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业绩指标的使用对业绩的影响

尽管扩展业绩评价的必要性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但对于应该如何改进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应该提高业绩评价的多样化，即采用一个包括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的多维评价指标体系，而不论采用的是何种战略；另一种认为业绩评价应与战略相匹配（Ittner，Larcker和Randall，2003；Ruddle和Feeny，2000）。

1.业绩指标使用多样化对业绩的影响

不少学者认为，扩展业绩评价指标集合能够提高组织业绩（Edvinsson和Malone，1997；Lingle和Schiemann，1996）。这种主张的理论依据主要来源于Holmstrom（1979，1982）的代理理论模型。其前提是管理人员有积极性去关注那些业绩被评价的活动，而忽视那些相关的、但业绩不被评价的活动（Hopwood，1974），提高业绩评价的多样性能够减轻这种负面影响（Lillis，2002）。Datar 等（2001）、Feltham和Xie（1994）、Hemmer（1996）、Holmstrom（1979）、Lambert（2001）认为，在没有评价成本的情况下，采用基于非财务指标的激励措施能够改进合约制定，因为它包含了不能被财务指标充分反映的关于管理行为的信息。

但是，也有文献指出了评价多样化的潜在不足。如Ghosh和Lusch（2000）、Lipe和Salterio（2000，2002）发现，评价指标多样化增加了业绩评价体系的复杂程度，对管理人员的认知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Ittner和Larcker（1998a）、Moers（2005），认为，业绩指标多样化加重了为不同指标确定相对权重的负担。此外，多重指标之间还可能会发生冲突。

尽管存在上述潜在不足，但已有大量的实证研究提供了业绩评价多样化提升企业经营业绩的证据。例如，Banker 等（2000）通过对18 家宾馆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在管理人员的补偿合约中包括非财务业绩指标的情况下，管理人员更加注重其经营决策和行为的长期影响，从而促进企业业绩的提高。Hoque和James（2000）的研究发现，平衡计分卡应用程度较高的企业，即使用更多的包括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的不同类型业绩指标的企业，具有更高的经营业绩。此外，Davis和Albright（2004）提供证据表明，那些实施了平衡计分卡计划的银行，其内部业绩指标得到了提高。Van der Stede、Chow和Lin（2006）利用来自美国128 家制造企业的调研数据，发现那些使用更加全面的业绩评价体系，尤其是包括客观与主观非财务指标的企业，具有更高的业绩，而不论采用了何种制造战略，这一发现支持了业绩评价多样化提升业绩的观点。Scott和Tiessen（1999）也发现，增加对不同类型的业绩指标的使用，与企业业绩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这些结果表明，非财务业绩指标包含了在财务指标中无法反映的增量信息，有助于激发管理努力、改进经营决策、加强管理控制，从而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Bry⁃ant 等（2004）提出，当企业实施兼有财务和非财务业绩指标的业绩评价体系时，与那些仅仅依赖财务指标的企业相比，具有更好的业绩。张川和潘飞（2008）以158 家中国企业为样本，发现不管企业具有什么样的权变特征，非财务指标应用的程度越高，带来的企业业绩越好。

可见，几乎所有的研究证据都支持业绩指标多样化能够提高企业业绩的观点。因此可以预计，业务单元使用综合业绩评价指标的多样化程度越高，其财务业绩也越高，但这种业绩的提高并不是由于增加了财务指标的使用引起的，而是与非财务指标的使用程度密切相关。于是，笔者提出下列假设：

假设4：不论采用何种竞争战略（成本领先或差异化），业务单元使用综合业绩评价指标的多样化程度越高，其财务业绩也越高。

假设5：财务业绩指标的使用程度对业务单元的财务业绩没有显著影响。(www.xing528.com)

