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东北经济问题的根源和本质：民营经济发展乏力

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以来东北老工业基地赖以发展的制度环境、资源禀赋、区位优势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只是东北过重的工业体系无法适应这种变化，一度产生衰败的趋势，并出现了所谓的“铁锈地带”（Rust Belt）。自2003年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加之中国积极融入世界市场的大背景，2005年—2012年间，东北地区的GDP年均增长速度曾达12.9%^[3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改革开放初期暴露出的产业结构和体制机制问题被暂时“掩盖”起来。然而，从2014年起，东三省的经济增速和GDP产值明显下降（见图1），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5年2月15日，新华社一篇题为《事关全局的决胜之战——新常态下“新东北现象”调查》的报道将东北经济问题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以国有企业改革为重点的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再一次引起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图1　东北与全国GDP的比较（1997—2016）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历年数据整理（单位：亿元）

从学界较为普遍或最为一般的观点来看，近年来东北经济陷入困境的原因主要有：宏观经济下行、产业转型升级滞后、国有企业改革不到位、科技创新活力不足和民营经济发展不充分^[35]；而且很多翔实的统计数据似乎也印证了上述说法。可是，将东北的经济衰落归之于这么多的原因多少是有些泛泛而论、含混不清或者说是缺乏针对性的，我们须捋出最重要的线索、根源并加以针对性的改善与应对。我们知道，近些年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能源和原材料市场需求明显下降且受环保管制与自然资源约束，全国各地区的“去产能、去库存”压力都很大；只不过由于东北地区过重的产业结构，问题解决起来更加棘手而已，宏观经济下行只是外在的影响变量之一。就产业结构转型滞后、国有企业改革不到位和科技创新活力不足而言，较强的路径依赖和国有企业占用过多的社会资源是主因，而它们也都是受制于东北地区的工业布局与产业结构的现实情况。可以说，偏重、偏老、偏低的产业结构确实已经不能很好地适应市场的变化和需求了。同时，东北地区面临的新经济问题，如东北地区要素红利的消失、技术人才和资本的流失、有效投资不足，以及产业价值链低端锁定等问题，可以看作是东北经济衰落的结果而不单纯是原因。此外，就历史包袱问题而言，在上文论述三大负担时已经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国有企业运营效率的提高和国有企业战略性社会性职能的发挥必须紧密配合起来，不能只为改革而改革，应继续按照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思路，宜改则改才是正途。因此，对于东北经济中偏老、偏重、偏低的产业结构这一最主要的问题而言，从另一个侧面来看，可以归结为民营经济发展乏力，或说是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不充分、不活跃。那么，我们先来看以下两组数据。

表2　东北和国内其他各省国有控股与私营工业企业资产状况比较（2016年）　　单位：亿元

表3　东北和苏浙粤国有控股与私营工业企业资产状况比较（2016年）　　单位：亿元(www.xing528.com)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16年数据整理
（注：地区平均数值是由地区GDP加总除以省个数的简单平均；差值1=东北三省-全国平均，差值2=东北三省-苏浙粤。）

表2与表3显示的是2016年的静态数据，但从该表简单的统计数据中我们就可以发现东北经济发展的根本困境所在。首先，按国有控股和私营工业企业的划分，东北地区无论是国有还是私营工业企业的资产都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值，数据凸显着东北地区经济的衰落；若与较为发达的苏浙粤一带进行对比，不仅是私营工业企业资产不及其一个零头，就是在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资产总值上也有着显著的差距。可见东北地区的国有和私营工业企业的落后情况是一致的，并不是我们一般印象中的东北虽然民营经济落后但国有企业仍然很强大。其次，东三省相较于全国平均水平，私营工业资产的差值四倍于国有工业资产的差值，竟高达四千多亿；与较为发达的苏浙粤一带的对比更是惊人，差值竟达二万多亿。这一略显“夸张”的数据表明，东北地区不仅国有经济发展差强人意，而且民营经济的状况简直可以说是营养不足和发育不良！从一定意义上讲，私营工业企业的发展程度代表着市场经济繁荣的程度，东北地区市场经济的活跃程度不能不令人担忧。再次，通过对比产业结构又会发现，东北地区的国有工业企业产值比重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苏浙粤一带，比全国高14.44%，比苏浙粤高36.88%；相应地，私营工业企业产值比重则同比例的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和苏浙粤地区。2016年的数据明确告诉我们，越是发达的地区国企比重越是偏低，而民营经济比重越是偏高；同时，国有企业比重高并不意味着国企竞争力强而国有企业比重偏低也不意味着国企竞争力不强，恰恰相反，在民营企业越发达的地方国有企业的水平也越高。因此，我们的结论是，民营经济与国有企业或国有经济在某种程度上讲是相互促进与共生共赢的关系。

通过本文上述的逻辑与数据分析，现在问题已较为明确：东北经济或者说东北国企改革问题的破解并不局限在国有企业内部，而更应着眼于其外部，即是说要着眼于民营企业或民营经济由于发展乏力、发展不活跃和不充分所形成的羁绊与制约等方面。多年来，我们一直从国有企业内部看问题，对国有企业承受的三大负担、公司制或市场化体制改革、所有权问题以及混合所有制改革着墨颇多，可是效果却不尽人意甚至可能是开错了“药方”。多年来形成的东北国有重工业体系，无论怎么都改都很难产生根本性的变化。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为何不转换一种思路，从问题的另一面寻找一条新的路径呢？这个思路就是：以民营促国有，即从发展壮大民营企业或民营经济的角度来看问题，借此带动东北经济振兴和国企改革。当然国企改革同时也要按部就班推进，宜改则改，而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的发展与壮大刻不容缓，这才是振兴东北经济的最强药剂。

裴长洪综合产出与就业的数据估算，认为无论是创造的增加值还是就业，公有制经济的贡献都远小于非公有制经济，但由于两者在分布领域上的较大差异，形成了竞争合作、相互促进的关系。总之，这一研究结论给出的数据，从侧面说明了民营经济在促进经济发展推动国有经济的作用。^[36]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事实和依据来支持以上的结论。例如，在五个衡量地区市场化的指数中，东北地区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两个方面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三方面均落后于东部地区。就这些指标而言，产品市场、要素市场、中介市场和法律环境的薄弱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民营企业与民营经济的薄弱；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受阻而国有经济比重过高自然就突出地表现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因为国有企业本身属于受国家或政府任命的“官员”的管理。根据樊纲、王小鲁等估算的市场化指数，2000年的省市排名中，除去辽宁较好外（第10名），吉林（第18名）、黑龙江（第21名）排名都相当靠后；在市场化指数评分排名中，东北三省的5.69分低于全国平均的5.81分，更低于苏浙粤的8.16分。^[37]总之，问题的处理并不在于怎么让政府与国企脱离直接控制而建立起间接管理的关系，而是在于如何在市场上培育壮大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以“民营”促“国有”，从而切实推动东北地区经济摆脱困境，焕发活力，获得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