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7年8月，美国政府以“美国领导人换届”为由阻碍上诉机构专家任命。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将对上诉机构成员任命问题的不满扩大至上诉机构的司法裁判以及WTO争端解决机制。美国对上诉机构填补WTO法空白的法律解释表示强烈反对。它认为上诉机构对于法律的解释远远超出了WTO法的相关规定，限制了“美国为了公共利益进行规制和保护工人及企业免受不公平贸易影响的能力”。
2017年8月，美国政府以“美国领导人换届”为由阻碍上诉机构专家任命。之后，美国公开反对《上诉程序工作流程》的第15条，认为上诉机构无权决定上诉机构新成员的组成，认为DSB应讨论和解决如何处理由非上诉机构成员所做出的裁决。[145]美国在后来的DSB例会上反复强调应将解决上诉机构成员任命的问题作为优先事项。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将对上诉机构成员任命问题的不满扩大至上诉机构的司法裁判以及WTO争端解决机制。美国对上诉机构填补WTO法空白的法律解释表示强烈反对。它认为上诉机构对于法律的解释远远超出了WTO法的相关规定，限制了“美国为了公共利益进行规制和保护工人及企业免受不公平贸易影响的能力”。[146](www.xing528.com)
美国因此主张：首先，美国贸易代表（USTR）明确将保护国家主权作为重要贸易议程，并明确表示任何多边贸易机制在解决争端时“不得将美国置于任何美国政府和官员未曾同意的义务之下”[147]；其次，美国为了防止上诉机构的“司法积极主义”（legal activism）给美国利益带来负面的影响，明确反对上诉机构人员的任命，[148]使上诉机构面临瘫痪的危险；最后，美国主张对WTO争端解决机制进行改革，限制上诉机构的权力，使其能够依照WTO的规则进行裁判。[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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