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城市化研究及卫星城发展历程

一百年以来，国外学者对城市化问题给予了很大的关注，他们从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角度，对人口迁移、城市规划和城镇布局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研究，取得了丰硕的进展。从文献的内容来看，具体有以下一些理论。

1．城市规划理论

（1）田园城市理论[1]。英国建筑师埃比尼泽·霍华德1898年在其著作《明日的田园城市》中提出了著名的“田园城市”理论。这是一种将人类社区放置于田地或花园的区域之中，平衡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一种城市规划理念。霍华德关于解决城市问题的核心内容包括：①疏散过分拥挤的城市人口，防止摊大饼式的城市布局，完善乡村功能和服务，减少城乡差距，使农村居民安居乡村。②建设新型城市，即环绕一个中心城市（人口为5万—8万人）建设若干个田园城市，当其人口达到一定规模时，就要建设另一座田园城市，形成城市组群——社会城市。③改革土地制度，使地价的增值归开发者集体所有。霍华德认为，城市、农村以及“城市—农村”的三种生活形态犹如三块磁铁，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必须有机地结合起来，协调一致地发展。田园城市的理念蕴含了我国倍加强调的城乡一体化的思想，综合了城镇乡村的各自优点，体现了城乡统筹、和谐发展的宗旨，展示了“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动人画卷，受到了近现代世界各国城市规划师的极大推崇，被规划界称为“现代城市规划的开端”。

（2）卫星城镇理论[2]。卫星城镇理论的渊源可追溯到19世纪末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但直到1919年美国学者泰勒正式提出并使用“卫星城”这一个形象又恰当的概念。大体设想是在中心城市周围建立一层错落有致的城镇群，犹如行星周围的“卫星”。这种新型城市结构兼有城镇和乡村的种种优点，又避免了大城市的过度扩张和小乡村的发展滞后，是城市化过程较为理想的一种形态。卫星城是指在大城市外围建立的既有就业岗位又有较完善的住宅和公共设施的城镇，是在大城市郊区或其以外附近地区为分散中心城市的人口和工业而新建或扩建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城镇。卫星城虽有一定的独立性，不像一个城市的区，但在经济、文化以及政治上同它所围绕的大城市的联系还是密切的，与一个城市的县类似，只是更多地侧重于产业互补、城镇互通和生活互连。

（3）城市功能理论[3]。刘易斯·芒福德于1938年发表《城市文化》一书，此书的出版获得了极大的赞誉，甚至有人认为它是关于城市的里程碑式的文献。芒福德认为城市始终是个开放的大系统，一旦和外部环境脱离，就会逐步丧失活力；城市无论大小，都应该力争把自己的经济、文化活动和全国的（甚至是世界的）经济、文化活动联系在一起。在区域发展问题上，芒福德提出了城市功能理论设想，他认为区域是一个系统，而城市是它其中的一部分，所以，真正成功的城市规划必须是区域规划，必须从区域的角度来研究城市。在这里，区域整体性就是强调城乡一体化。因为城市与其周围区域之间存在着人口迁移和要素流动，他们构成一个巨大的系统，因此，城市规划不能孤立地从城市角度来研究，需要依托于整个区域来分析。

（4）区域规划理论[4]。苏格兰人文主义规划大师盖迪斯提出了区域规划理论，他的两部著作（《城市发展》和《进化中的城市》）不仅体现了区域规划中的“自然元素”，还包括人本主义思想，把自然地域作为规划的基本骨架，分析人类的聚居模式和生活的经济条件，将“自然”和“人文”统一起来。他强调既要重视物质环境，更要重视文化传统，要把城市的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结合起来，这是盖迪斯区域规划理论的核心思想。在对城市化发展的探索中，人们认识到，城市发展到一定的阶段，逐渐向郊区延伸，将使很多城镇逐渐结合起来构成巨大的城镇集聚区，甚至形成所谓的特大城市、超级城市、巨型城市。因此，实际上，城市规划越来越成为城市和乡村相结合系统性的“区域规划”，而盖迪斯为此提供的“三部曲”城市规划方法是“调查—分析—规划”。

