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沿海三大城市群为代表的经济“中心”虽然可以提供更高的收入，但对广大中西部内陆省份的农业转移人口来说迁移距离较远，因此在“高处”与“近处”的权衡之下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且能够向沿海“中心”集聚。除了沿海地区本身作为“远处”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之外，沿海作为发展水平较高、产业结构较为高级的特点，会对劳动力的素质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也使得中西部很多学历与素质层次偏低的农业转移人口并不一定能在沿海地区获得适宜的就业岗位，部分研究指出的高技能人才集聚可以创造低技能就业岗位，这也许在短期内并不足以解决大量的低素质农业转移人口就业需求问题。在一些发达国家城市里，高技能岗位与为之服务的低技能岗位数量大致是1比1（Moretti，2012）。就中国而言，沿海发达省份高学历高技能群体相对更大，能比中西部省份创造更多与高技能岗位互补性强的低技能岗位，如家政、餐饮等消费性服务业岗位（陆铭，2017）。但毕竟高技能人才比例不高，大城市平均不到6%、小城市甚至不到2%（梁文泉、陆铭，2015），因此依靠这种学历或技能层次互补而直接创造出的岗位也不会太多，按1比1计算大致就是2%～6%的比例[3]，就业容量远小于制造业和建筑业等第二产业的低技能岗位，因此不足以改变宏观层面工业化率提高对农业转移人口流入的倒“U”形影响拐点出现，而且这类高低技能互补型就业岗位可能更多被家乡在沿海省份的农业转移人口因“近处”的便利而占据了（尹虹潘和刘姝伶，2020）。
地处内陆的重庆、四川、湖北、陕西四省市都有副省级及以上城市，是中西部内陆地区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在“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背景下还有较大的上升潜力。该四省市（特别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所处区位与沿海三大城市群的距离比较适中，不会因为离沿海地区太近而受其经济“屏蔽效应”的较大影响，也不会因为过度远离沿海而给区际对接造成阻碍，正处于从沿海到内陆“∽”形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变化趋势中由第一个峰值（东部）下降到第一低谷（中部）后再次向第二个峰值上升的区间，具备成为全国经济“亚中心”的多种有利条件。对家乡在内陆其他欠发达省份的农业转移人口而言，该四省市在经济发展上是“较高处”，在迁移距离上是“较近处”，与沿海地区的城市相比还有房价更低、生活成本更低等多方面优势，综合来看也是两难权衡下兼具“高处”与“近处”两方面吸引力的一种较好选择。安虎森和刘军辉（2014）指出农业转移人口可能先向发达地区转移、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再反向流动。而工业化率倒“U”形影响趋势也意味着，当沿海发达省份进入高工业化率阶段后，内陆重点区域（而非全部省份）在吸纳农业转移人口方面可以有更大作为。比如，四川的省内城市化人口规模很大，重庆也吸纳了较多四川等周边省份的农业转移人口，湖北对中部各省有一定吸引力。如果作为“亚中心”得到更大发展，四省市可以更好地发挥在全国新型城市化和区域协调发展中的重要作用。(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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