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员间利益平衡与WTO机遇

二战后，在GATT磋商之初，包括英美在内的创始国家以“互惠”为原则，试图在成员方之间达成一种“利益平衡”。这种利益平衡为各成员自愿接受，使得GATT规定的权利义务得以合理化。因此，成员方一旦通过磋商达成一致意见，即在两方之间达成一种抽象的“利益平衡”。而当一方不遵守相关的义务，侵害其他成员方的权利时，这种平衡就会被打破。成员方可以诉诸争端解决，通过司法手段实现利益的“再平衡”。这种“利益平衡”的理念从GATT到WTO一直延续，成为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基石。

需要强调的是，“利益平衡”的概念是从国际政治的角度出发，强调国家利益至上，国家在履行GATT和WTO的义务和享有的权利时既实现了自身利益，又达成了与他国的利益平衡。然而，现实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平衡是动态的，随着国家实力和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使得稳定的多边贸易体制始终面临国家之间动态利益平衡所带来的冲击和挑战。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美日贸易摩擦加剧，美国动用单边贸易保护主义手段，GATT曾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乌拉圭回合谈判对争端解决的改革和WTO的诞生都是在这种外部冲击下得以加速推进的。

（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平衡发生变化

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快速崛起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对发达国家的沉重打击，推动了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变化。发达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国家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出现“东升西降”的趋势。

1.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瓶颈

21世纪以来，发达国家在经历了世纪之初的高速发展时期之后，面临自身发展的瓶颈。

首先，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动力不足。近十年来，发达国家未能出现大规模的科技革命，劳动生产率未能得到有效提高。在发达国家内部，经济缺乏增长动力。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经济陷入衰退，经历了缓慢发展的过程。经济增长乏力，为社会创造财富和提供工作机会的能力大大减弱。在这种情况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内部，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引发社会各阶层的撕裂。发达国家面临更为复杂的社会矛盾。

其次，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性问题未能得到有效解决。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首先在美国爆发，并蔓延至欧洲等发达国家。美欧通过量化宽松等货币政策刺激的方式来寻求摆脱危机，而未对经济进行必要的结构性改革。在美国，金融资本主义没有得以有效修正，即使是危机后推出的金融监管措施也被特朗普总统松绑。宽松货币政策推动资产价格不断创下新高，但对推动实体经济发展效果却相对有限。包括美国和欧盟在内的诸多国家通过制造业回流等方式来推动本国实体经济的发展，以促进就业。但现实是即使制造业回归发达国家，这些企业为了降低成本，采用自动化和机器人来代替人工，就业岗位也会大幅减少。制造业很难再成为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支柱。

最后，发达国家政府推出保守的经济政策。为了应对国内激化的矛盾，发达国家政客迎合国内选民情绪，助推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以美国为例，美国的特朗普总统为了实现“美国再次伟大”，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采取单边加征关税的方式对本国的产业进行保护。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关税措施，重新调整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贸易平衡，巩固美国的竞争优势以及经济霸权。然而，在世界经济深度融合的今天，全球经济的“蝴蝶效应”非常明显。美国的产业和公司是全球价值链的重要一环，美国政府的关税措施虽然针对其贸易伙伴，但会影响最终产品的价格。而当这些最终产品是美国公司的产品时，则关税措施最终会影响美国产品的竞争力。因此，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是暂时有限地保护了某个产业，但会间接广泛地给其他产业以及消费者带来负面影响。

2.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www.xing528.com)

经济全球化使得许多发展中国家融入世界，受益于二战后世界经济的增长，以贸易自由化和市场开放为核心的WTO多边贸易体制与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政策相结合，有助于这些国家吸引外资、扩大出口，带动其实现经济腾飞。更为重要的是，在向发达国家学习的过程中，这些国家得以利用后发优势，在经济和科技上实现快速追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在不断提升。特别是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经济实力的上升，推动其在G20国际经济合作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改革等方面进行深度参与。而国际社会为了达成共识，推进共同的行动方案，也不得不更多地倾听发展中国家的意见。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

