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层面带来的负面影响

主要的经济发达省份大多都位于东部沿海地区，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中西部广大内陆地区的腹心地带缺少经济支撑区域，这对于宏观层面的国家整体发展战略而言，至少存在三方面的不利影响。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些不利影响不是沿海地区集聚发展本身带来的，而是只在沿海地区集聚发展却忽视了其他地区引起的。

（一）不利于全面对外开放发展

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虽然近年来部分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但这并不能阻挡全球化的历史趋势。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快速发展，也证明了对外开放的重要意义。在海洋运输的成本优势下，各国的沿海地区往往都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发达地区，而世界上国土面积较大的国家大多都是多面沿海的，包括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等都是如此，这为开放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然而，这也使得重点发展沿海地区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思维定式，束缚了人们的想象空间。

中国作为一个国土面积较大的国家，东面临太平洋、西面背靠欧亚大陆，如果按照既有的思维定式，当前全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就是规律使然。但是对于超大地理空间纵深、超大人口与经济体量的中国来说，如果只通过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开放经济，这与那些多面沿海的大国相比，在先天条件上就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更何况，对内而言沿海开放带来的发展动力在普遍存在的距离衰减规律作用下远远不能覆盖到整个国家，即开放程度不能满足“大国经济”超大空间纵深的经济发展需要；对外而言海上通道的战略安全并不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即开放安全不能满足国家战略的需要。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必须重新认识陆海并存这一先天条件相比多面沿海的优势，通过对中国“第一自然”的再发现和“第二自然”的再创造（尹虹潘，2012），打破来自海洋文明的思维定式局限，营造并充分利用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条件，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所幸的是，中国古代的先辈们在航海技术尚不发达的年代，已经为我们走出了一条陆上古丝绸之路，可以贯通整个欧亚大陆。这使我们可以同时拥有更多的选择，既充分利用东部沿海的海上运输成本优势，又可以利用西部陆上通道的时间优势，并且多通道有助于降低风险。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各国积极响应，与沿线国家各自的发展战略形成有机对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平台，也给国内的开放经济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战略机遇。“一带一路”建设需要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区位优势主要在于东向衔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路”）的建设，重点面向环太平洋地区发展开放经济，而在西向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即“一带”）建设方面，陆上连接亚欧大陆沿线各国并不占优。所以，现有的全国区域发展格局下，沿海地区的单一支撑不能完全满足中国全面扩大对外开放发展的战略需要。

（二）不利于内部发展与安全稳定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大国经济”。中国的超大人口规模决定了，主要依靠进口来满足国内的全部需求是不现实的，要么国外的供给跟不上（产能不足或受国际政治经济博弈影响），即使供给能跟上也可能因中国的总需求如此之大而将价格抬高到多数人难以接受的程度。中国的超大经济规模又决定了，主要依靠出口来销售国内生产的全部产品也是不现实的，因为国际市场的需求也不可能无限增长，而且出口的决定权并不在本国手中。过去较长时期里外需对全国经济增长拉动较大，一方面是所处发展阶段下本国人民的收入水平不高及其带来的有效需求不足，另一方面对外开放水平提高、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WTO）确实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市场。但前述两方面因素都是阶段性的，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所以在中国“大国经济”的超大人口规模与经济体量下，对外经济合作始终非常重要，但全国经济在长期终将回归到国内生产的大部分产品主要用于满足国内需求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在新时代我们需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www.xing528.com)

在此前提下来思考能否只在东部沿海地区进行集聚发展，答案是否定的。东部沿海地区已经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但处于全国最东端，是地理“边缘”。中国的超大空间纵深决定了，即使沿海三大城市群的集聚发展水平很高，但仍不可能将其强经济辐射覆盖到整个国家，特别是处于内陆深处另一侧地理“边缘”的广大西部地区，这也是由区域发展中普遍存在的距离衰减规律所决定的。如果不能把全国人口都集聚到沿海地区，那么单纯依靠沿海地区的经济集聚发展来服务于广大内陆人民的各种产品和服务需要，就必然存在巨大的地理性障碍。也许随着现代交通运输技术、信息搜寻技术等的不断发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因地理跨度太大而带来的各种阻碍，降低广义的交易成本（特别是各种地理性成本）。但结果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成本仍降得不够低，尤其当沿海地区要服务的这个内陆区位距离越远时，越不容易把各种地理性成本降为0，那么只能部分缓解地理性阻碍，不能根本消除，沿海地区就仍不能很好地满足广大内陆地区的需要。另一种可能是各种地理性成本能够被降得足够低，使得沿海地区可以用极低的地理性成本（甚至0成本）满足内陆深处人民的各种产品和服务需要，但此时如果反过来看就会发现，内陆深处也就可以用极低的地理性成本充分利用沿海的海运条件了，那么在内陆深处集聚和在沿海集聚还有什么差别呢，沿海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或者说相关优势为所有地区所共有了。

