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国学：提升领导软实力的有效途径

传统国学成就领导软实力

一、软实力VS硬实力

“软实力”又称为“软力量”、“软权力”，最早是由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美国国防部前部长助理约瑟夫·奈提出来的，其最初的含义是指在国际政治领域，通过非强制性的文化、政治理想和政策等无形的权力资源来影响其它国家人们的行为。现在，这一理论被广泛地运用于各个领域，更成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商业术语。

不断提高竞争力，是企业长盛不衰的要诀。如果把设备、厂房、资本、人员、产量、利润等比作企业竞争力的硬件或硬实力，那么，以组织模式、行为规范、信誉、品牌意识、服务理念、技术与管理创新能力等为基本构成要素的企业文化就可以视作企业竞争力的灵魂，即软件或软实力。后者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是影响企业竞争力消长的长期性、基础性和战略性要素，是企业赖以生存发展的不可或缺的无形资产，是企业管理和运行状况的一面镜子。

商场如战场。随着竞争的不断加剧，如何在市场中提高企业自身形象与地位，已成为一些具有现代意识的精明企业管理者必须回答的问题，因为从很多成功企业的例子中可以看出，一个企业的公众形象越好，在同等的竞争条件下，更容易得到消费者的认可。而通过一些公众关注度极高的公开活动塑造企业形象，已成为相对于过去企业在厂房、设备等方面“硬实力”竞争的之后的新的竞争方式——“软实力”竞争的重要内容。而管理者自身软实力的打造成为今天企业发展的当务之急，因为软实力是成功领导所必备品质。

事实证明，领导者本身具备的软实力，是企业硬实力得以强大且持久的前提。但是软实力的打造，需要耐心，需要悟性，甚至需要机缘，而培育软实力比培育硬实力更为重要和艰难。

而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教授认为软实力是通过道义上的主导去赢得朋友、影响他人的一种能力。他说：“中国人经常说‘以德服人’，实际上就是指赢得人家的心，而不是单纯使用蛮力。”

实际上，商业成功越来越取决于软实力的微妙作用。软实力企业不单打独干，也不对所获业务独占不放，而是与供应商和客户结成双赢联盟，有时甚至借力于行业协会或双边伙伴关系与竞争对手结盟。“电子港湾”是现代软实力企业的一个例子。它是一个由客户组成的团体，与客户共同树立品牌，形成参与游戏的行为规则。“电子港湾”没有把客户视为市场“战争”中的“目标”，而当作企业最重要的资产。

硬实力企业用单一标准对待所有市场，软实力企业则更注重文化适应性，愿意以调整产品和营销策略的方式满足当地需求。它们为经营子公司聘用和开发当地管理人才，而硬实力企业仍向海外派出它们认为能忠实执行总公司决定的经理人。

当然，仍有一些成功的硬实力派首席执行官正在经营一流美国企业。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取胜的做法可能会抬高短期股东价值，但从长远看，思路开阔、适应性强的软实力观点将占据上风。在董事会会议室内，就像在战场上一样，管理者可能赢得战斗却失去人心。

今天的领导者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软实力”源于领导者的综合实力。“软实力”折射领导者的发展潜力。“软实力”反映领导者的企业影响力。

可见，“软实力”并不“软”，它是“硬实力”的体现；没有“硬实力”，就无所谓“软实力”；反过来，“软实力”扩大了，也会促进“硬实力”增长。从某种意义上说，领导者的“软实力”，就是领导者“崛起”所产生的力量。

用物理学术语来阐释，硬实力就是力，软实力就是场。从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关系看，硬实力是软实力的有形载体、物化，而软实力是硬实力的无形延伸。离开了硬实力的增强，软实力就无以附着，无以发挥其功能。

