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国企改革问题的文献综述和观点分析

黄速建等就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做过系统论述，他们试图构建一个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在个体层面和整体层面得以真正实现的逻辑框架。^[13]可以说，文章给出了一种非常理想化的国企改革的“标准参照”。同样，具体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上，学者们纷纷提出了各自主张。他们大多从国有企业体制内部改革的角度入手，围绕着国有企业的负担、体制机制、所有权问题及混合所有制改革展开讨论，同时还有从技术问题、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展开的研究。

众所周知，东北国有企业背负的债务、社会、人员三大负担广为学者关注。其中就有学者提出国有企业办社会负担严重，极大地影响了国有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王元、宋立系统地研究了东北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认为债务问题严重地制约着国有企业的改制、重组和发展^[14]。就东北地区国有企业改革的实际历史进程而言，基本上也是沿着剥离这三大负担的方向进行的：东北地区采取大批国有企业减员，债务豁免、债转股等措施剥离原有经济负担。其实，不考虑拨改贷等计划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必然带来的经济债务问题，按照西方经济学中不完备契约理论和日本公司年功序列工资制和终身雇佣制的实践，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也许并不出现在所谓的三大负担上。同时，考虑到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就国有企业改革与三大负担剥离的关系问题而言，在国内学术界其实是存在不同意见的。例如，王伟光、侯军利的研究发现，东北国有企业大都集中在那些资产收益率低、主营业务成长率低的行业，其更多地承担着国家战略使命，简单地剥离负担可能不符合相关企业的战略任务和目标。^[15]在人员负担问题上，臧红敏等实证研究的结论是：国有企业履行员工社会责任普遍好于民营企业。^[16]宋笑敏则更为明确地指出，国有企业本身具有独特性质和定位，要深化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对象、目标和任务的理解，不能为改革而改革。^[17]

更多的学者抛开国有企业的负担问题，将矛头明确地指向市场体制和公司机制。徐传谌认为东北老工业基地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逐渐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化改革滞后、市场化程度较低以及缺乏来自市场竞争主体自发的内在动力。尽管东北地区产品基本市场化了，但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则很低，特别是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处于全国最低水平；他认为体制改革“把工人都改到大街上去了”正是源于体制改革的不配套和不彻底。^[18]梁化军、刘远航甚至提出，为防止国有企业比重过大而妨碍其他经济发展、提高国有企业效益和国有资产素质，国有企业必须退出。^[19]针对地方性国有企业的退出问题，李艳、杨汝岱指出，地方国有企业依赖越严重的地方，非国有企业越难获得资源用以扩大生产规模、新进入企业面临越高的进入门槛、低效率的国有企业越不容易退出市场。如果能够有效解决地方国有企业过度依赖问题，降低地方保护，建立相对统一的全国市场，保守估计样本行业总产值提升9.7%，就业增加11.2%。^[20]然而，体制变革和国企退出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政府官员的行政权力和市场自发资源配置之间的矛盾。政府官员是否树立市场经济观念，对涉及自身利益的改革是否服从大局，并不是一句两句口号就能做到的。东北老工业基地仍然延续着“高官”任命“高管”的模式，因此市场化的人事制度改革势在必行。^[21]对于地方放权的效果，蔡贵龙等从国有企业股权结构和高层治理结构两个维度进行了考察。研究结果表明，当地方政府财政盈余较高、地方失业率和财政支出较低以及地区市场化水平较高时，非国有股东参股国有企业的比例和委派董监高的比例均显著较高。^[22]

当然，学界并未把视角仅局限于引入竞争体制、启动退出机制、政府简政放权的体制机制改革上，而是进一步涉及国有企业公司所有权的问题。例如有学者坚持认为东北老工业基地衰落主要是由于所有权配置不当造成的，政府要减少干预，国有企业要走民营化道路，同时积极引进人才。张炳雷还专门就解决大型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提供了一种以国有股份拆分托管经营来激活东北大型国企内部管理和权力制衡机制的思路。^[23]这些学者认为，国企改革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国有”而在于“国管”，国有企业应实现“两个转变”，即由管资产为主到管资本为主的转变，实现由政府的企业到市场的企业的转变。其实，把东北国有企业的改革引到所有权问题上来面临着两大难题，就产权的归属而言是国有还是私有自建国之后就一直存在争议，这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就产权细分为所有权和经营权即国有和国营问题而言，这本质上是世界性的公司治理难题。目前我国施行的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质上是尝试对两大难题进行综合性解决的一种方案。汤吉军、张智远也认为，鉴于国有企业的性质与双重目标，发展混合所有制的国企是一种比较理性的制度安排。^[24]而有的学者却不无担忧地指出，虽然现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上热下冷”即政府热、企业冷的现象，国企混改必须处理好提高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的运营效率、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紧密结合、做好顶层保障等若干基本问题。^[25]巩娜通过对比上海市、江西省、东三省的地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模式和路径后发现，东北地区的国企混改尚处于摸索阶段，相对于其他发达省市比较常用的股权多元化和国有资产证券化等改革模式，东三省最先需要的是解决僵尸企业和去产能的问题。^[26](www.xing528.com)

跳出对改革中政治与经济体制的争论，有学者试图从其他的路径为东北国企改革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困境寻找“突破口”。其中一个就是技术创新问题。按照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与以往人们认为国有经济比重大、民营企业比重小、所有制结构单一是东北经济首要问题的观点不同，赵儒煜认为东北经济的瓶颈并不是所有制问题，而是整个东北在产业技术上的落后，只不过是通过国有经济的载体集中体现出来了，因而解决东北问题不应从国有企业改制入手，技术变革才是东北振兴的根本出路。^[27]李政、于凡修也认为，由于东北具有独特的产业、科教资源、国家政策扶持等优势，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结构升级。^[28]当然，正如郭正涛指出的那样，技术创新不是一味追求高技术，要注重适用技术的现实经济意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技术创新的作用。^[29]

我们还注意到林毅夫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视角，这是林氏比较优势理论对中国经济具体问题做出的最有影响力的一次探索。林毅夫、刘培林认为中央的决策能否取得预期的效果，取决于能否正确认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比较优势，并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原则来确立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结构。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首先要彻底解决大量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同时一定不能采取发动新一轮赶超的办法，必须提高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按国有企业分类处置来解决其自生能力的问题，把东北的经济发展建立在东北自身具有的比较优势之上，这样东北的经济才有可能在激烈的国内和国际市场竞争中赢得先机。^[30]赵儒煜同样认为，区域产业选择既有市场需求、新产业革命、产业政策等带有普遍性要素的影响，也有资源禀赋、企业管理战略等因区域异质性、产业异质性而存在的特殊性要素的作用，总之要适应地区资源禀赋的要求发展适合的产业。^[31]关于早年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董香书和肖翔的实证研究表明，该战略有利于企业产值扩张，但并不利于利润提高，即不利于提高企业自生能力。^[32]值得一提的是，闫苗苗、韩增林认为，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再到技术密集型的过渡，是产业升级的重要路径。通过实证测度和对比分析，他们发现东北三省要素密集型发生了逆转现象，即从资本密集型转向劳动密集型，于是得出东北制造业的发展形势不容乐观、产业转型升级面临困难的结论。^[33]其实，按照林毅夫的观点，这种转变是符合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比较优势理论的，这应当看作是一种对东北地区过度扭曲的重工业体系的矫正过程，可以乐观地认为，虽然问题依然严重，但东北产业结构在转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