2．城市布局理论

（1）城市中心地理论[5]。城市中心地理论是由德国城市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和德国经济学家廖什分别于1933年和1940年提出的，后经过贝里、哈格特、格拉逊、普莱德等的进一步发展，理论体系已经逐渐完善起来。克里斯塔勒强调，城市的基本功能是作为其腹地的服务中心，为其腹地提供中心性商品和服务，如商贸、物流、金融、教育、文化、娱乐等。该理论认为，由于这些中心性商品和服务按其特性可以分为若干档次，因而城市可按其提供的商品及服务的档次划分成若干等级，各城市之间构成不同的层次关系。可以看出，提供的服务和商品档次不同，某中心地在区域中的地位就不同。中心地的发展可取决于其腹地对中心性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中心地规模越大，其数量就越少，就越有能力提供较高档次的商品或服务。但同时也能提供较低档次的商品或服务；而中心地规模越小，就只能提供较低档次的商品或服务。不同层次的中心地之间是互存共生的：高一级中心地向低一级中心地提供商品或服务；而低一级中心地向高一级中心地购买商品或服务。

（2）核心—边缘理论[6]。在非平衡发展理论的基础上，美国地理学家弗里德曼（1966）利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提出了核心—边缘理论。弗里德曼认为，任何区域在空间上都是由若干个核心区和边缘区组成，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发展关系。在空间上，核心区居中，边缘区处于外围，围绕核心区，两者相互依存，核心区依赖于不断的技术进步、高效的生产活动以及先进的运作模式等，从边缘区获取更多剩余价值，经济增长速度因而较快，主导了整个区域（包括边缘区）的发展方向和层次；边缘区由于自身的条件限制，在发展上依赖于核心区，受核心区“虹吸效应”的影响，经济发展处于相对落后的阶段。他主张，通过干预打破核心—边缘的二元结构，使核心区从大到小在边缘区发展，当某一级核心获得自主型增长后，就应当把重点转向下一级核心，从而防止城市过快膨胀威胁到核心区的发展；对边缘区应该从大到小逐级创造有利的发展条件，从而防止城镇相对萎缩不利于边缘区的成长。由此可见，随着城市空间格局的不断优化，核心区与边缘区的相对地位会发生变化，变得模糊起来，甚至发生逆转，因为要素的自由流动，核心—边缘城市体系不断朝着城市空间一体化的方向发展。

（3）有机疏散理论[7]。芬兰建筑师沙里宁1934年在《城市：它的发展、衰败和未来》一书提出了有机疏散理论。有机疏散论认为轻重工业不应该布置在城市中心，都必须疏散到郊区去。而许多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必须设置在城市的中心。城市中心地区由于工业外迁而空出的大面积用地，应该用来搞绿化建设，改善城市环境，也可以合理布局成商业区，从事商贸、物流、金融、信息等服务业，在城市中心工作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商业人员可以在此居住。当然，随着城市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一部分商业企业和事业单位，还包括挤在城市中心地区的政府部门，将随着城市中心的疏散，离开拥挤的中心地区向新区拓展，这就使挤在城市中心地区的许多家庭随之疏散到新区去，从而新区不断繁荣发展起来，旧城市中心的人口密度就会降低。

（4）多中心空间理论[8]。在城市发展的早期，单中心城市成为最典型的传统城市类型，但是因为其人口规模不大、交通设施落后以及城市布局促狭，无法满足现代城市发展的要求，多中心空间理论由此产生。多中心理论由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埃莉诺与文森特夫妇共同创立。他们认为大城市公共管理十分“混乱”，虽然“看不见的手”一直在调节着城市的运转，维持城市秩序，但单中心格局不能适应城市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要向多中心治理转变。在多中心框架下，各级政府通过与非官方组织合作，在维持城市秩序的同时还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城市治理的根本目的在于创造一个平等、民主、自由的生活秩序，而单中心到多中心治理是世界都市的普遍规律，目前，多中心治理成为解决城市发展问题的基本范式。

