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的路径选择

如何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第一种观点奉行新自由主义思想，认为应该坚持“国退民进”的方向。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大多认为垄断行业虽然依靠垄断地位获取了高额利润，但是仍然存在效率低下、政企不分、机制不活等问题，并且国企上缴国家的红利很少，因此整个社会福利很差，所以必须打破垄断，引入民企提高竞争程度，以降低垄断产品价格和提高服务质量，增加社会福利。2014年4月30日，常修泽在《人民日报》发文，并提出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四条实施路径，第一是民、外、内各类资本与国有资本融合；第二是国、外、内资本与民营资本融合；第三是国、民、内资本与外商资本融合；第四是实行员工持股。2014年7月2日，常修泽在继续《光明日报》撰文，他认为在社会层面，需要把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适用包容性的观点和政策“统合”起来；在国有经济层面，鉴于国有经济比重偏高，要特别“推进垄断性行业改革”，主要方式是打破垄断，让民营资本通过多种途径进入垄断企业；在微观层面，除极少数企业由国家百分百控股外，其他企业应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重要的企业不必拘泥于是“绝对控股”（75%以上）还是“优势控股”（51%以上），可以采取“有效控股”（50%以下），甚至是“金股”制；还可以向民资、外资、企业内经营者和职工“置换”竞争性企业资产。与常修泽主张推进垄断企业改革的观点不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剧锦文（2016）^[6]认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点是推进中间型和竞争型国有企业的改革，它才是优化国有经济布局主战场。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彭建国（2014）^[7]认为，深化国企改革目标是大部分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逐步降低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国有股比例、支持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的双向融合。

第二种观点遵循马克思主义思想，认为应该实行“国民共进”的路径。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多数认为，中国国有企业经过历次改革，国有企业战线在不断收缩，国有企业数量已不到10%，这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地位极不相匹配，因此不能再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削弱国有经济了，应该大力发展国有经济，增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实现“国民共进”。程恩富和董宇坤（2015）^[8]认为大型国有企业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中流砥柱，现行大型国有企业并不缺乏资金和技术，所以应从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入手，通过引入非公有资本优化企业管理方式，但绝不是化公为私，应以公有资本为主体，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夏小林（2014）教授^[9]认为“国资委以垄断企业的‘一股独大’作为重点改革对象，引入非公有资本、外资进入国企，若采取国有企业参股或黄金股等尽可能降低国有股比例的措施，会产生颠覆公有制的错误，将失去国有企业维护经济平等的压舱石，因此国企改革要维护国资主导作用”。卫兴华（2015）^[10]认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绝不是销蚀国有资产，削弱国有经济，搞“国退民进”，而是大力发展国有经济，实现“国民共进”。谭江华（2016）^[11]则提出作为未来国有企业改革主战场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应该采取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给予民营企业充分发展的空间，以实行“国民共舞”。周新城（2016）^[12]指出，谨防以推行混合所有制为名削弱国有经济。

可以说，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刚刚出来时，由于对中央文件精神把握不够，有部分学者和部分官员提出了“国退民进”的改革路径，思想上奉行的还是新自由主义教条，认为发展市场经济就是发展私有制，并没有注意到国内国有企业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国国有企业效率与民营企业相比，并不低下，且已同市场经济相融合，所以没必要再实施国有企业全面退出策略。

国有企业必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以增强国有企业的公有制主体地位，因此发展混合所有制的路径，必须统一到“三个有利于”的原则下，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实现“国民共进”。