在当下，企业的综合实力决定着领导者在未来商海中的地位。而综合实力既包括硬实力，也包括软实力。而领导者自身所具有的软实力更是尤为重要。硬实力的核心是经济实力，软实力的核心在于价值观。硬实力是软实力的有形载体，软实力是硬实力的无形延伸。管理者必须坚持硬实力与软实力协调发展，相互促进。因为没有软实力匹配，硬实力硬不到哪里去。

二、从孔孟儒学看软实力

“仁爱”思想是企业管理者必须具有的基本道德素质“仁爱”思想是实现企业宗旨的有效价值选择。

孔孟儒学中的“仁、义、礼”，与现代管理密不可分，也是领导者应具备的软实力的重要内容之一。凡事“以义为先”，彼此“所重在礼”，“义”“礼”讲不到的时候，不得不“翻脸无情”，这时候把“法”搬出来，大家便不会觉得刻薄寡恩、残酷无情。所以现代化的管理，仍是以“仁、义、礼”为最高原则的。

当代企业管理研究中，不论是那一个学派，都认识到了人的重要性，“以人为本”成了当代企业管理发展的主流。儒家人本主义的管理理论，从尊重人出发，以人性假设为基础，以道德自律为核心，以阴阳互补为其方法论，建立起了科学的管理模式，在当代管理中正在发挥着它的巨大的作用。于是，孔孟儒学也就成为和管理者软实力息息相关的重要内容之一。

·仁——安人之道

陈德述先生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这样阐释儒学中的“仁”与现代管理的关系。企业管理从某个角度上说，是协调各种矛盾的工作，最基本的是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矛盾。而人际关系的协调最重要的是启发人的道德自觉，而达到道德自律。如果人人都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而又能严于律己，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就会减少很多，有了冲突和矛盾也容易得到解决。在儒家的若干道德规范中，“仁爱”是用来提高道德自律的思想基础。

“仁”的内涵很丰富，但它的基本内涵是“爱人”。孔子的学生樊迟请教“仁”时，孔子回答说：“爱人”（《论语·颜渊》），孟子也说：“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儒家认为：人为万物之灵，是得天地之灵气而生的，因此，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应该是互助互爱的，只有这样人际关系才能和谐，社会才能得到安宁与发展。

“仁爱”思想是企业管理者必须具有的基本道德素质。日本十分重视用儒家的“仁爱”思想来培养管理干部。日本的松下电器商业学院把中国的儒家哲学与现代管理熔为一炉，对学员进行严格的教育。学院的纲领是：严守产业本份，以期改善和提高社会生活，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学院遵守的信条是：和亲合作，全员至诚，一致团结，服务社会。学院把儒家经典《大学》中的“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作为学员研修的目标。所谓“明德”就是“竭尽全力身体力行实践商业道德”；“亲民”就是“至诚无欺，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至善”就是“为实现尽善尽美的目标而努力”。通过学习《大学》、《论语》、《孟子》、《孝经》这四部儒家的经典，来确立“商业之道在于德”的思想，以此建立人性管理模式。

“仁爱”思想是企业内部加强团结和增强凝聚力的基础。现代企业是什么？在美国人看来是“一堆资本”；在日本人看来是“一群人”，是“一个人的群体”。因此，日本人主张企业管理要“以人为本”，企业的发展靠人的作用，靠人所发挥出来的协作精神。在我们的国家，职工是企业的主人。在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应该是互爱的。企业的领导、企业家们要以仁爱之心去对待自己的下属和工人，同样工人也应该以仁爱之心去对待企业的领导与管理人员。只有这样，企业才能产生出内在的凝聚力。

“仁爱”思想是一个企业成为一流企业的重要条件。韩国高丽大学校长洪一植先生去年11月在《经济人》周刊上，发表题为《21世纪韩国的企业和道德性》的文章中指出：道德性是优秀企业文化的绝对标准。立足于道德性树立企业文化，是成为世界第一流企业的首要条件。因此说，树立企业道德是比开发尖端技术和改善企业体制更重要的事情。

