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访救赎美国最差的学校

华盛顿特区的斯坦顿小学是一所糟糕的学校。“这是全美最差的一个街区里最差的一所小学，因此，整个美国最差的学校说不定非它莫属了。”说这话的，是专注于教育事业的弗雷博伊安基金会的前执行董事苏珊·史蒂文森。

2010年，这所学校的情况一片狼藉，街区决定对学校进行“全面整改”，开除校长和管理团队，一切重新开始。当年6月，28岁的卡莉·约翰·费舍罗被任命领导这次整改。1

走在学校的走廊中，所见触目惊心：密不透风的煤渣砖墙，巨大而厚重的门，窗户上装着防护网，令人压抑的楼梯，昏暗的照明设施，处处都是难看的黄色油漆印，那色调就像满口黄牙一般。一位被费舍罗雇来的教师说：“这场景完全没有学校的样子，倒是让我想起了一段悲伤压抑的孤儿院故事。”

整改工作需要暂时搁置，当务之急是要打理街区刚刚接管学校工作后留下的烂摊子。斯坦顿的管理权被交给了管理特许学校的机构“学者学会”，而这个决定直到学年快结束时才宣布。通知下得如此之晚，也没怎么参考家长的意见，这让许多家长都恼羞成怒，教师们也因工作受到威胁而又惊又气。

费舍罗理解大家的怨怒，但没有时间去安抚大家的不满，因为她要立刻定夺员工的去留问题。在学年的最后一周，她的团队对所有在斯坦顿工作的教职员工进行了采访。费舍罗说，经常有孩子“摇晃书架，互相叫骂，抬起椅子威胁要往其他孩子身上扔”，把在校图书馆进行的采访扰得鸡犬不宁。

最终，学校新建成的领导队伍中只留下了49名员工中的9个人。新员工一上岗，团队便对压抑的学校环境进行了整治：把污渍刮洗干净，为得到更好的收声效果而将天花板拉低，将走廊里的灯增加了一倍，四处悬挂各大院校的校旗和励志的标语，并新刷了一层开利绿净漆。

2010年秋季开学第一天，当斯坦顿的学生们踏入大门时，他们就像走入了一间全新的校舍一般。学校的校长是新的，教职员工是新的，课程安排是新的，油漆也是新的。费舍罗和她的团队很自信，在短短一年里，他们就能为学生们带来巨大的改变。

然而在开课后不久，他们就意识到转变的难度有多大了。开学的第一周，费舍罗就学到了“擅自旷课”这个指代未经批准就私自离开教室的行为的新词。旷课行为已成了斯坦顿的“流行病”。学校的许多教室都像西式酒馆一样有两扇旋转门，费舍罗说：“孩子们会从一扇门走出去，再从另一扇门走进来。他们整天就在教室里进进出出……一会儿到走廊中，一会儿到黑暗的楼梯间，一会儿跑到食堂，一会儿又来到体育馆……”

员工们对学校的乱象束手无策。第一年中，学校下达的停学处分次数达到了令人瞠目的321次，其中很多停学处分针对的都是同一群行为败坏的学生。在所有学生里，有28%的人被归为“旷课学生”，也就是说，他们毫无理由地旷课累计超过了10天。

费舍罗表示：“这一年真是可怕，就像是在战壕里一样，感觉就像在打仗。”他们的计划统统没能奏效。就如一位旁观者对斯坦顿的评论一样，在2010—2011学年里，“这所学校从‘糟糕透顶’堕落到了‘更糟糕’”。学年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费舍罗从楼梯上跌了下来，把腿摔坏了。

她表示：“到春天的时候，我们到了什么都愿意尝试的地步。我们急切地要拿出一些不同的措施来。跌到谷底的时候，你会有用开放的心态看待一切的想法。”

