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总体发展阶段规划优化方案

统筹区域总体发展阶段大致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之前。东部沿海地区借助中央政策倾斜实现了快速发展，但这在带来国家宏观经济效益（蒋海青，1991）的同时，也使地区差距迅速拉大并引致许多负面影响（张可云，1993；胡乃武、韦伟，1995），于是对区域发展战略进行调整的呼声逐渐增加（史炜，1995；权衡，1997）。相关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不平衡分布加剧了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发展（沈坤荣、耿强，2001），甚至1985～1999年间东西部经济增长率差异的90%是外商投资引起的（魏后凯，2002）。虽然适度非均衡发展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整体的跨越式增长，但也只能是特定时期的选择，如果长期过度非均衡不但从经济发展上不可持续，甚至可能对稳定带来挑战（李猛，2011），应该说这些因素在邓小平同志谋划“两个大局”时已经考虑到，并做了全面战略安排。

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国家并没有马上实施新的区域发展战略，毕竟重大转变必须充分审慎，也有改革开放以来“分灶吃饭”体制下中央财政缺少足够财力支持中西部地区的因素（张杰，2001），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已从1984年的40%下降到1993年的22%，中央通过与地方艰难谈判推动“分税制”改革改变了这一格局。因此，虽然一般认为国家正式提出西部大开发是“两个大局”中第一个大局向第二个大局转变的标志（李兰冰、刘秉镰，2015），但更全面来看，这个转变并非一个确切时点，而是逐步酝酿和条件不断成熟并最终付诸实施的时段。“分税制”改革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也包括为区域发展战略转变准备中央财力基础，国家从“九五”时期开始更加重视支援内陆发展，1997年设立重庆直辖市是一个先期布局，而1999年正式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也就水到渠成了。

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几年后，针对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持续衰退萧条、中部六省经济“凹陷”等区域问题，又分别于2003年和2004年提出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地区崛起，加上前一阶段的东部率先发展，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提出了完整的“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实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形成覆盖全国四大板块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在此区域发展战略背景下，东部率先继续得到保持，西部开发（中央党校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2000；胡鞍钢等，2000；王洛林、魏后凯，2001）、东北振兴（林木西，2003）、中部崛起（杨胜刚、朱红，2007；柯善咨，2009）等也都取得了相应的成效。(www.xing528.com)

这一阶段里，1997年和1999年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并分别设立两个特别行政区，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并且其影响也投射到区域发展战略中，以“一国两制”作为坚实的制度保障才有后来的粤港澳大湾区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而设立重庆直辖市则是该阶段下影响区域发展的又一个重要事件，直接作为西部大开发的“先手棋”，逐步拉开了统筹四大区域板块总体发展的战略序幕。重庆直辖带来的区域影响至少包括三方面：一是区域发展中的资源配置是由市场与政府共同完成的，高行政级别可以极大增强对政府性资源的配置能力，直辖市比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市行政级别高，对自身辖区内的资源配置有更大权限；二是国家层面的一些政策性资源非常稀缺，一个省份只有“一张嘴”，新的川渝两省市向国家争取政策、资金、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和重大产业项目布局等相关支持更有话语权，一些资源并非所有省份都能争取到，即使能争取到往往在同一省份也只配置一份，重庆直辖后川渝两省市常常能够争取各得到一份，整个区域就有两份，这对带动周边地区发展也更有利；三是作为直辖市的对外形象和对外影响力会得到较大提升，能够很好地引导市场预期，因此对采取市场化方式吸引国内外的人才和其他要素集聚也有更好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