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路线：内在辩证关系分析

产权、竞争与功能构成了国有企业改革的三个关键词，也构成了国有企业改革的三条基本路线。从国企改革的发展过程来看，最先启动的是产权导向的改革路线，然后是竞争导向的改革路线，最后才是功能导向的改革路线，从认识论角度看，这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从实践到理论、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认识路线的。

在国企改革之初，人们直觉地认为“管的过于死板”是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于是启动了“放权让利”改革，从扩大企业自主权、承包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到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逐步形成了一条产权导向的国企改革路线。随着产权改革的推进，人们发现如果没有一个充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如果国有企业一方面承担过多的“政策性负担”，另一方面又受到“预算软约束”等形式的政府保护，那么国有企业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在没有充分外部市场竞争压力下，产权改革所预期的内部激励效应也不会真正被激发出来，于是以减少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强化预算约束、促进充分竞争为导向的市场化改革路线就很快随之展开，并成为与产权改革相辅相成的另一条国企改革路线。

无论是产权导向的改革路线还是竞争导向的改革路线，其目标都是提高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经济目标。但是，如果仅仅是为提高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为什么不能直接采取民营化改革路线，借助民营企业相对成熟的产权制度、治理结构、激励机制和灵活的经营模式不是能够一步到位地将国有企业转变为产权清晰、且具有“自生能力”和较高经营效率的市场竞争主体吗？全面民营化之所以没有成为国企改革的基本路线，除了意识形态的原因外，显然也是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功能。于是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功能问题开始成为国企改革的焦点，进而推动了以国有企业特殊功能为依据推进国企改革的功能导向的改革路线。

国企改革持续到今天，产权导向、竞争导向和功能导向三大改革路线都已经以不同形式充分展开了，并且三条改革路线之间相互交织、相互推进。例如，剥离企业政策性负担的市场化改革，是以剥离国有企业承担的不必要功能的方式促使国有企业成为具有自生能力的市场竞争主体。而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也可视为是以发挥国有企业主导作用为依据，推进国有企业改制重组的产权改革。在三条国企改革路线中，产权改革启动最早，但从理论逻辑上看，功能界定才是核心和动因，因为只有准确界定了国有企业的功能，才能以更好发挥国有企业功能为依据，对国有企业的产权机制和市场环境进行相应的改革。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国企改革的实质就是依据经济与社会形势的变化，对国有企业的功能进行动态调整和界定，并不断构建与国有企业功能调整相适应的产权机制和竞争环境的过程。而国有企业功能调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协调“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与“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之间的关系，当然，这个问题在理论上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经过四十年的改革，时至今日，应该说，我们对国企改革的认识已经完成了从实践到理论，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第一步，也就是大体搞清楚了产权、竞争和功能是国企改革相互联系的三大要素，任何一项国企改革措施都必须要充分考虑到上述三个要素之间的互动和冲突。基于这样一种理论认识，下一步的国企改革将进入一个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即按照“功能动态调整、产权多元可控、竞争公平充分”的原则从功能、产权、竞争三个方面对国企改革进行顶层设计。所谓“功能动态调整”就是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对国有资本的功能不断重新调整和界定，确定国有资本最适合发挥其功能的领域。所谓“产权多元可控”就是一方面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另一方面要通过产权控制的方式保持国有资本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控制力。所谓“竞争公平充分”，就是通过进一步优化市场环境，让国有企业能够在市场上公平竞争，激励国有企业不断提高经营活力和核心竞争力。在顶层设计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充分调动基层国企改革的主动性和创新精神。在从实践到理论、从理论到实践的辩证运动过程中，不断深化对国有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做强做大做优国有企业。

【注释】

[1]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重大体制机制问题及对策研究”（17ZDA060）。
戴锦（1968—），大连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学、投资学、环境经济学；和军（1972—），内蒙古兴和人，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府管制、国企改革、东北振兴。

[2]如果从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全面启动国企改革算起，到2018年国企改革进行了35年。但实际上早在1978年底，四川化工厂等6家国有企业就开始进行放权让利试点，迈出了国企改革第一步，因此如果从国企改革实际开始试点算起，到2018年国企改革则有四十年历史。

[3]本文中的产权是指广义的产权，包括财产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

[4]孙志明.三十年国企改革的阶段特征［J］.社会科学战线，2009（03）：15～22.

[5]1992年中共十四大报告首次将全民所有制企业由过去的“国营企业”改称为“国有企业”。

[6]张文魁.国有企业改革30年的中国范式及其挑战［J］.改革，2008（10）：5～18.

[7]Grossman，S.J.＆ O.D.Hart.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ownership：A theory of vertical and lateral integration［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6，94（4）：691～719.(www.xing528.com)

[8]林毅夫，蔡昉，李周.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是创造竞争的环境［J］.改革，1995（03）：17～28.

[9]林毅夫，刘培林.自生能力和国企改革［J］.经济研究，2001（09）：60～70.

[10]林毅夫，李志赟.政策性负担、道德风险与预算软约束［J］.经济研究，2004（02）：17～27.

[11]吴延兵.国有企业双重效率损失研究［J］.经济研究，2012，47（03）：15～27.

[12]张维迎.从现代企业理论看国有企业改革［J］.改革，1995（01）：30～33.

[13]刘芍佳，李骥.超产权论与企业绩效［J］.经济研究，1998（08）：3～12.

[14]林毅夫，李周.竞争、政策性负担和国有企业改革［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8（05）：1～5.

[15]戴锦.国有企业的性质［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

[16]徐传谌，刘凌波.我国国有企业特殊社会责任研究［J］.经济管理，2010，32（10）：163～168.

[17]喻宝才.什么是国有企业的责任？［J］.国企，2006（11）.

[18]戴锦.国有企业政策工具属性研究［J］.经济学家，2013（08）：65～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