假设6：不论采用何种竞争战略（成本领先或差异化），业务单元使用非财务业绩指标的多样化程度越高，其财务业绩也越高。

2.业绩指标使用与战略之间的匹配对业绩的影响

与支持业绩评价多样化的研究者相反，众多学者如Chenhall（2003）、Fisher（1995）、Langfield-Smith（1997）等则从权变理论出发，主张业绩评价的最优设计必须视组织战略（和其他组织特性）而定，只有当业绩指标使用与经营战略相互匹配一致时，企业才能获得较高的业绩。权变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没有一成不变的、普遍适用的、“最好的”管理理论与方法，企业管理必须根据企业所处的内外部经营环境和条件随机应变，做到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和因势力制宜。

有关的实证研究强化了这一观点。Govindarajan和Gupta（1985）以8 家公司的54 个战略业务单元为研究样本，发现遵循扩张型战略（build）的公司需要注意具有长期意义的任务，关注长期标准对组织绩效有正面影响，而遵循收割战略（harvest）的公司则需要关注能够带来短期回报的任务，关注长期标准具有负面影响。Abernethy和Lillis（1995）发现，对于实行刚性制造战略的企业来说，对传统的以成本效率为基础的业绩指标的依赖程度，与业绩呈正相关，而在实行柔性战略的企业中则是负相关关系。但是，他们没有分析柔性制造企业使用非财务指标对业绩的影响，而实际上在多数样本企业中非财务指标已被广泛使用。Said 等（2003）也同样研究了企业的经营与竞争特性和业绩指标选择之间的匹配性，以及在补偿合约中加入非财务指标的业绩后果。结果表明，质量关注较高的企业对非财务指标的使用程度更高，并且当非财务指标的使用程度高于或低于基准水平时，企业的业绩较低，这一业绩后果很好地支持了业绩评价的权变理论解释。但是，该研究仅仅用亚变量1和0 反映企业是否使用了非财务指标，变量测度过于粗略，无法区分不同类型的非财务业绩指标。Ittner 等（2003）发现，当非财务指标使用程度低于基准水平时，对业绩没有明显影响，但高于基准水平越多，企业业绩越好，与Said 等（2003）的结论不完全一致。Ittner和Larcker（1995）发现，先进质量计划与非传统（即非财务）指标的增加使用相联系，但非财务指标与先进质量计划的结合并没有提高绩效。Van der Stede 等（2006）发现，强调制造质量的企业增加对客观和主观非财务指标的使用。但是，只有当基于质量的制造战略与主观非财务指标的增加使用联系起来时，才能对业绩产生正向影响，对客观非财务指标则并非如此。Fleming 等（2009）通过分析104 家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调研数据和公开数据，发现与西方同类研究一样，那些更多地强调增长的中国企业也倾向更多地运用综合业绩评价体系，进而取得更高的业绩。张川和潘飞（2008）的研究表明，相对于选择差异化战略的企业而言，选择成本领先战略的企业，采用非财务指标后会得到更好的业绩后果。

业务单元无论采用何种产品竞争战略，只有当业绩评价指标使用与竞争战略相互匹配起来，才能取得较高的财务业绩。从前面的分析可知，对实行成本领先战略的业务单元来说，如果强调该战略的程度较高，并且使用内部经营成本效率指标的程度也较高，则取得的财务业绩水平也较高。较高的战略强调与较低的成本效率指标使用程度相结合，或较低的战略强调与较高的指标使用相结合，取得的财务业绩都较低。同样地，对实行差异化战略的业务单元来说，较高的战略强调程度与较高的非财务指标（不包括成本效率指标）使用程度相结合，可能会取得较高的财务业绩。因此笔者提出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7：实行成本领先战略的业务单元，在强调该战略的程度较高，并且成本效率指标的使用程度也较高的情况下，企业取得的财务业绩也较高。

假设8：实行差异化战略的业务单元，在强调该战略的程度较高，并且非财务指标（不包括成本效率指标）的使用程度也较高的情况下，取得的财务业绩也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