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小节最后的问题便是社会心理学家哈利·T.赖斯倾尽职业生涯研究的谜题。2007年,他发表了一篇名为《情感科学成熟之步骤》的论文。这篇标题不起眼的论文,实际上是一次攀登学术高峰的尝试。
赖斯向他的研究者同事提出挑战,启发大家找出一个能够用来揭秘人际关系的通用理论。为什么有些感情能天长地久,有的却经不起考验?为什么我们与有些人能日渐亲密,而与另一些人却不然?简而言之,到底什么才是成功人际关系的“路线图”呢?
赖斯向参与研究的人员介绍了情感科学的“核心组织原理”——一套能够将大量零散无序的研究文献归纳在一起的概念。这套概念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当我们感知伴侣对我们有所回应的时候,我们的感情也就会更加坚固(常用的说法是“感知伴侣回应”)。
所谓“回应”,包含三个因素。2
1.理解:我的另一半理解我对自己的认识,也明白我重视什么。
2.肯定:我的另一半尊重我的身份,也尊重我的需求。
3.关心:我的另一半会积极支持我,帮助我满足需求。
请注意其中有多少因素涉及协调二字。我们希望伴侣眼中的我们与我们眼中的自己是一致的,也希望伴侣能够接受我们,帮助我们实现自己的愿望。老实说,这想法极其自私,全都是我!我!我!但是,这种自私是相互的,因为我们的伴侣也抱有同样的想法。
那么,所谓的“不回应”又是什么样子的呢?精疲力竭的你走进门,而伴侣却全然不知(即不理解);当你描述新的兴趣爱好的时候,你的伴侣却摆出一副不感兴趣或不以为然的样子(即不肯定);一个拥抱或一句慰藉本来能让情况大有好转,但伴侣却对你冷面相待(即不关心)。不回应的态度会侵蚀感情,剥夺我们的独特性,让我们感觉自己没有被当作特殊个体看待。[1]
研究表明,给予回应能够让婴儿体会到安全感,也能够让孩子感到获得了支持;给予回应能让人们更加喜爱朋友,也能让伴侣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给予回应涉及归属感、自尊心、心理健康及一大堆积极正面的元素(给予回应甚至能够稳定日间皮质醇的释放量,3“日间皮质醇”听起来虽然像是《哈利·波特》中的魔咒,但实际上是一种压力激素)。
因此,斯坦顿小学的家访活动为何会如此有效,答案显而易见:因为这些家访是一种回应。让我们再来看看教师们对家长提出的4个问题:
“告诉我,你的孩子在学校的体验如何,告诉我,你对学校的看法是怎样的。”(理解)
“告诉我,你对孩子的未来有什么期望和梦想。”(肯定)
“你想让孩子将来做什么呢?”(肯定)
“我该怎样才能帮助你的孩子更有效地学习呢?”(关心)
不要忘了,弗雷博伊安基金会是严禁教师们携带文件进行家访的。个中原因,现在已经一目了然:千篇一律的文件缺少人情味——给你,这是我们见人就发的小册子。贴心的回应与千篇一律的章程是水火不容的。
赖斯认为能够将“给予回应”这个概念应用于广泛的范围,他是正确的。盖洛普咨询公司已经列举了一系列问题,用来衡量企业中的员工对于工作的满意度。他们发现,这些问题几乎涵盖了一位典型的经理所关心的所有目标:员工对工作的投入、留职率、效率,以及绩效,甚至包括公司客户的满意度。根据盖洛普咨询公司的研究,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下文中的6个问题。4请注意最后3项:赖斯本人也很可能问出相同的问题来。
1.我明白自己在工作中的职责吗?
2.我拥有合格完成工作所需的材料和工具吗?
3.我有没有在日常工作中施展自己长项的机会?
4.在过去的7天里,我有没有因工作做得好而受到认可或赞扬?(肯定)
5.我的上司或同事对我这个人关心吗?(关心)(www.xing528.com)
6.工作中有鼓励我成长进步的人吗?(理解,关心)
还记得基思·赖辛格吗?那位辅导鲍勃·休斯更好地倾听客户心声,而后又为庆贺他的进步而颁发给他一对Bose耳机的销售经理。基思是一位懂得积极回应的管理者。他关注自己的团队成员,投入时间帮助他们,也对他们的成绩表示认可。就如盖洛普研究结果显示的一样,给予回应在工作和家庭生活中同样重要。
这套理论在卫生保健系统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积极回应已逐渐成为病人看护过程中必要的组成部分。全球各地的卫生健康机构(比如上一章中的夏普公司),都将为病人提供更加礼貌周到的服务放在了首要位置。
美国医疗改进学院(IHI)是一家非营利性组织,这家组织通过减少医院失误与感染来挽救生命,也因此为大家所熟知。近些年来,这家组织也促进了以病人为本的医护方式的普及。学院的前首席执行官莫琳·比索格纳诺对这个议题有着切身体验。在9个兄妹中排行老大的比索格纳诺,有一位叫作约翰尼的弟弟。5约翰尼既帅气又聪明,十几岁的时候,曾在业余时间为波士顿凯尔特人队做球童,他非常喜爱这份工作。
17岁的时候,约翰尼被诊断患有霍奇金淋巴瘤。疾病很快恶化,几年之中,约翰尼频繁入院。莫琳经常会去看望弟弟,她记得,弟弟的病房里常有一大群医生进进出出。她说:“医生们会居高临下地和他说话,也会讨论他的情况,但几乎从来不会与他平等交谈。”
20岁的时候,约翰尼的病恶化到了晚期。他来到莫琳居住的公寓,对她说:“我挺不过去了。”莫琳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她说:“弟弟已经做好了面对死亡的准备,但我还没有。”
在那个临终关怀疗法尚未普及的年代,即便是将死的病人也会受到侵入式治疗(或者说,将死的病人更会受到侵入式治疗)。约翰尼在病房的绝大多数时间都要接受监控,还要受到满心好意但不懂如何给予回应的护理者的探查和诊疗,他们从来也没有询问过约翰尼本人的看法。
直到有一天,皮特·本格·布莱根医院(现被称为布莱根妇女医院)的一位医生来病房探望约翰尼。当时,莫琳正坐在约翰尼的床边。那位医生将脸转向约翰尼,问道:“约翰尼,你想做什么?”