3.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分歧

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同时，双方对全球化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作为此轮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许多发展中国家从原来最初加入时的抗拒市场开放到乌拉圭回合的谨慎市场开放，再到今天的积极推动市场开放和贸易自由化，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而发达国家成为全球化进一步推进过程中的保守力量。

另外，发展中国家不满现有国际体系权利和义务的分配方式，希望通过修改现有的规则来扩大自身的权利和国际影响力。发达国家一直以来掌握国际规则制定的领导权。面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发达国家不愿分享国际秩序的领导权和国际规则的制定权，而是通过双边施压的方式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进行打压，意在维护现有国际经济秩序，并对多边贸易规则实现有利于自身的调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核心议题上的立场不同和利益摩擦，使得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

（二）国家间利益再平衡带给WTO的机遇

GATT和WTO作为成员通过贸易磋商实现利益平衡的产物，在二战以来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协调各成员经贸关系的有效机制。然而，随着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竞争优势和力量对比的变化，WTO再次站在十字路口。多边贸易体制遇到如何进一步实现各成员利益再平衡的世纪之问。然而，挑战同样意味着机遇。主要成员实现利益再平衡可能会带给WTO新的发展机遇。

首先，高度依存的国际经济关系限制某一国家采取极端的调整行为。二战后，以GATT为代表的多边贸易协定通过削减关税和消除非关税壁垒，推动了货物跨境自由流动的国际贸易的发展。而WTO又助推了贸易和投资的有效结合，带来全球价值链的出现和扩张。在多边贸易体制的推动下，世界已经形成了以美国、欧盟和中国为核心的世界三大价值链主要区域。这三个区域不仅为世界提供生产和服务，更为世界提供重要市场，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成员希望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甚至是以“脱钩”的方式来维护其竞争的绝对优势。然而，经济的全球化和企业生产与销售的高度相连使得美国的这些“孤立政策”面临更高的成本。事实上，美国特朗普总统推行的加征关税的政策虽然以保护某些产业为目的，但实际上给美国的上下游企业带来重要的冲击。经济的融合实际上是利益的交融，在以选举政治为特点的美国，损害众多选民利益的政策无疑是走不远的。

其次，WTO为成员间利益再调整提供了机制。GATT的设计初衷就是通过实现成员间利益平衡来为成员的权利和义务提供合法性。而成员有效地履行GATT/WTO各协定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即是实现了成员之间的利益平衡。成员可以通过对现有的WTO各协定规定的权利义务进行修改和补充，通过和平的谈判有效地实现利益的再平衡。事实上，在现有的WTO改革的讨论中，美国强调要求中国从发展中成员毕业以及强化补贴等相关规定等，都是通过对WTO现有国际贸易规则的修改来实现美国认为合理的利益再平衡。而包括渔业补贴、电子商务等在内的新规则的制定，是通过权利和义务的分配来实现新领域的利益平衡，从而推动成员间利益整体的再调整。

最后，WTO作为多边平台在推动成员间利益调整上有着不可取代的优势。WTO各协定对164个成员有着法律约束力。成员对WTO有关规则的修改和新规则的制定，一旦达成共识，即在世界上绝大多数成员中发生效力，从而实现最大效率的调整。成员无须和其贸易伙伴逐一谈判实现双边的妥协，就能将其利益在多边范围内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对于中小发展中成员而言，WTO的这一优势尤为重要。这些成员因为自身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的限制，很难与发达成员拥有同等的谈判能力。然而，WTO多边平台给予了这些成员机会。这些中小发展中成员可以通过撬动多边谈判的影响力来提升自身的话语权，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多边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有其重要的地位。因此，尽管美国特朗普总统扬言退出WTO，但世界上的绝大多数成员仍然奉行多边主义，仍然是WTO多边贸易机制坚定的拥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