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入地区选择的微观机制

“人往高处走”的俗语体现了人们为追求生活改善而积极上进的奋斗方向，但也有研究表明农业转移人口并不是一味只往“高处”走，距离家乡近的“近处”也是农业转移人口偏爱的一种选择。到底是“高处”还是“近处”对农业转移人口更有吸引力？事实上，农业转移人口就地或就近乡城流动与跨区域到沿海发达地区的远距离乡城流动，长期并存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与区域发展进程中。正因为如此，才有上述一些研究把就地或就近的“近处”城市化与远距离流向沿海的“高处”城市化割裂开来，甚至形成对立的观点。

（一）“高处”与“近处”的争论

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进程中，一般认为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务工经商的首要目标是获得高收入（蔡瑞林等，2015）。由于就业机会、（相同教育水平的）教育回报率（邢春冰等，2013）等都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选择流入不同的地区就可能会有不同的收入，从这个方面来看沿海发达省份无疑是农业转移人口心中的“高处”。正是基于农业转移人口这种选择动机，陆铭和陈钊（2008）认为在经济向东部沿海集聚的同时应促进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和土地开发指标跨地区交易，并主张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第三条道路”。此后，陆铭（2013）等一系列相关研究也都主张促进劳动力流入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在全国范围内有效配置相关资源，提高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效率。

家乡本身就在沿海发达省份的农业转移人口，可以就地享受到“高处”带来的各种福利。但中西部内陆相对欠发达地区的农业转移人口只会流向“高处”吗？现实中可能并非如此。首先，“高处”可能存在容量的约束，刘文勇和杨光（2013）发现农民进城与城市吸融功能不足之间存在矛盾，主张以城乡互动为基础推进就地或就近（即“近处”）城市化，并认为这是结合中国国情的一种高质量城市化发展模式。其次，由于中国“大国经济”下的区域空间格局，沿海这个“高处”对广大内陆的农业转移人口来说也是一个“远处”，迁移距离增大带来的直接影响是更高的流动成本，还会间接带来远离家乡的精神成本及语言沟通（刘毓芸等，2015）、文化习俗、饮食习惯等一系列的融入成本。迁移距离越大则各种有形和无形的成本都可能变得更高，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往“近处”走是更好的选择。

国家统计局《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13年全国农民工（农业转移人口）总量26894万人，但只公布了区分东、中、西部的来源构成，难以清晰把握农业转移人口的具体区域流向及选择机制。对此，不妨将本章第一节中进城组（即进城后没有回流农村）的样本数据来做进一步分析。相关样本个体的家乡省份和实际选择的非农就业流入省份涉及中国其中28个省市（不含港澳台地区，西藏、新疆、海南3个省区的样本）。样本反映出农业转移人口对“高处”和“近处”有不同的选择。第一，选择“近处”。有流入省内各级城市的，如四川、山东等都是省内乡城转移样本个体较多的省份，这源于相关省份既有较多的农业转移人口总量，本省份内也有一定的能力吸纳，其他多数省份也都有不同数量的省内乡城转移样本个体，并且在整个农业转移人口中占的比例较高。也有流入邻近省份城市的，如河北、河南农业转移人口流入北京，安徽、江西等农业转移人口向上海、江苏、浙江的流动，河南、江西向湖北流出的农业转移人口，四川的农业转移人口大量流入重庆和贵州等，这可能源于邻近省份有较大的劳动力需求。第二，选择“高处”。如西部相关省份的农业转移人口向沿海发达省份的流动等，可能主要是由于发达地区较高收入预期的吸引。当然，对家乡本身在沿海地区的农业转移人口而言，“高处”与“近处”是天然重叠在一起的。样本反映出的区域流向特征与已有研究的结论一样，仍然是“高处”与“近处”并存，难以找出其中的规律。(www.xing528.com)

（二）“高处”与“近处”的权衡

在两种不同观点基础上，尹虹潘和刘姝伶（2020）基于本章第一节中进城组的样本个体进行了分析，对农业转移人口往“高处”走还是往“近处”走这两种看似不同甚至对立的选择，给出了辩证统一的解释，即农业转移人口的选择并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在“高处”与“近处”之间进行权衡，找到一个令自己满足的平衡点。

由于不同农业转移人口个体对所有省份的好恶评价无法得知，因此只能根据他们实际流入的区域来进行判断，这是一个具有较好显示性的判断标准，实际流入的区域应该就是受农业转移人口在给定其他约束条件下相对更偏爱的区域，反之则是其相对不那么偏爱的区域。尹虹潘和刘姝伶（2020）就农业转移人口样本个体这种可被观察到的现实选择，重点考察了增收预期与迁移距离对农业转移人口区域流向选择的影响。增收预期方面，家乡省份的农村和流入省份的城市不同的收入水平，共同决定了迁移可能带来的经济回报增长（即增收预期），增收预期的高低可以衡量农业转移人口是否流向了“高处”。迁移距离方面，家乡和流入地的地理位置共同决定了迁移距离，迁移距离可以衡量农业转移人口是否流向了“近处”。

尹虹潘和刘姝伶（2020）基于计量经济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增收预期对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入地选择有较大的显著正向影响，能获得更高城市收入的区域将成为农业转移人口愿意选择的流入地。而迁移距离对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入区域选择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迁移距离越大各种有形和无形的成本都越高。所以，农业转移人口无论是选择省内或邻近省份“近处”城市化还是远赴沿海发达省份“高处”城市化都不是盲目的，取决于不同个体对高收入与近距离之间的权衡结果。这一结果是在控制了不同流入区域系列特征（包括流入地就业机会、生活成本、就业环境等）、农业转移人口个体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文化水平、就业经历等）及家乡特征（包括家乡通信、交通等便利情况等）的前提下得到的，并且结果总体稳健。两种看似不同甚至截然对立的城市化模式，背后是农业转移人口相同的流向选择机制和影响因素，之所以呈现出不同选择结果，既可能与不同个体家乡发展水平（家乡越发达越不愿远迁）、所处区位（家乡不同则距离沿海或其他任意地区的远近就不同）等因素有关，也可能与不同个体对高收入、近距离的偏好不同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