约翰尼回答说:“我想回家。”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莫琳始料未及的。那位医生让莫琳把大衣给他,他接过大衣,披在约翰尼的身上,然后把约翰尼从医院的病床上抱起来,送到了莫琳的车上。
约翰尼回到了自己的家,在最疼爱自己的亲人们的陪伴下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岁月。21岁生日几天之后,约翰尼离开了人世。
几十年后,莫琳·比索格纳诺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读到了一篇文章,勾起了她对弟弟那段经历的回忆。文章的作者迈克尔·J.巴里和苏珊·埃奇曼-莱维坦写道:“临床医生也必须逐渐摆脱家长式的唯一权威的角色,要通过训练成为更加称职的教练或是伙伴——换句话说,就是要学习在提问‘你有什么不舒服’的同时,也提问‘你有什么愿望’。”
“你有什么愿望”,这个问题如一道闪电一般,让比索格纳诺恍然大悟。从本质上来说,这就是那位体贴的医生当天向弟弟提出的问题。现在的她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同时也触及了以病人为本的护理方式的核心。在面向千百名护理人员的演讲中,她请求大家“不要问病人‘你有什么不舒服’,而要问‘你有什么愿望’”,以此启发大家更多地给予病人体恤和回应。
这个问题很快就在许多医生和护士之间流传开来。听完比索格纳诺2014年在巴黎的一次演讲之后,来自苏格兰一家儿科诊所的护士詹·罗杰斯带着这个问题回到了工作中。她将图画纸和马克笔发给病房里的孩子们,鼓励他们在标题为“我有什么愿望”的纸上画画。
其中,有一位刚刚因为做手术住进病房的叫作肯德拉的7岁孩子。肯德拉患有自闭症,从来没有说过一个字。6她的父亲陪在她身边,协助她与医护人员进行交流。
然而,肯德拉住院不到24小时,父亲便疑似心脏病突发。他立即被送到了另外一家医院,留下不会自我表达的肯德拉孤零零一人住在医院。
但是,肯德拉还是完成了“我有什么愿望”那幅画,而这也打开了通往她内心世界的一扇大门。她写道:“我的名字叫肯德拉。我有自闭症。我不会说话,就算身上疼,我也不会说。我不喜欢吃药,小心点儿,我会挣扎的。我喜欢摸别人的头发,这是我和你打招呼的方式。”(她的画请见下图,阅读时请顺着箭头指示,从左上方开始。)
她的护士们用这幅画作为她的护理指南。罗杰斯说,如果少了这幅画,护士们很容易会误解肯德拉的行为。想象一下,与一位爱抓别人头发、吃药时挣扎反抗的难以读懂其内心活动的孩子打交道是什么感受——她可能会被贴上好斗的标签,可能会被禁闭在自己的屋里,从而导致她产生更多的焦虑。
肯德拉的父亲很快恢复了过来,几天之后就与女儿团聚了。在这几天里,护士们在照看肯德拉时也特别满足了她的要求。他们给她安抚(“我喜欢抱抱,抱抱会给我安全感。”),知道她不喜欢口服药,因此选择了尽量避免开药,他们跟她击掌,不仅让她摸头发,还帮她梳头。(“我爸爸可笨了,他不知道怎么帮我梳头发。”)“你有什么愿望”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让大家的关系彻底地改变了。
罗杰斯说,肯德拉的事例让她的一些将信将疑的同事认识到,这是一个值得向每一位病人提出的问题。时至今日,“你有什么愿望”的画画活动已经成了苏格兰每家医院的儿童病房的一项规范流程。
由于莫琳·比索格纳诺和美国医疗改进学院的倡导,这个贴心的问题已经被世界各地的医生和护士们所采纳。就像我们在斯坦顿小学的家访例子中所看到的一样,在正确的时机里,人际关系能够瞬间出现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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