总之，一个企业如果实现了领导者之间、员工之间、领导者与员工之间，以及企业与广大消费者之间的仁爱之德，这个企业对内就一定很有强的亲和力、凝聚力、协作力、向心力，管理者也就具有了一定的软实力，对外就一定有很强的竞争力，也必然带来好的经济效益。

·义——安身之道

“义”是儒家重要的道德规范之一。“义”的基本内涵是“善或美”。《说文》说：“義，从我从羊”，这是从字形上给它下的定义。段玉裁注：“从我从羊者，与善美同意。”晋代王弼注《老子》中的“绝仁弃义，民复孝慈”时说：“仁义，人之善也。”由此可见，“义”和“仁”是不能分割的，是“仁”的一个方面的内容，是仁德的一种表现。由于人具有仁德和善行，这个人就具有内在的美。

在企业管理中，“义”应该是管理者遵循的一条道德规范，是对员工进行职业道德教育的一项内容，也是提高职工素质的重要条件。“义”也是建设优秀企业文化不可缺少的道德指导原则。一个企业的理念、经营宗旨必须以“义”为根本的指导原则。日本的松下幸之助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创造更好的产品，以利大家的需求，要以适当的价格供应社会。”松下还认为：“首先，我们必须认识企业团体对社会负有责任，所以只顾自己赚钱的公司，或对社会责任漠不关心的公司，都会对社会造成危害，而且不可能有太大的发展。我认为，企业家最不可缺少的，就是和社会共存共荣的诚意。”松下的这些观点和认识，就合乎“义”的这个根本的道德原则。有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企业理念，有对社会高度责任感的道德自律来指导自己的企业，企业就一定能兴旺发达。

作为一个领导者来说，一方面要教育员工“明义”，另一方面也不要忘记了员工的“利”，要不断的改善员工的物质生活条件，提高员工的物质生活水平。员工创造物质财富或精神财富之后所获得的工资、奖金和各种补贴是合于“义”的，这就叫做“义而后取”。相反，如果割裂了“义”和“利”的统一，只讲“物质刺激”，不进行思想道德教育，一切为了利，天下熙熙，皆为利往，不但会破坏企业内部的平衡，也会使整个社会失去平衡。因此，在讲“利”的同时也必须要用“义”来统帅“利”，这样职工的积极性就会调动起来，聪明才智也就会发挥出来，企业就一定会出现生气勃勃的局面。任何一个企业，只要深明竭诚为社会和消费者服务这个“义”，要做到“以义取利”，就能获得长足的发展。

·礼——以人为本

孔子所谓“礼”，其核心是“正名”。在孔子看来，周礼最重要的原则是尊尊与亲亲。为了贯彻亲亲和尊尊的原则，孔子提出“正名”的主张，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所以，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作为“正名”的具体内容。就是说，为君者要使自己符合于君道，为臣者要符合于臣道，为父者要符合于父道，为子者要符合于子道。在等级森严的奴隶制社会里，上下尊卑的关系是靠“礼”来维持的。因此，孔子对于不按自己名分行事的人和事进行批评。如他批评鲁国大夫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鲁国的三桓在祭祖时，唱起天子祭扫“相维辟公，天子穆穆”的《雍》诗也受到孔子的指责。

在现代管理中，作为员工一定要“守礼”。无论员工多么希望自由自在，也必须要严格遵守上下级之间的“礼”。中国人不喜欢“无法无天”，尤其是中国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孔子所重视的“礼”，就是我们今天所要遵守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礼”在企业中的表现就是管理的制度化。当然，管理者也要遵守“礼”，即制度也要经常调整，以求“合理”。使员工能够感受到公平公正，这样才能使管理合理化。

三、道家思想中的软实力

对企业而言，提倡“无为”就是摆正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企业与社会是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

老子曰：“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没，莫能行。”道家思想在现代管理中有着重要地位，做为领导者，更是要切实的掌握道家思想的精华“柔”这种软实力。(www.xing528.com)