（5）城市群理论[9]。城市群理论又叫大都市圈理论，是城镇化发展的核心理论之一。法国经济学家戈特曼教授于1957年率先提出这一概念，后来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和广泛运用，并被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区域格局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配的重要工具。按照一般的说法，所谓大都市圈理论，就是在一定地理空间或区域内，由一、两个大城市或以特大城市为核心，辐射并带动周边有一定关联度的一批中小城市，使其成为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有一定影响力、竞争力的区域城市群或城市带。这种城市群或城市带具有集聚效应的制造服务业和高度稳定的城市社区居民群体[10]。随后，戈特曼（1967）指出世界存在六大都市圈，即纽约都市圈，占美国GDP的30％；环五大湖都市圈，占美国GDP的20％；巴黎都市圈，占法国GDP的30％；伦敦都市圈，占英国GDP的50％；东京都市圈，占日本GDP的60％；长江三角洲都市圈，占中国GDP的20％。

（6）诺瑟姆曲线[11]。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于1979年在其《城市地理》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诺瑟姆曲线。诺瑟姆曲线揭示城市化发展水平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对应关系，以城市化率（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关键指标来划分不同的城市化发展阶段，通过图表分析发现，虽然城市化水平及所处阶段因不同国家而不同，但普遍意义上的城市化曲线呈S形。根据诺瑟姆曲线，城市化过程主要有三个阶段：城市化率在25％以下是城市化的初级阶段，此时，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非常大的比重，而城市人口不多，只占很小的比重；城市化加速阶段的特征是城市人口从25％增长到50％乃至70％，经济社会活动向城市集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速超过第一产业，农业占GDP的比重逐渐下降，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劳动力数量及其比重也不断上升；成熟阶段城市人口比重超过70％，整个经济社会活动的重心在城市，但仍有乡村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来满足城市居民的需求，当城市化水平达到80％后，城市化就变得很缓慢，甚至出现逆城市化。

3．区域发展理论

（1）增长极理论[12]。法国经济学家佩鲁在1950年首次提出增长极理论，该理论被认为是区域发展理论的一块基石。美国的弗里德曼、瑞典的缪尔达尔和法国的布德维尔等各位学者在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上将增长极理论不断地发展完善。增长极理论认为：一个国家要实现平衡发展只是一种理想，在实践中是难以实现的，经济增长通常是从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因此，应选择特定的区域（产业）作为增长极，以带动经济发展。在城市空间布局中，应该有意识地培育一些重点产业集聚区，使之成为这个地区的增长极，通过增长极的极化效应，吸引优势资源向这个地区集中。另一方面，通过增长极的回波效应，对其他地区的产业产生带动作用。可见，增长极在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中扮演极其重要的作用，它能够通过集聚发展和链式发展引起产业和人口在空间上的聚散。

（2）点轴理论[13]。点轴理论是由波兰学者加萨伦巴和马利士提出来的，该理论是增长极理论的一个延伸。他们认为，从许多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历程来看，经济中心总是首先集中在少数基础较优、条件较好的区位并成点状分布。这种经济中心既是区域增长的极，也是点轴发展的点。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中心逐渐增加，形成了一些或更多的点。点与点之间由于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需要交通线路以及通信线路、水电气供应线路等的支持，这些线路相互连接起来就是轴线。这种轴线首先是围绕区域发展中的点（也就是增长极）而分步的，但轴线一经形成，对人口、要素具有吸引力，吸引人口、要素向轴线两侧集聚，并强化这些点，以点连线，以线代面，就形成点轴系统。在实践中，点轴理论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和推广。例如，辽宁省提出“五点一线”的国家战略，长江中游城市群所构筑的“中三角”结构。

（3）梯度转移理论[14]。1965年，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以罗斯托的成长阶段理论为基础，结合库兹涅茨的倒“U”形收入分配假说，分析区域经济的差异性，发现地区经济发展阶段与区域经济差异之间存在着倒“U”形关系。后来，一些经济学者把产品生命周期论（Vernon，1966）又引入来分析区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形成梯度转移理论。该理论认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其产业结构的状况，而产业结构的状况又取决于区域产业，特别是主导产业在产业生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如果主导产业处于创新阶段，则说明该产业就是新兴产业，因此，将该区域列入高梯度区域。如果主导产业处于衰退阶段，说明该产业就是衰退产业，因此，将该区域列入低梯度区域。该理论又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产业生命周期不断发生变化，产业逐渐从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转移，而这种梯度转移过程主要是因为资本的逐利性使其在不同层次的区域之间得以转移。