在寻找解决方案的过程中，费舍罗遇到了专注于改善学校工作的弗雷博伊安家族基金的一位工作人员。费雷博伊安基金会以关注“全家共同参与”而著称，他们鼓励家长在孩子的教育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并给予更多的支持。费舍罗明白，这是斯坦顿小学的一个薄弱环节。她说：“你可以重新刷漆、安装电灯、挂起校旗，也可以引进优秀的团队，但是如果你对自己所服务的人群没有信任，那么一切都是白费。”

在华盛顿特区的学校体系中，父母与教师之间长久以来就互相不信任。基金会时任总裁的苏珊·史蒂文森与这个街区的150个家庭进行了焦点小组访谈，她表示：“我们得到的结果让人很是心寒。”家长们觉得教师既不起作用，又对工作漠不关心，只是想着领薪水。许多家长自己也出身于华盛顿特区的公立学校，他们对自己的教育体验往往也满口怨言。

教师们却觉得父母对教育并不重视。他们很少参加学校的活动，让他们为自己的孩子出席一场家长会也很难。（然而，家长们的结论却与之完全相反。在他们眼中，教师们对他们的孩子不闻不问，因此，不值得他们抽时间参加活动或家长会。）

史蒂文森听说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有一套方案，专门刺激家长多多参与孩子们的教育。这套方案的初期测试结果看起来很有前景，她想要在特区几所学校中进行试点。费舍罗说：“我们几乎是求着弗雷博伊安把我们选为试点学校的。”

那个学年末，费舍罗将教职人员组织在一起，听取这套方案的实施方法。她心里并没有底：“到那个节点上，我的员工们全都已经精疲力竭、神劳形瘁。在周四晚上举行两小时的培训……我心里嘀咕，这场培训说什么也不会顺利的。”

在培训会上，基金会的顾问向大家揭示了这套计划的核心活动：一次“家庭访问”。也就是说，教师们要在下一个学年开始之前拜访家长，一起探讨孩子的教育情况。

所谓“家庭访问”，对于教师来说并不陌生。比如，有许多特许学校就要求教师进行家访。但是，这些家访的目的往往是让家长签订一纸“协议”，保证通过某种方式为孩子提供支持。

而弗雷博伊安基金会的家访方式却大有不同。教师们不能带任何文件进行家访，家长不必签订协议，也不用阅读任何信息。教师的任务就是提出问题并听取答案。这些问题已经事先帮他们写好了：

“告诉我，你的孩子在学校的体验如何，告诉我，你对学校的看法是怎样的。”

“告诉我，你对孩子的未来有什么期望和梦想。”(www.xing528.com)

“你想让孩子将来做什么呢？”

“我该怎样才能帮助你的孩子更有效地学习呢？”

那场培训会上有一位叫作梅丽莎·布莱恩特的四年级数学教师，她说：“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纯属胡扯’。”在来到斯坦顿小学之前，布莱恩特在南费城区、哈林区、贝德福德-斯图文森区这些贫民区都有过教书经验，在她看来，一次家访难有什么效果。

之后，两位家长站出来发言。这两位家长是弗雷博伊安基金会安排从萨克拉门托飞过来的，作为在萨克拉门托施行的计划的一部分，教师们到这两位家长的家中进行了访问。他们讨论了家访对于他们的意义所在：这是第一次有人问及他们自己对孩子抱有什么样的期望。学校有人上门的时候，通常是让他们填表格、探讨孩子的违纪问题，或是让他们抽时间做志愿工作。但这次的家访却不一样——这一次，教师坐在他们家的沙发上，聆听他们的心声。

听完家长们的发言后，布莱恩特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她说：“我们声称自己重视家长的心声，但从未真正去聆听他们说些什么。这个觉悟让我直起鸡皮疙瘩。我心想，天哪，我们真该多付出一点儿。”

弗雷博伊安基金会的研究表明，家访对于团结家长非常有效，也能继而改善学生的表现。费舍罗表示：“会议室中有如劈过一道闪电一般。我们心想，这一招说不定能取得巨大的反响，而且，这是我们能做到的。”