·无为而治

老子讲“无为”，在当时是针对政治而言，主张“无为而治”。以“无为”方式来治国，并不是无所作为。

对企业而言，要“无为”，方能“清静”；要“清静”，方能各归其“本”；归其“本”，方能有“真根”；有了“真根”，才可以在时代的环境和风雨中成长，开出真花，结出真果。企业应当明白，只要有根有本，哪怕你只是一株小草，时代的风雨无论再大，也不过是对你的支持和滋润。然而如果离根离本，或者是一套假根假本，那么，时代的气候无论怎样风调雨顺，都与你没有任何关系，何况，遇到疾风骤雨，你也就是被卷走的对象而已。这就是“真根”“真本”对于企业生存的重要性之所在。

这个真根就是“道”，“道”就是生天生地的浩然正气。天地得正气，风调雨顺；国家得正气，国泰民安；自身得正气，身心健康，百病消除。无为就是真本，万物万事有他的规律，你只有去顺应，去服从，事业才会兴旺发达。

企业能否在环境中生存、发展，首要的问题是有没有“根”。没有“根”，环境对你就没有任何意义。知道，这个“真根”、“真本”并不是说想有就能有、想弄清楚就能弄清楚的。每个企业，每个企业主，要想弄清自身是花还是草，是哪一种花、哪一种草，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现实中也时常可以看到对自己认识不清的现象发生。一些企业、企业主因为过分“有为”，反而误解了自身，把自身放在不适合的“品种”和“位置”上去了。结果，相当于自绝于环境，就像鱼过分“有为”而蹦到了岸上一样。这样怎能生存和发展呢？

万物清静无为才可以回归根本，据守根本。做到原本是什么，就安然于是什么。是花就开，是鱼就游，是猴就跳。办企业也是一样，自己最适合干什么，要设法让自己知道，不能错误地以为可有七十二变，好像什么都能做，那样做必然是“妄为”多多，很危险。

·柔性管理

老子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意思是说：遍天下再没有什么东西比水更柔弱了，而攻坚克强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胜过水，也没有什么能够替代水。

《道德经》第七十六章上讲：“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意思是：人活着的时候，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有是柔软的、活动的，死了以后身体就变得又僵又硬。树木小草生长的时候、活着的时候，也是柔软脆弱的，风都可以把它们吹得倒来倒去、摇晃不已，死了以后却变得干硬枯槁了。所以啊，坚强的东西属于死亡一类的东西，柔弱的东西才属于活的、生长的一类东西。这里面包含着这样的结论，即：表面坚强的东西，已经是失去了生机的东西，而柔弱的东西则充满活力、充满生机。

总之，要用水的形象来指导自己，处柔弱，处忍让，处流动，处卑下，处迂回，处融通，在一派柔弱之中，得以流畅，充满活力，这才是具备了真正的力量，一种活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一定非要说是能战胜刚强，因为没有必要战胜刚强。因为作为活的力量，这已经比“死去的”刚强好多了。一个是活的，一个是死的，活的当然比死的好。活也用不着战胜死，活着，存在着，发展着，这已经就是一切了，更何况这样柔弱的滴水确实能够穿石。而这种至深的道理就表现在像水那样柔弱、那样谦让、那样卑下、那样无争的品格中。

这里面包含了应由企业去从中领悟的“柔弱之道”。它也是企业的立业之道和发展之道。企业的柔弱之道，并不是说它软弱可欺，而是说它柔顺、通达、善于顺应、没有死板的自我意志，以主客观的融洽与吻合为尚，能发挥出“无为”的作用，能在流畅的顺应过程中保持的发挥真正的活力。

在企业的管理中，要像疏导水一样疏导自己的员工，让他们与企业形成共识，然后才能将小溪汇成大江、大海，长立于世间。

老子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企业领导者要常领水德，常悟水道，于水的生动形象中，获得与大道相通的大利益。

