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中心：处于多方面中间层面的重要地位

既然集聚度的提高可以带来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那么是不是集聚度越高越好，最好是全部经济主体都集聚在同一个区域？答案并不一定总是肯定的，集聚度相对较低的空间格局并不必然会无条件向集聚度相对较高的空间格局演化。如果要想得到肯定的答案必须满足几个前提条件：一是每一个经济主体进入后带来的集聚度提高，都不会使得集聚经济转为集聚不经济；二是引致集聚度提高的每一个经济主体进入，带给该经济主体的全部迁移成本，至少不会大于经济主体因此而获得的全部收益增长。前者决定了某区域集聚规模的上限，或者说是最优集聚度，是一个“非黑洞”条件，该条件的存在表明任意区域集聚都是有限度的；后者给出了现实环境中经济主体的区位选择机制，该条件的存在表明高集聚度区域未必是最优选择，地理性、制度性、结构性等各种迁移成本都会影响经济主体的选择。由此可知，也许在高度集聚（但并不能集聚全部经济主体）的“中心”之外，并非不会产生其他的集聚，因此也就不仅仅是纯粹的“外围”，还可能有介于“中心”与“外围”之间的中间层。我们将此称为“亚中心”就是想表明它是一个中间层，而且它在很多方面都处于全国的中间层，这种中间层恰恰是高与低两种极端状态得到调和的产物，因此能更好地兼顾不同的诉求。

（一）“亚中心”在地理上处于中国内陆的中心

从区域经济发展规律来看，地理中心的区位使得“亚中心”区域无论从东中西还是北中南来划分都处于中间，在全国“东高西低”的区域发展现状下，它却躲过了沿海“中心”的“屏蔽效应”又得到广大“外围”的腹地支撑，成为东与西、高与低之间的“第二峰值”，而全国“南快北慢”的态势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它地处南北中间地带而其内部的更多城市群或都市圈（如成渝、武汉等）基于传统习惯被划为南方。从宏观层面的战略需要来看，“一带一路”建设要求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它不但处在东与西之间，而且是贯通陆与海的中间枢纽；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求在更高水平上统筹发挥内需潜力和扩大对外开放，“亚中心”所处的地理中心位置既是最有效辐射国内市场的区位，又是内陆开放的前沿，是有机联结国内和国际的中间纽带。从微观层面的人口流向选择来看，更加偏好高收入的人选择沿海“中心”，更加偏好与家乡近距离的人选择留在“外围”家乡，而那些既希望提高一定收入又不愿远离家乡的人可以进入“亚中心”这个中间层（收入和距离都介于“中心”与“外围”之间）。前述优势都不同程度与“亚中心”在地理区位上的中间层特点有关，且适应了中国“大国经济+开放经济”发展的需要。

（二）“亚中心”在制度上二元分割的程度居中(www.xing528.com)

除了我们在本书中比较关注的“大国经济”地理因素之外，还有很多研究更多强调了“二元经济”下制度因素对区域发展的影响，特别是城乡二元制度的分割，阻碍了农业转移人口的自由流动，不利于优势区域的更好集聚发展。中国东部沿海三大城市群的主要中心城市都是一线城市，虽然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多、服务水平高，但也为新落户者设定了较高的“门槛”（第一章第二节中分析了可能的成因），特别是农业转移人口想在这些一线城市落户并平等享受其基本公共服务相对比较困难。反观内陆“亚中心”的三个重点城市群（都市圈）主要由强二线城市（近年来也有新一线城市的提法）作为中心城市，如重庆、成都、武汉、西安等，其公共服务水平可能不如一线城市，但却以较低的“门槛”把基本公共服务都提供给了在这些城市稳定就业的外来人口（包括农业转移人口），这对难以达到一线城市高“门槛”的人群来说，自然是比一线城市“玻璃门”更切实际的选择。与此同时，“亚中心”的中心城市比“外围”区域三、四线城市的优质公共服务资源更多，在都是低“门槛”的情况下，“亚中心”是相对更好的选择。“亚中心”在城乡二元制度分割程度上的中间层特点，又使得以农业转移人口为主体的众多流动人口能找到合意的归宿，满足了让更多农业转移人口通过市民化过上美好生活的需要。在此过程中，更多农业转移人口与适合他们的工作机会得到更好匹配，在增加国内有效供给的同时又通过提高人口收入增加了国内需求，从供求两个方面为构建更加顺畅的国内大循环夯实了基础。

（三）“亚中心”在结构上处于适中的发展水平

“亚中心”的城乡结构（城市化水平）、三次产业结构（工业化水平）也处于适中的发展水平，没有“中心”那么高级，但又比“外围”更高级。其中，“亚中心”城市化水平没有“中心”高，意味着可能还有相对更大的农业转移人口进城潜力，这为“亚中心”的产业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潜在劳动力供给；而工业化水平没有“中心”高则表明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比重相对更高、第三产业（现代服务业）的比重相对略低，恰好需要的也是知识技能等素质适中的农业转移人口，由此也使得“亚中心”在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数量与结构上都能得到较好的匹配。反观“中心”的产业结构日益高级化（“中心”内部的二线城市略好），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而对农业转移人口等知识技能相对偏低的劳动力需求在减少，使得农业转移人口在“中心”的就业机会减少。第四章第三节的分析中也提到，有研究表明高技能人才的增加可以同时创造出与之互补的低技能就业岗位，但尹虹潘和刘姝伶（2020）指出目前中国大城市中的高技能人才比例偏低、其创造出的技能互补型就业岗位数量本身不会太多，尚不能与制造业等对就业的吸纳能力相比，并且沿海地区创造出的这种技能互补型就业岗位可能更多是被沿海本地农业转移人口获得了，而众多来自中西部内陆地区的农业转移人口因方言、饮食和生活习惯等不同不太容易得到此类就业岗位。至于“外围”地区的城市，可能第二产业又没有“亚中心”这么发达，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吸纳能力也会相对比较弱，即工业化水平对就业机会的影响是倒“U”形的。除此之外，“亚中心”的收入虽然不如“中心”高，但生活与居住成本（特别是房价）也是更低的，在放开户籍等二元制度分割的情况下纯粹从经济因素角度看也可能会比“中心”的长期定居成本低，对农业转移人口来说未必不是比“中心”更好的现实选择。并且我们猜测^[1]，由于“亚中心”生活与居住成本低于“中心”，相对更低的生活压力可能会使“亚中心”适龄人口的生育意愿高于“中心”，再加上“亚中心”的教育、医疗、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仅次于“中心”而大大高于“外围”，那么“亚中心”有可能成为人口数量与质量都更加可持续发展的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