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资源基础观理论的制造服务化实践

在制造服务化研究领域中，继其带来的绩效影响、服务化过程、服务化类型等研究之后，资源和能力的基础性作用在近期研究中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例如，对于某些类型的服务，制造企业可以利用自身经验、专业知识及已有声誉加以提供（Mathieu，2001）。另外，制造企业也有必要采取“基于能力”的方式来实现服务化转型（Oliva，Kallenberg，2003；Teece，2010）。

Spring & Araujo（2013）详细解释了制造企业从提供产品到提供服务的转变过程中，其能力是如何促进服务业务的提供及制造供应网络中服务与制造的关系。更具体地，Ulaga & Reinartz（2011）提出，“产品—服务包”组合的设计和交付涉及四种关键资源，即基于基础设备安装基础的产品使用与数据处理、产品开发与制造资产、强大的产品分销网络、现场服务机构。为了利用这些资源，企业应构建五种关键能力，即与服务相关的数据处理和解释能力、风险评估与规避能力、服务设计能力、产品—服务营销能力和产品—服务部署能力。

但多数学者指出，资源基础观理论的局限在于没有考虑企业成长过程中的资源发展与维持（Teece，Pisano，Shuen，1997），而动态能力作为资源与能力的扩展概念，更适合用于研究制造业的服务创新。Teece（2007）将公司层面的动态能力分为感知能力（sensing）、获取能力（seizing）和重构能力（reconfiguring）。在此基础上，Kindstrom & Kowalkowsks（2014）识别出制造服务化的动态能力及其核心基础，从而构建了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结构框架。其包括客户关系服务感知、内部服务感知等感知能力，服务交互过程管理、服务过程结构化等服务响应能力，以及重新构建服务系统、构建服务导向的心智模型等重构能力。(www.xing528.com)

制造服务化为制造企业创造了一个了解客户和产品使用的机会，是其重要的资源。Vargo & Lusch（2004）指出，企业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通过运用技术和制度与客户建立起来的社会、经济互动，有助于企业的价值创新。周丹、魏江（2014）分析了知识型服务获取于制造企业创新的作用，发现知识型服务获取有利于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而这种作用是通过资源的重新组合与优化配置来传导的。

然而，企业仅拥有资源是不够的，还需要根据外界环境的变化将这些资源打包吸收，才能够创造出竞争优势，因而制造业对资源与环境的依赖性更强。唐德才、李廉水和杜凯（2007）提出，制造业发展面临的约束包括自然资源、经济资源（能源及原材料）、社会资源（人力、科技、结构、政府）和生态资源。更进一步，尤宏兵、许立帆（2014）、黄群慧（2019）认为，在资源、环境约束的条件下加快推进中国制造服务化的进程中，政府应该以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融合发展为主线，将制造服务化理念融入产业发展规划，从多层面完善促进制造服务化发展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