但是即使国家一再强调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仍有学者坚持国有企业应从竞争性领域全面退出，我们必须正视这个问题。2016年3月27日，马晓河^[13]提出“国企应从诸如建筑、金融、交通、房地产、汽车、商贸、烟草、传媒等一般竞争性领域退足、退够。”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经济学家周报编委会副主任李锦（2017）^[14]在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21条建议里，提出把具有垄断特征的国有企业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把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作为首要方式、打破民资行业准入的“天花板”“玻璃门”“旋转门”，暗含支持国退民进的思想。2017年6月28日，《人民政协报》刊登厉以宁教授的发言，他认为“改制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后，并非任何一家企业都需要国有投资方控股，有些混合所有制企业不一定要国有股控制”，可以看出厉以宁只强调民营资本单边混合国有企业，遵循的还是“国退民进”的思路。为此，夏小林（2018）^[15]和李济广（2016）^[16]再次与厉以宁商榷，认为要破除“私有产权迷信”，不能搞大规模“抽血疗法”，应该坚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伍开群（2017）^[17]甚至指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最终国资全部撤离竞争性领域，甚至退出营利性领域”。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须鼓励解放思想、尊重实践、大胆探索、勇于开拓，但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要增强“四个意识”，要确保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发展，所以我们要慎重对待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路径问题。

在实践中，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领域政府部门讨论的仍然是垄断行业。2016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在电力、石油、军工等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2016年5月20日，国务院公布《国务院关于印发盐业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实行“食盐监管体制继续专营，价格由市场决定”的双轨模式。2018年3月6日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放宽或取消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外资股比限制”；2018年4月11日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进一步指示“2018年要确保放宽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外资股比限制的重大措施落地”，可以预见，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将在银行、证券、电力、石油等垄断领域不折不扣的执行下去，但绝不是国有企业全面退出，而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董梅生和洪功翔（2017）^[18]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实证后发现，对垄断程度高的行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时，应当提高国有股比例至最优水平，使国家拥有对企业的绝对控股权；对于竞争性强的行业，应遵循市场规律由混合双方自主选择股权比例，但也没有必要实施国有股从竞争性领域全部退出的政策，这是对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不等于国企私有化，而是应当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进一步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有力证据。洪功翔等（2018）^[19]则从生物共生的角度论证了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存在互惠共生的机理，实证发现它们是非对称性互惠的共生发展关系，因此在保持竞争中性的前提下，我们要坚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不动摇。

【注释】

[1]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国资管理三层架构下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股权结构选择研究”（16BJL046）。

[2]王董，本科生，主要从事会计学等方面的研究。本文已发表于《中国发展》2019（2）.

[3]董梅生，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国企改革等方面的研究。

[4]宋文阁，刘福东.混合所有制的逻辑——新常态下的国企改革和民企机遇［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4.

[5]厉以宁.股份制是明确企业财产关系的最好形式［J］.中国劳动科学，1988（4）：47～48.

[6]剧锦文.国有企业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缔约分析［J］.天津社会科学，2016（1）：91～96.

[7]彭建国.关于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基本构想［J］.中国发展观察，2014（3）：20～25.(www.xing528.com)

[8]程恩富，董宇坤.大力发展公有资本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经济［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5（1）：116～128.

[9]夏小林.2014年：国企与改革（上）——兼评被污名化的“国资一股独大”［J］.管理学刊，2014（3）：1～15.

[10]卫兴华.为什么要实行和怎样实行混合所有制经济［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5（6）：3～6.

[11]谭江华.混合所有制完善导向下的国有经济布局再调整——制度优势与改革突破点［J］.现代经济探讨，2016（2）：64～67.

[12]马晓河.国企应在房地产等领域退足退够［N］.中国经济网，http：//news.163.com/16/0328/07/BJ7RR43A000146BE.html.

[13]周新城.谨防以推行混合所有制为名削弱国有经济［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12）：144～149.

[14]李锦.当前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趋势与建议［J］.现代国企研究，2017（9）：10～17.

[15]夏小林.国企混改不能搞大规模“抽血疗法”——与厉以宁教授商榷［J］.社会科学文摘，2018（1）：29～32.

[16]李济广.坚持正确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理念——兼与厉以宁教授商榷［J］.管理学刊，2016（3）：1～5.

[17]伍开群.混合所有制：过渡性制度安排［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7（3）：15～20.

[18]董梅生，洪功翔.中国混合所有制企业股权结构选择与绩效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17（3）：71～77.

[19]洪功翔，顾青青，董梅生.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共生发展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基于中国2000—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8（5）：68～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