共有15名教师同意在那年夏天进行家访。刚开始的进展非常缓慢，因为家长们起初还抱有怀疑的态度。然而在此之后，对于家访的积极呼声开始在社区中传播开来。布莱恩特表示：“家长们都希望接受家访。他们会说，‘教师去你家家访了吗？他们来我家了’。”一位教师竟然还被一位因为还没有受到家访而满心焦虑的家长在街上拦了下来。

2011年秋季开学第一天，斯坦顿小学的气氛明显与以前不同了。比如，很多学生已经知道新教师长什么样，也知道他们的名字了，因为学生已经在自家的客厅里见到了正在跟母亲交谈的教师。一天，食堂里发生的一场意外导致约100名学生不得不在楼梯间排队等候。如果放在一年前，这场面一定是一片喧嚣。但是那一次，学生们既安静，又守序。

费舍罗说：“眨眼之间，我们的学校终于有了学校的感觉，我真不敢相信这一招如此见效。”

最令人瞠目的瞬间，发生在学年开始后一个月的一年一度的“返校会”上。家长被邀请到学校，与孩子的教师见面，并参观孩子们的教室。布莱恩特说，通常来说，家长的参与情况非常惨淡。“每一年的这个活动，其实就是一次打扫屋子的机会而已，不只是斯坦顿小学，在我工作过的每一所学校都是如此。除了每年都会来的三位家长之外，没有其他家长到学校来，而你已经跟这些家长把该说的话都说完了，因为他们三位什么活动都会参与。”

2010年，只有25%的家长参与了“返校会”。而到2011年，对家访的力量自信满满的员工们在学校礼堂里摆好了50把椅子。

“返校会”开始前的15分钟，50把椅子就坐满了。因此，员工们又添加了100把椅子。他们没有想到，在10分钟里，这100把椅子也坐满了。在此之前，学校的教职员工一直坐着，后来，他们不得不站起身来为家长腾出位置。当费舍罗站上舞台欢迎大家到来的时候，礼堂中挤得只剩下站人的空间了。那一天，共有200多名家长来到了学校！

布莱恩特说：“一时间，我们大家面面相觑，感觉自己来到了《迷离境界》中的异次元世界。”

令人惊喜的时刻接踵而至。家长会的出席率从上一年的12%激增到2011—2012学年的73%。学生的擅自旷课率从28%降低到了11%，学习成绩也出现了好转：在华盛顿特区中小学生受教育水平综合考试（CAS）中，阅读成绩达到“精通”水平的学生人数从9%翻至18%，而在数学考试中达到“精通”水平的学生则从9%翻了三倍多，达到了28%。停学处分则从321次下降到24次，基本上已经被完全清除了。

这项家庭共同参与计划并非昙花一现，反倒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得更有影响力了。年复一年，成果不断累积：家访次数越来越多，家长参与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学生的表现越来越好，考试成绩也越来越优异。到2013—2014学年，斯坦顿小学在受教育水平综合考试中达到阅读“精通”水平的人数占比达到了28%，达到数学“精通”水平的人数占比则攀升到了38%。

华盛顿特区的一位典型的小学三年级学生平均每天在学校度过约7个小时，一年约有180天的上学日，因此总共是1260个小时。按理说，一场时长为一个小时的家访的作用可谓杯水车薪。然而，这个小时产生的影响却波及整个学年。这就是决定性时刻的威力。

一场微不足道的干预，何以会有如此显著的效果呢？我们习惯于以时间长短来考量人际关系：关系维持的时间越长，就一定会发展得更稳固。但是，人际关系并不是遵循着稳定而可预见的步伐发展的。没有人能确保人际关系会随着时间的推进而愈加深厚。如果你和你的舅舅每年都在感恩节上一成不变地寒暄几句，那么10年之后，你自然不会感觉跟他变得更为亲近。相反，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个让你一瞬间就感觉喜欢且信任的人呢？

我们接下来将会读到，如果能够营造出对的时刻，人际关系便能瞬间出现转机。斯坦顿小学的事例就是如此，而工作和家庭中的其他人际关系亦然。

那么，为什么某些时刻能够让我们与他人的感情变得更加深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