·不争是争

“立于不争而无尤，立于不争而有成”这种不争的观点，是道家思想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争”是企业立业中的重要参照点（或者说是“辅助支撑点”）。“不争”所包含的实质内容，也可以说仍然是在“企业立业之道”之中。

将“不争”运用于作现代企业立业的参考点，其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立业当立于无竞争领域。一般来说，竞争起码应发生在两个相争者之间，因为不足两个的话，也就无从相争，没有对手，无以相争。现代商业竞争中，表现的趋势则是多方竞争，多头竞争。这是竞争的本质特征之一。竞争的另一个本质特征则是：争斗必须是在同一领域，或者说，竞争各方所争的应是同一个东西，否则，就争不起来，也就没有竞争可言。例如你要的是A，他要的是B，我要的是C；除你而外没有谁再要A，除他之外没有谁再要B，除我之外又没有谁再要C；各得其所，怎样竞争呢？争不起来，没有可争的东西。因此，说，竞争的本质特征之二是争同一个东西。这两个特征如果放到具体的企业生产和商品流通领域中来考察，会发现，如果选择有竞争的地方来立业，那将会违背前述立业的两个根本点，违背企业的立业之道。

《道德经》第六十六章中有一句，说的是“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一句运用于立业的“选点”也是十分合适的。如果立业之初，立业点选在“无竞争点”上，情形就会是：“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回避有竞争的领域，寻找“无竞争点”；这种对“无竞争点”的寻觅与探索，就是研究万众的潜在需要。这种需要是未被满足的需要，因而是具有立业价值的需要，是真需要。由于还没有别的企业向人们输送他们所需要的利益，因此，也就还没有竞争。立业真能立在这样的点上，也就合于企业的“立业之道”了。

“不争”、“不强求”是可以带来利益的。企业的立业过程，为什么不从水的这些启示中去获得一种深刻的觉悟呢？如果真能做到像水那样懂得忍让、顺应、融能、迂回，领导者们一定立即就能找到自己的位置，然后顺流而下，进入未来的位置。因为忍让、融通、迂回带来的恰恰是无阻无碍。虽然有时看上去路子是弯的，但却是一派活跃的流畅，是对天地万物、对各种客观规律的最融洽的顺应。

四、“兼爱、尚贤”与软实力

软实力的来源广泛，墨家思想就是其重要的起源思想之一。墨子是先秦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科学家、军事家和逻辑学家。墨子的管理思想也非常丰富。挖掘墨子的管理思想对于弘扬东方管理文化、对于促进当分管理科学的发展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对于当今企业管理与行政管理亦具有相当的借鉴作用。

·兼相爱交相利

《兼爱中》云：“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意思是，仁义之士所要做的事，必然是兴盛天下人的利益，消除天下人的危害，以此作为自己的事业。就也是说，君子要兴盛天下人的公利，消除天下人的公害。

墨子认为只有实现“兼相爱交相利”，才能“诸侯相爱则下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兼爱中》）就是说，诸侯因相爱不再恶战了，家主因为相爱不再相篡夺，人人相爱不再相残害；君臣因相爱而仁惠忠诚，父子因相爱而慈爱孝顺，兄弟因相爱而和谐协调。大下人都相爱，强者就不会控制弱者，人众就不会掠夺人少的，富裕的就不会欺侮贫穷的，尊贵的就不会傲视低贱的，狡诈的就不会欺骗愚昧的。

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的实质是一种“柔性管理，它通过人们之间的互动的相爱来改善人际关系，消除破坏性冲突，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使人们既能‘自爱’又能‘爱人’，从而每个人的利益都能得到满足，这符合人的自然性的需要，又符合社会道德法律规范。”日本的池田大作认为“墨子的爱比孔子的爱更为现代人所需要。”可以肯定地说，企业可以根据墨子思想塑造成功的企业文化。