与此同时，一些研究中常常忽略国家安全因素带来的影响，认为经济研究不必考虑经济以外的因素。如果是做单纯的经济理论研究，大致可以是这样。但如果是针对现实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问题进行研究，就不能不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了。全国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必须以国家安全作为最基本的前提，经济发展赖以依存的环境和条件必须得到保证，或者也可以把这看作是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公共产品。西部边疆安全问题是影响全国区域发展格局的深层次因素，与区域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边疆地区的长治久安要求边疆人民能与其他地区的人民一样过上美好生活，人民富足则边疆安定。而西部边疆地区自身并没有那么好的发展条件，因此就需要有其他基础条件好、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去带动边疆地区和服务边疆地区。显然处于地理东端的沿海发达地区并不是服务西部边疆地区的最佳选择，这也决定了单独只在沿海地区集聚发展是不行的。

（三）不利于整体集聚发展效率提升

沿海地区的集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批高行政级别城市的引领带动，全国的四个直辖市中有三个在沿海，十五个副省级市/计划单列市有十个在沿海。一方面，这些城市之所以被国家选定作为高行政级别城市是因为它们自身有较好的发展条件和发展基础，这也是部分研究所强调的客观发展规律。另一方面，这些城市被国家赋予高行政级别之后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国家政策的支持，既包括国家层面的重点要素配置和重点产业布局倾斜，优质教育、医疗、文化、科技资源配置倾斜等，也包括高行政级别本身带来的行政性资源配置能力增强以及在引导微观经济主体预期中的额外“加分”。

所以有研究指出，沿海地区的集聚发展优势并不完全内生于其自身“地理区位+市场机制”，实际也得到了国家政策的外生加持（如众多高行政级别城市），如果片面强调人口向沿海集聚就可能带来无效率的“膨胀”，而并非总是有效率的集聚（江艇等，2018）。这种观点并不是否定集聚发展本身，也不是反对沿海地区集聚发展，而是说不能只强调在沿海地区形成人口与经济集聚。总归有一部分人口（或其他微观经济主体）并不完全是冲着沿海地区自身的内生优势选择沿海的，而是看中了国家赋予的高行政级别背后附着的额外好处（比如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因此就不能保证众多人口都只往沿海集聚是完全符合效率原则的。

也有研究发现，在城市基本公共服务面向农业转移人口的开放度方面，总体上表现为东部城市＜中部城市＜西部城市、直辖市＜省会城市＜其他地级市、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的城市＜三大城市群外的城市（钱雪亚和宋文娟，2020）。为什么这些经济相对发达、财力相对较强的城市（特别是沿海三大城市群的高行政级别城市），对外来新增城市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开放度反而更低呢？基于沿海三大城市群高行政级别城市的优质公共服务资源配置远多于其他城市，然后沿着江艇等（2018）背后的逻辑，可以推断出一些可能的情况。第一，倾斜配置的优质公共服务资源使这些城市原市民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较高，即使对外来新增人口开放度较低也仍有一定吸引力；而原市民作为既有的受益者也并不愿意太轻易与新市民共享，因为这些资源并不完全都是纯公共产品，更多人分享必然会由于竞争性、排他性等因素而在某些方面削弱原市民的利益，如医院排队更长、义务教育班级规模更大、高考竞争增大等。第二，正因为这些城市原市民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较高，而外来农业转移人口数量太多，为如此多新增外来人口提供如此高水平（与原市民相当）的基本公共服务所需财力太大，即使这些城市的财力已经够强，但仍可能力不从心。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沿海三大城市群的高行政级别城市，在优质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中得到了行政力量加持。

除此之外，前面的分析也指出了沿海地区在对外开放、服务内陆发展与边疆安全等方面是存在劣势的。如果只在沿海地区集聚发展，将只能发挥局部的优势，实现“一域”的更充分发展，而不是“全局”的。对于另外一些在西向开放对接“一带”建设方面有优势的区域、在服务内陆发展与边疆安全方面有优势的区域，都可以根据其自身条件进行与之相适应的集聚发展。只有发挥好各个“局部”的优势，才能使国家“全局”的发展效率提升最大化。这就意味着，在全国的区域经济集聚发展的总体格局中，沿海地区应该、也必然是重点，但不可能是唯一，更不是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