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打造内陆亚中心？

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底在《求是》发表了《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的重要文章，为构建新时代的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指明了战略方向。中心城市和城市群（都市圈）成为人口与经济集聚发展的主要空间载体，承载全国第一层级集聚的沿海三大城市群发展先后上升为国家战略，事实上是全国的经济“中心”。但单靠沿海地区并不能集聚所有人口、解决各种区域问题、实现多维战略目标，2020年初中央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作出战略部署，希望培育有全国影响力的内陆经济中心。依托以成渝为代表、包括武汉和关中等在内的内陆重点城市群（都市圈）形成全国第二层级的经济集聚区域，即内陆“亚中心”，既有利于全国区域协调发展，也对新形势下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第一，内陆“亚中心”可以弥补沿海“中心”在西向开放及服务内陆腹地与边疆（即“外围”区域）等方面的不足，这是国家战略全局需要。第二，内陆“亚中心”可以与沿海“中心”一道提升全国整体集聚效率、使整个国家得到更充分发展，并且这将使国家积累起更多财力来帮助“外围”区域提高生活水平、使各地区人民在美好生活水平意义上得到更平衡发展。第三，在沿海“中心”与内陆“亚中心”共同支持下，“外围”区域能更好地增强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战略性保障功能，这也是国家战略全局的需要。

构建起内陆“亚中心”进而在全国形成“中心—亚中心—外围”区域发展格局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但是否具有可行性呢？除了我们眼前的现实之外，历史、预期等都影响着区域发展格局的演化（Krugman，1991a）。各种传统区位论、增长极理论、循环累积因果论、“中心—外围”论等早期理论从多角度证明经济集聚优于分散发展。基于Dixit和Stiglitz（1977）垄断竞争模型，Krugman（1991b）等创立的新经济地理（NEG）将经济空间集聚问题带回西方主流经济学，使相关问题被视为经济学最后的前沿（krugman，1998），并在最近20多年来广受关注，众多学者深入揭示出影响区域经济集聚的几方面重要因素。第一，自然与经济地理（外生基础）。外生基础主要在初期起作用（Behrens，2007），如先天水陆交通优势影响初始集聚区位（Bosker和Buringh，2017），适宜自然条件影响人口分布（胡焕庸，1935）。第二，政策影响（外生干预）。区域政策深刻影响经济集聚（Baldwin等，2003），政府投资、转移支付进行“输血”，国家级战略平台（国家级新区/自贸试验区等）增强“造血”新动能等，都是后天干预对经济集聚的外生冲击。第三，市场选择（内生集聚）。Krugman（1991b）“中心—外围”模型、Fujita和Mori（1997）中心地体系、Fujita等（1999）城市层级等NEG理论及Baldwin和Okubo（2006）、Ottaviano（2011）等引入异质性的“新”新经济地理（NNEG）模型提供了内生集聚的一种分析方法。通常认为市场接近（Krugman，1991b）、知识关联（Fujita和Thisse，2003）、低搜索成本（Bernard等，2019）等原因引致了内生集聚，本质上讲这是微观经济主体在一定约束条件下自发选择的结果。新兴古典经济学（Yang和Borland，1991；Yang和Rice，1994）、演化经济地理学（约万诺维奇，2012）也分别从分工与交易费用、非均衡等视角解释了内生集聚。第四，前述三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先天外生基础及后天外生干预结果都作为既成“历史”融入此后的内生集聚中累积循环形成区位锁定/路径依赖，如已有的邻近城市、城市体系分布（García等，2011）通过内生集聚（如引导人口流向）影响新城市出现的区位与后续发展。但区位锁定效应并非绝对的（Holmes，1999；Ottaviano，1999），市场“预期”或外生冲击都可能打破业已形成的“历史”路径依赖，这是区域发展格局演化的动力。

我们发现，在中国的现实国情条件下，恰好在前述的外生基础、外生干预、内生集聚等方面，都存在较为有利的条件可以支撑内陆“亚中心”的形成。第一，从基础条件来看，中国的三级地理阶梯和两条重要的地理标志线（南北方分界线、胡焕庸线）等共同决定了全国各区域的自然条件差异，除沿海地区之外，在内陆腹心地带也有自然条件优越、非常适宜人口与经济集聚的区域；而在现有区域发展格局下，仍然是在与沿海地区距离适中的内陆腹心地带，存在着既拥有广大经济腹地范围又不受沿海三大城市群发展抑制的经济区位，可以支撑起新的高水平经济集聚区域形成。第二，从国家战略来看，国家级战略平台是国家战略意图和目标实现的重要载体，不同区域获准设立的国家级战略平台数量与类型，可以较为清晰地体现出宏观层面国家战略关注的重点区域。通过梳理发现，除沿海三大城市群外还存在部分内陆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长期受到国家层面的青睐，在国家战略全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第三，从微观市场经济主体的选择来看，农业转移人口（俗称“农民工”，本书中混用这两个概念，指代相同群体）是中国流动人口的主要代表性群体，他们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体现了微观经济主体对不同区域的微观偏好，研究发现他们对于流入区域的选择主要基于对“高处”（高收入）与“近处”（与家乡近距离）两方面的权衡。中国中西部内陆地区是农业转移人口的主要流出地，相对发达的沿海地区是“高处”与“远处”的集合体，中西部广大欠发达地区是“低处”与“近处”的集合体，但在中西部腹心地带的部分内陆重点城市群（都市圈）却提供了“较高处”与“较近处”这样一个折中的集合体，因此有利于吸引内陆的部分人口集聚。非常巧的是，上述基础条件优越、国家战略关注、人口流动偏爱三方面，共同指向了东部沿海三大城市群和中西部地区的成渝、武汉、关中等内陆重点城市群（都市圈），这表明在沿海“中心”之外确实有条件构建起一个内陆“亚中心”。(www.xing528.com)

在上篇中共包含了四章的内容。第一章立足当前的全国区域发展格局，分析构建内陆“亚中心”对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意义（必要性）。第二、三、四章分别从发展基础条件（代表先天外生条件）、国家战略关注（代表后天外生干预）、人口流动选择（代表后天内生机制）三方面分析有利于构建起内陆“亚中心”的若干因素（可行性），从而全方位地回答为何构建内陆“亚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