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中心”的“亚”字很清楚地表明了，这是以沿海地区已经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作为前提的，“中心”承载的是全国第一层级的经济集聚发展，主要由以东部三大城市群为代表的沿海发达地区来充当；而“亚中心”承载的是第二层级的经济集聚发展，基于现有研究的结论可以主要由重庆、四川、湖北、陕西4省市的主要中心城市及其引领的内陆重点城市群或都市圈（如成渝、武汉、关中等）来充当（尹虹潘，2012）。从功能上讲，“亚中心”不是要取代“中心”，而是与“中心”进行错位分工、优势互补，重点是要做那些“中心”不具备优势、做不到或做不好的事情。从集聚对象上讲，“亚中心”不是要去竞争那些已经集聚在“中心”的人口和产业，而是对那些原本就因为前面所说的各种因素放弃了沿海这个选项的人口进行第二轮的集聚，并发展与这些人口特征相适应的产业形成经济集聚，从而支撑起“亚中心”去实现它应有的功能。
在没有“亚中心”的情况下，那些因为各种地理性迁移成本过高而放弃沿海“中心”这个选项的“外围”人口，可能只好滞留在“外围”的家乡。这会使得本就发展水平不高的“外围”滞留了偏多的人口，人均收入水平也将偏低，而且也使“外围”省份面临较大的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压力。假设在内陆腹心地带出现了一个经济集聚发展水平仅次于沿海“中心”的“亚中心”，可以分析由此产生的变化，以及给不同区域及人口带来的损益情况。
第一，内陆“亚中心”主要集聚那些已经放弃了沿海选项的“外围”农业转移人口，在基本不抵消沿海“中心”原有集聚的前提下，可以提高“亚中心”自身的经济集聚发展水平。因此，这对于沿海“中心”及其人口（含外部流入人口）是无损或微损的[9]，对内陆“亚中心”自身及其人口而言必然会因为集聚水平提高而受益。
第二，“外围”农业转移人口到内陆“亚中心”就业虽不如留在家乡近，但迁移距离也并不会太远，毕竟“亚中心”与“外围”都处于中西部内陆地区，肯定比“外围”人口迁移到东部沿海“中心”所需承担的各种地理性迁移成本低得多。“亚中心”提供的收入水平虽不如“中心”，但高于这些人口留在“外围”家乡的收入水平。综合考虑收入提高与地理性成本之后，如果“外围”人口选择去“亚中心”将会成为受益者。
第三，“亚中心”的出现，使滞留在“外围”家乡的人口进一步减少了（部分人口流入“亚中心”了），“外围”省份的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压力减轻，并且可以凭借自身的资源让剩余人口的人均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这使“外围”地区及其剩余人口都受益，既有助于国家的生态安全，也有助于缩小区际收入差距实现人均意义上更平衡的发展。
第四，“外围”地区人口减少之后依靠其自身资源就可以实现更好发展，这有助于减少国家为了使“外围”人口过上更好生活而给予的各种资源配置倾斜，那么因此带来的各种效率损失也将减小。整体效率损失减小对各个区域都有好处，包括沿海“中心”也可能会因此在全国资源配置中得到更多的建设用地指标等。不能一味指责资源配置过多向欠发达地区倾斜是违背规律，如果不减少“外围”滞留的人口，这种倾斜就不可能减少。而有了内陆“亚中心”，比单独依靠沿海“中心”，更有利于减少“外围”人口。
第五，虽然“亚中心”发展效率不如“中心”，但它的出现比内陆地区完全分散发展的效率更高，“亚中心”与“中心”一起分层集聚发展，比单独只有“中心”集聚发展，对国家整体而言是集聚水平更高、更充分的发展。由此积累的更大财力，还可以更好帮助“外围”增强粮食、生态、国家安全等战略性保障功能。这些都有利于支撑国家战略的多维目标实现，因而内陆“亚中心”的出现也会使国家全局受益。
【注释】
[1]本章大量采用了尹虹潘和刘姝伶（2020）的研究结论。(www.xing528.com)
[2]本书中的区域分析都主要针对除港澳台地区外中国其他31个省份进行探讨。
[3]首先使用“百度地图”测量各省会（首府）城市到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主要大港口城市的最短通行距离（3个距离值），这样测出的通行距离比依据经纬度坐标计算的直线距离更符合现实经济；然后采用到3个大港口城市距离值中最小的一个作为某省份与沿海大港口城市的距离。长江中上游的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在现实经济中与长三角和粤港澳都有密切联系，故该六个省份与沿海大港口城市的距离采用各自到这两个大港口城市距离值进行简单平均得到。
[4]北方除新疆外各省会（首府）城市在距离沿海大港口城市0～1664千米区间分布、连续性较好，而新疆距离沿海大港口城市2863千米，中间的间断距离太大，可能影响整体拟合趋势效果，故未将新疆纳入拟合。南方西藏的情况类似。
[5]我们认为城市化、城镇化是对同一经济社会发展演化进程的不同字面表述，城市和城镇都是人口与经济在空间上的集聚载体，虽因集聚规模大小的不同而被人为进行了区分（实际上各个国家的区分标准也不同），但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为便于叙述，本书中将主要采用“城市化”的概念，但我们对各级政府相关政策与规划、其他研究中使用“城镇化”概念的都给予充分的尊重。
[6]这里的占比是一个省份的某指标占中国31个省份（不含港澳台）该项指标之和的比重。
[7]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2018年11月18日，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zhengce/2018-11/29/content_5344537.htm，2018年11月29日。
[8]实物形态的土地各省份都有，但要用于经济发展（特别是非农产业发展和城市建设）必须有建设用地指标，这是制度约束。
[9]内陆“亚中心”的竞争力不如沿海“中心”，但不能完全排除少部分原来选择“中心”的群体在“亚中心”更近距离吸引下会改变选择，不过这种情况不会是主流，因此对沿海“中心”而言顶多是微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