4．二元结构理论

（1）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15]。1954年，美国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在《曼彻斯特学报》发表了《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提出了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刘易斯认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乡经济关系构成一个二元经济结构，存在着两个完全不同的经济部门，一个是现代工业部门，其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较高，资本较丰富；另一个是传统的农业部门，其劳动生产率低和工资水平低，但劳动力丰富。刘易斯指出，经济的发展依赖于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而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又需要农业部门提供丰富廉价的劳动力。因此，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地由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城市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随后，拉尼斯和费景汉在1961年共同发表了《经济发展理论》一文和1963年共同出版了《劳动过剩经济的发展：理论和政策》一书，完善了刘易斯模型，修正了刘易斯模型的一些缺陷，拓展成一个更加现实、相对动态的二元结构模型，人们称之为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www.xing528.com)

（2）托达罗模型[16]。在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中，认为城市工业部门不存在失业，资本积累和就业机会具有正相关性。但是20世纪60、70年代，在发展中国家，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劳动力大大超过了城市工业部门的吸纳能力，城市也出现严重失业问题。这个现象的出现，使基于充分就业假定的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无法解释。众多经济学者开始反思和反驳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认为人口的适度流动能促进经济的增长，人口的过度流动可能会加剧城市的失业。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1969，1970）在修正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城乡预期收入的模型，来解释城市劳动力失业与农村劳动力迁入并存的现象。托达罗模型的基本思想是：人口之所以会发生迁移是因为人们感知城乡预期收入的差异，而不是实际收入差异的一种反应；只有当一个农民估计他在城市工作的预期收益高于他在农村的收入时，他才愿意迁入城市，否则，农民将会继续留在农村。因此，托达罗认为，决定劳动力流动的不是实际收入水平而是以实际收入乘以就业概率的预期收入水平。因为农民来到城市后能否找到工作还不得而知，这是一个概率事件；并且只有当预期收入大于农民在农村中的平均收入水平时才意味着农民从农村迁到城市才有利可图（托达罗，1969）。托达罗模型为城乡人口流动和城市失业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释，因此，该模型得到了广泛的运用（Lucas，1985；Tailor，1987）。

[1] 参见：无名氏．“田园城市”理论．漳州新闻网．2011年10月9日．

[2] 参见：李冰玉，秦孝敏，王炎冰．基于系统工程学的卫星城交通模型分析方法研究．企业技术开发．2011（10）．

[3] 参见：梁前广．河南省推进新型城镇化研究．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12．

[4] 参见：王中．城市规划的三位人本主义大师——霍华德、盖迪斯、芒福德．建筑设计管理．2007（4）．

[5] 参见：王生荣．兰州市城市空间发展评价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

[6] 参见：王生荣．兰州市城市空间发展评价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

[7] 参见：周国艳．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概论．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

[8] 参见：韩福国．比较城市治理新理论．城市治理比较研究创新快报．2012（1）．

[9] 参见：高光锐．大都市圈理论·山东半岛城市群发展．烟台大学学报．2012年8月8日．

[10] 参见：宣冬梅．协调博弈模式下的京津冀合作机制研究．河北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9．

[11] 参见：梁前广．河南省推进新型城镇化研究．河南大学硕士学位．2012．

[12] 参见：梁前广．河南省推进新型城镇化研究．河南大学硕士学位．2012．

[13] 参见：吴新文，罗阳辉．哈尔滨一小时经济圈空间范围的界定研究．经济论坛． 2011（11）．

[14] 葛卫芬．长三角产业中部梯度转移的思考．商业时代．2008（26）．

[15] 张璐．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分析——基于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型与托达罗模型．现代商贸工业．2010（21）．

[16] 王朝明，马文武．中国“民工荒”与经济结构调整——基于刘易斯—托达罗理论模型的综合解释．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