·尚贤任能

墨子重视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其实这决定着一个组织的命运。一些发达国家及其企业重视贤能人才，不惜重金吸引与聘请贤人，为国家注入高附加值的人力资本，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比如，在美国微软公司，发现和选聘最优秀的人才是其首要任务。比尔·盖茨认为微软公司的成功是“聘用了一批精明强干的人。”这正充分证实了墨子的尚贤思想的正确性与合理性。

《尚贤上》云：“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故当是时，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宫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此若言之谓也。”

意思是，所以古代圣贤帝王施政，安排位置给品德高尚的人，崇尚贤能的人，即使在农民、工匠或商人之中，有能力的就举荐，给予其高爵位，重赐其厚俸禄，任用其以政事，断定给其政令。并且说，爵位不较高，则百姓不敬重，俸禄不丰厚，则百姓不信任，政令不专断，则百姓不畏惧。将此三者授予贤能人士，不是为了赏赐贤能，而是要其事业成功。所以在这时，按德行列位次，以官职为国家服务，按劳动绩效确定奖赏，按照功勋分给俸禄。因此做官的不会经常富贵，而百姓也不会终身贫贱，有才能的就举荐之，没有能力的就撤下之，举荐要讲公义，回避私人恩怨。

墨子所说的“爵”、“令”、“禄”用当今之通俗语言讲就是职、权、利三者，墨子认为若要重用贤人，却又不赐此三者，即使是再贤的人也是难以发挥作用的。

墨子还说：“得意，贤士不可不举；不得意，贤士不可不举；……人尚贤者，政之本也。”（《尚贤上》）意即为官者得意时，贤士不可不举用；不得意时，贤士不可不举用；崇尚贤人，是施政治理的根本所在。可见，墨子所崇尚的是精英开明治理。虽然儒家也主张选贤举能，但他们的贤能范围只限于在位或不在位的君子，不包括“小人”或“野人”，而墨子则把贤能的范围扩入到“贱人”阶级。可见，墨子的选贤是没有范围限制的。墨子在论及选贤时还强调要做到三个注意点，即：“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尚贤中》）这些对于当今人事管理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用人时重裙带关系，职务只能升而不能降，这些都是不正常的现象，只有打破这些陈旧的思想，大胆地选拔任用贤能之人，企业才能发展、进步。

墨子对起用贤人还提出了任前试用、任上监督、任后评论制。其一，墨子强调“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这些都是“慎予官”的体现，其实就是任前的考察与试用；

其二，《亲上》篇云：“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之下。”意思是说，君主必须要有敢于谏停的大臣，上司必须要有敢于提出反论的部下。

墨子还强调因人之才、合理分工，以争取效益的最大化。《节用中》云：“凡天下群百工，轮、车、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合理分工，各尽所能，将每个人都置于最适合的职位，这样才能使整体利益最大化。此外，《杂守》篇还说：“有谗人，有利人，有恶人，有善人，有长人，有谋土，有勇士，有巧士，有使土……守必察其所以然者，应名乃内之。”“内之”，即“纳之”。就是说，为了守城，应该容纳所有这些人。这完全符合现代用人原则，即“用最合适的人，而不是用最完美的人。”

墨子的这些思想，对于当今的企业管理来说是最可贵的思想财富。其一，企业在境内外设立一些市场调研与信息收集的办事处，无疑将会使企业能及时把握市场的动态，以利于企业的决策、生产与经营；其二，企业领导对员工传播企业的核心理念，无疑将会使员工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其三，智囊库又称为智囊团、思想库、发展研究中心等。它是企业创新与发展的不竭的源泉，是企业领导人大脑智力的延伸，众多成功企业背后都有智囊库的强有力支持，这也是科学决策所必须的；其四，企业员工都大力协助企业领导从事，则企业的目标就能较快地达到，企业的效率因此而得到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