入比重过高，使居民没有足够的剩余购买住房。(www.xing528.com)
表9.17 2017年中国大中城市消费、收入、房价情况表
（续表）
注：房价数据来自中指网，单位为元/平方米，除最后3列余下所有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局，所有数据均为2017年数据。选取城市标准为国家统计局设定的35个大中城市，其中南宁、石家庄、西宁和乌鲁木齐由于缺少数据而被剔除。
表9.18 中美大中城市房价收入比t检验
注：***代表1%显著性水平。
需要指出的是，本书的计算结果并不宜设定为中国房价与收入的目标值，原因如下。
首先，如果按照表9.16至表9.18的数据，要让当前中国大中城市的居民购房负担达到美国同等水平的话[18]，可支配收入要上涨45.45%，而房价要下降85.73%，显而易见目前这是难以实现的。这样的结果没有实际的利用价值，但是这一结果明确反映了我国居民沉重的购房负担。
其次，中国和美国存在着不同的住房自有率情况。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相关数据，2017年我国家庭住房自有率（居住在自有住房的家庭占全体家庭的比例）为85.0%，位于全球前列。其中，城镇家庭住房自有率为80.8%，农村家庭住房自有率为93.6%；[19]而美国2018年的自有住房率为64.8%。[20]尽管这与中美两国的消费文化差异有关，但也部分反映了美国人购房的现实需求较中国人更大的情况，如果仅考虑潜在的购房需求，中国人的购房负担要下降不少。
我们更应关注的是初次购房的刚需购房者和再次购房的改善型购房者。对于前者，我们应大力发展租赁住房，满足这部分群体的住房需求。对于后者，高企的房价事实上帮助他们集聚了财富，对于部分已经通过房价上涨获得巨额财富的有房者而言，他们的改善型住房需求更应当通过自身努力得以满足。
再次，中国有着比美国高得多的经济增长速度。住房作为大宗商品，居民往往都是通过现代金融体系融资，以整个生命周期的收入偿还贷款的。由于中国居民收入增长较快，住房在整个生命周期里的收入占比要比在当前低得多，这事实上降低了中国居民的购房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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